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日行千里，你是日行万里，施工进度好快啊！”
1959年10月，毛主席巡视了国庆献礼的十大工程，得知人民大会堂只用了10个月建设完成，整体面积比故宫还大，而故宫花了10多年才完成，忍不住对万里进行表扬。
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工程之首，周总理任总指挥，万里具体负责各种事务，任副总指挥，这时万里还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第一副市长。
对于人民大会堂的建成，中央提出了3个数字，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1年内完成，后来在具体设计的过程中，功能又在逐步扩充，建筑面积超过17万平米，每天参加施工的人数有14000多人。
在施工期间，万里每天在工地爬上爬下，日以继夜指挥着工人们施工和休息，经过10多个月的攻坚克难，解决了很多技术难关，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
在万里的执政生涯中，完成了很多艰巨的任务，包括后来建设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去安徽执政，面临着减贫的“老大难”。
万里20岁入党后，在邓小平的麾下工作，长期跟着邓公南征北战，是邓小平的得力干将，两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特殊时期，邓小平同志“三上三下”，万里也跟着老领导起起伏伏历经风雨。
有一段时间，万里被“监护”在北京卫戌区，家人给他送来了《鲁迅全集》，认认真真读了两遍。
万里还静下心来读了很多马列毛恩斯的著作，在书中寻找能够解决中国现状的理论依据。
那段时间日子虽然过的清苦，心理压力也很大，但对万里来说，也是难得的清闲时光，他回忆道：“能够坐下来读书是不幸中的万幸。”
1977年6月，邓小平复出后，61岁的万里被中央安排到湖北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老领导。
邓小平认真地对万里说：“先不要急着走，再等一两天。”
邓小平找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万里的能力很强，到湖北任职是大材小用，那时安徽的问题更严重，急需一位得力干将去处理，万里去那里正合适。
中央领导班子研究后，同意了邓小平的看法，提议华国锋同志让万里去安徽，于是万里来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
安徽是多灾的农业省份，长期遭受错误路线的'破坏，是重灾区，万里到了安徽后，当地农民的穷苦还是让他吃了一惊。
全省有28万多个生产队，但只有10%的农民能维持温饱，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很多家庭穷得揭不开锅，衣服裤子都没得穿，连牛都瘦骨嶙峋，平时很少有草吃。
临近过年时，农民们没有粮食，吃不上饺子，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只能躲在地锅里取暖，日子过得比杨白劳还苦，要知道杨白劳过年还能吃顿饺子，给喜儿买红头绳。
万里得知情况后，命令农业部门开仓放粮，每户发5斤面过年。
平时干部们要找万里，经常找不到人，万里一有空就“微服私访”去了。
万里下乡调研时，平时身边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陪同，车开到当地后，自己下车走路，直接到农民家里去看。
每次出行时总是说走就走，随时可停，事先也不会给地方打招呼。
到了肥东一个张姓农户家时，万里发现这家老百姓生活非常困难，一对夫妇生了5个孩子，土坯房子里空空荡荡，只有一床看不清花纹的破被子。
万里惊讶地问道：“只有一床被子？”
男主人无奈地说：“有被子盖就不错了。”
万里感到十分心酸，难以想象7个人是一床被子怎么盖的，睡觉只能凑合了。
外面的一间屋子里有口破锅，盖子用稻草编的锅盖，万里把锅掀开一看，里面是胡萝卜缨子煮的粥，还有一些地瓜面。
这么一点点的东西，也不够一家人吃顿饱饭，关键5个孩子正是嗷嗷待哺的年纪，粮食不多，就只能饥一顿饱一顿。
到了定远县时，有位农民正在挑担，万里跟他聊起了天，询问了家庭情况。
由于经常挨饿，这位农民看起来没精打采，连挑担也有气无力。
问起老乡有什么需求时，老乡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
万里到了金寨县一位红军烈士家里时，有个中年妇女从屋里走了出来，衣服很破烂，这时天气非常寒冷，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窝在炕上取暖，身上盖着破布，由于没有裤子穿，压根没法出门。
走了一圈后，万里发现很多农民的生活水平很低，家里都没有像样的木制家具，连桌凳都是泥土坯的，家里大多家徒四壁。
万里长期在城市工作，没想到解放几十年了，安徽农村竟然还这么贫穷，简直难以想象，但老百姓们都非常淳朴，要求都不高，只要能吃饱饭就行。
还有很多老区人民曾经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解放后食不果腹，甚至衣不蔽体，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这一天，万里给最困难的金寨县拨了救济款120万元，还有14.5万斤棉花和18万尺棉布，以及50万斤粮食，要求村干部赶快发下去救急，让农民们吃几顿饱饭，做条棉裤穿。
但万里也知道，这救济款和物资只是临时救助，不能长期解决困难，最终还是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1977年冬天，安徽省委接到了沿海等地方的电话，请求派人去查看，万里等人来到了凤阳县，了解到更辛酸的情况。
凤阳县是朱元璋的故乡，这里也是严重饥荒，穿着破破烂烂的农民们成群结队到了火车站，万里等人到火车站时，发现一批批的农民正扒车逃荒外地。
据了解，凤阳当地有13000多人集体要饭，虽然县委采取了措施，如果村干部带头要饭就立即撤职，但还是有很多人逃荒。
万里的人到村里查看，发现很多农户家里一贫如洗，很多屋子连门都没有，10户有5户没桌子，很多人家没有水缸，家里被子不够盖，连碗都没几个，如果不去要饭没法生活。
万里气呼呼地跑到县里了解情况，有干部表示：“这里是朱元璋的老家，朱元璋本来就是乞丐出身，到了冬天，老百姓有外出要饭的传统……”
万里气得拍桌子：“我不相信谁家有粮食，还会外出要饭。共产党就要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谁不能解决，谁就得垮台！”
从农村回到省城后，万里找到省委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周曰礼告诉万里，农村经济正在崩溃边缘，劳力消极怠工，在此之前全国上下学习大寨精神，但安徽学不起来。
万里也认为，大寨是一个好典型，但农村的条件千差万别，安徽要实行适合自己的方法。
1978年的秋天，安徽10个月没有下雨，河水断流土地干旱，连野兔都渴死在路边，万里向北京有关部门求援，紧急调来100多辆汽车和钻井队，先解决老百姓的吃水问题。
为了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万里和省委部门的领导走出了冒险的一步棋，借一些地给农民种麦子，也被称为“保命麦”。
先从柿树公社997人的黄花大队开始，以“借地度荒”为名，下达了977亩小麦和49亩油菜的种植任务，并承包到户主名下，随后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的农户也偷偷承包了土地。
由于长期干旱，土地非常硬，连牛都耕不动，农民们只能用铁锹耕地，甚至用榔头敲打，如果人手不够，就请来亲戚朋友帮忙，没日没夜的耕种，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
水源通常比较远，有时要跑几里地才能挑回来，但大家都不觉得累，地里一片繁忙的景象。
“借地度荒”是包产到户的一种先行形式，不过整个生产的经济核算和收益依然由集体组织统一进行。
在具体执行时，各个地方的政策因地制宜，凤阳梨园公社严岗大队执行的是“大包干”，不再由集体统一核算，而是直接向国家缴税，完成收购任务。
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是凤阳梨园公社最穷的生产队，政策到达该生产队时，有人提议直接包干到户。
那时全国并没有大力实行包干到户，小岗生产队的做法，冒着巨大的风险。
小岗生产队的18个农民聚在一起开会商量，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不吃国家的救济粮，把包干到户执行到底。
这18个农民是先行者，他们在开会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要是被上级领导知道了，罪名可不轻，说不定有“杀头的风险”。
农民们严肃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按下了指纹，如果成功了，每家每户向国家上交粮食，如果不成功，杀头坐牢也甘心，其他社员负责把他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
农民们的行为，受到了万里的鼎力支持，眼看土地都分出去了，肥西县领导们有些慌了，万里在省委会议上表示：“是我主张包产到户小范围试验，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等秋后总结了再说。”
这一年，肥西县获得了空前大丰收，夏季小麦总产量达3000万斤，1979年向国家贡献的粮食是1978年的3倍，获得金质奖杯。
虽然很多人质疑，包产到户和解放前单干一样，是开历史倒车，但万里依然力排众议，顶着压力坚持了下来，大江南北的老百姓们向万里表白：“要吃米，找万里。”
在安徽执政之前，万里从来没搞过农业，建设的人民大会堂创造了建筑奇迹，执政安徽期间，更是创造了减贫奇迹，尽显政治家的胆略和智慧。
正是包干到户的政策，让中国农村走向历史大转折，从此中国农业和经济焕发出无限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