我们在谈战史的时候，常说国军如何如何，不过国军实际上从来就不是高度统一的整体，它是由各个不同的军系和派系组成的，其源流之繁杂难以尽述。
从大的方面来讲，有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滇军、桂军、粤军、川军等之分。各军系追根溯源的话，有前清新军、有自建武装，甚至还有土匪、民团，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在国内战争中，其中很多系统的军队都是打过死战的，甚至团战也打过不少。所以彼此之间的新仇旧恨，可以说是一言难尽。
而且大家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个军系，其内部也有很多“山头”和派系。
其中独立性比较强，有统一领导的滇军、桂军暂且不说，而像西北军、川军之类，内部其实都是分为几大部分，各部分之间往往也都是水火不容。
比如四川内部的军阀乱斗就连续了很多年，自1910年代到1930年代初，四川省内的大小混战多达470次之多，战乱之频繁可见一斑。
而像老蒋的中央军，其实是在北上的过程中不断收编军队才得以迅速扩大的，所以有中央军嫡系和旁系之分。随着中央军雪球越滚越大，其嫡系部队中也分出陈诚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等不同的派系，各派之间也是内斗纷争不止。
在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初期，上述各军系之间的大小战争也很频繁。不过总体上说，老蒋通过各种手段对地方军系的掌控力度不断加大。
其中独立性比较强的晋绥军早在中原大战后就被迫缩编，规模大为受限；西北军、东北军失去首脑后，一部分直接投蒋，其余部分被收编，其中宋哲元系、韩复榘系尚有相当实力，其余实际已成为中央军旁系。
四川这边，川军流派多、军队多，但经过川康整军后，番号得以统一，中央军势力入川后，实际对川军掌控力度更大。
广东粤军方面，陈济棠倒台，余汉谋主粤后，粤军也重新整编，实际成为中央军旁系；桂军自“两广事变”后，势力拓展受限，只能自保。倒是龙云的滇军，在全面抗战前受到老蒋的控制比较弱。
这一时期中央军和各地方军的武器装备基本都是自己筹措，其中中央军的嫡系精锐整编为调整师，换装了比较整齐的武器和较多的轻重机枪。而且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头戴德式钢盔，所以现在有人称其为“德械师”，但实际上这是名不副实的。
不过尽管如此，考虑到当时中国军队总体的武器水平，这些调整师的装备也确实不错了。
在其他地方军中，实际也有自己的精锐部队。桂军后来编成的第7军、滇军的第60军、川军刘湘的嫡系部队、宋哲元的29军系等，其实武器装备都还不错，有的不次于中央军嫡系。而且这些军系，还有相当数量的库存武器。
不过也有的杂牌军装备一般，比如川军非刘湘系的部队和西北马家军等等，其装备情况就较差些。当然，这些军系的主要武器也都是自己多年来的积累，当时即便是投靠了老蒋，也多是得到军费补助，尚难以拿到多少军械补给。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方军都积极抗日，尤其当时尚不在战区的川军、桂军、滇军、粤军等均派出精锐参战，国军进入了空前团结的时期。当然在全面抗战初期，各路军队的损失也都很大，最初参战的精锐基本都是损伤过半。
战后的补充和扩军基本将各地方军系的库存武器消耗一空，而当杂牌军向老蒋请求补充兵员和武器装备的时候，却发现情况越来越不对了。
最开始的时候，补充还较为畅通，但打着打着就发现有的杂牌军的编制说取消就取消，而中央军的编制却越来越大。
在整补方面，无论是外援武器还是国内兵工厂生产的武器，中央军嫡系的整补力度都是越来越优先于杂牌军的。
尤其是对当时没有统一领导的杂牌军系而言，老蒋的策略是能编并就编并，甚至还出现了东北军有的部队用库存武器组建新军后，编制被直接拉走的情况。后来干脆东北军也名存实亡，有的直接被中央军化了。
对于有统一领导的军系，办法也是有的。韩复榘被枪毙后，其第三路军就被分化瓦解；川军的刘湘病逝后，川军实际上也被分化瓦解，部队逐渐被吃掉。
这种情况自然令当时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滇系的龙云和晋西的阎锡山极为警惕。对于下面各路杂牌军的军长、师长们而言，也都感受到了老蒋的寒意。
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国军部队，它并不是现代型的军队，其私人属性特别强。一旦没了军队，那么军长、师长们，甚至更高级别的指挥官，那就只能是坐冷板凳，喝西北风去了。
全面抗战初期，各部都拼得很猛，减员也很大。无论是桂军、川军、滇军、粤军，在当时会战中的伤亡我们都是有目共睹。但谁都知道抗战是非常长期化的，对于军阀属性很强的国军来说，到抗战中期时各种小九九就都出来了。
对老蒋来说，杂牌军的存在如鲠在喉，所以一直在通过各种方法编并、消灭杂牌军，其主要手段有：
第一：将杂牌军部署在一线或者敌后，损失大者不予相应补充，或直接取消编制或令其自然消亡；
第二：通过干预人事，将中央系军官掺入杂牌军中，实现换血，将杂牌军直接中央军化；
第三：以整编军队为名，限制和编并杂牌军的编制，使得其规模逐渐变小，最终结合上述两种手段清除掉。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很多投敌的国军部队（杂牌军居多）声称是以“曲线救国”的名义奉命投敌的。这个程度到底有多大不好说，但这些投敌后的伪军基本不跟国军作战却是事实。
抗战胜利后，除被我军消灭的伪军外，其在册数尚有六七十万人之多（不含伪警备队等），其中国军正规军投敌者有254300人，地方军投敌者126900人，被俘后投敌者110000人。之后这些伪军又被编并进国军系统，包括整编第74师这样的精锐部队中，也有数千名汪伪警卫军的士兵。
杂牌军投敌的情况暂且谈及与此，而其他的杂牌军自然也不是笨蛋，那么它们如何避免被编并和消失呢？
最普遍的一个手段就是消极避战，所以我们会看到日军往往以小部队就能将国军的整师、整军给击败。这不是说当时的军队真的就不堪一击到如此地步，很多时候是那些将领们担心战损过大直接被取消编制。
但是军队作战最忌望风而逃，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就会形成连锁反应，导致更大的失败。即便有的指挥官主观上想保存实力，可打到最后往往也事与愿违。
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即是如此，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大背景下，狂徒末路的日军依然能在上千公里战线上取得那么大的战果，这是很令人吃惊的。
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加速了老蒋整军的决心，自1945年初到1945年底，国军陆军军的番号裁撤了30多个，师的番号裁撤了100多个，也就是说大约三分之一的番号不复存在。
当时理论上的番号裁减是“平均裁减”，中央军和杂牌军都缩编。实际操作中，中央军取消的番号都是些临时和地方部队，杂牌军却是缩减主力军。而在调整整编中，又通过干预人事使得部分杂牌军中央军化。另外通过新成立部队补充中央军。
因此最后裁军裁下来，杂牌军的实力被极大弱化，即便是桂系最后也只保留了三个军。由此使得中央军在抗战胜利后，具有了绝对的优势。在紧随其后的整编师调整中，杂牌军又被压缩了一轮，实际使得中央军的体量优势更大。
在编制压缩裁减的同时，武器装备上的待遇则相差更大。
抗战后期，国军大量接装美援武器，13个美械军中除了一个中央军化的53军外，其余连番号也都是中央军的。
这些美械军军有美式105毫米榴弹炮营，师有美式75毫米山炮营，团有战防炮连和迫击炮连，有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甚至60炮都是装备到步兵连的，步兵班除了轻机枪外还有冲锋枪。
除了这批美械军之外，青年军、交警总队、海空军、装甲、炮兵等特种部队，也全部是中央军。
而给杂牌军的美械只不过是划拨了些冲锋枪、60炮洒洒水而已，至于装备尚好的杂牌军，那也多是被老蒋直接抓包，被夹着走了。
日本投降后，国军接受130万日军的武器装备，并以这些日械为基础大量换装部队。大批中央军部队又换装日械，杂牌军中条件好的还能享受日械武装待遇，条件差的只能是用国械、杂械武器了。
比如我们之前讲过的傅作义系最精锐的35军，该军实际上除了配属一个美式汽车团外，别的武器装备跟中央军嫡系是没得比的。
新1军这样的部队，光是冲锋枪就有4000支，35军直到被歼灭时也只有不到400支。
像从美式105毫米炮到60炮之类的各类火炮，35军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有3门105榴可用，至于其他从师级到连级的火炮配置，那都是被全面碾压。
不夸张地说，傅作义手里最精锐的35军，在武器装备方面恐怕连中央军中等装备水平的部队都达不到。
而打仗的时候，老蒋和中央军还是老样子，最危险的活儿留给杂牌军，补充更新装备的时候却没杂牌军的事儿。
比如鲁南战役我军获胜后总结了国军的两个弱点：
第一：中央系与杂牌的矛盾，冯（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部极受歧视，要求装备改善不准，作战不给丝毫机动。51师全师部署，连一个营一个连的位置都是徐州绥靖公署指定，其114旅旅长李步青带一个团守备峄县，归马励武（整编第26师师长）指挥，不准51师过问。
第二：分兵把守，互不增援。如51师、26师各分布于峄枣、临枣、向城、兰陵等地，周毓英（整编第51师师长）要求集中，绥署不准，当26师被攻，51师不管。
类似这种情况其实是很普遍的，由于长期的积怨甚深，中央军和杂牌军的矛盾几乎已经不可调和。到后来很多杂牌军干脆就起义了，比如大家都知道的60军长春起义。
60军起义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50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功勋，这都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了。而通过以上的阐述，也希望大家对当时国军中央军和杂牌军之间的情况能有更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