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伯重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国际著名经济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 全国大学都关闭了。到了1971年5 月，毛泽东发出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 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谨遵这一 “最高指示”，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招生，取消文化考试，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这是“前门”，在过“推荐”“批准”和“复审”这三关时都大有讲究，“黑崽子”基本上是没有希望通过的。在当时进大学，无论是“前门”或者“后门”，最大受益者是“文化大革命”中发迹的新权贵的子女，出身于工农家庭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年，其实只是陪衬。张春桥的女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依靠其父的权势，当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后，就堂而皇之地参了军，从而不必像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做“社会主义新农民”。而到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她又一路顺风地从“前门” 进了大学。如果有过硬的“关系”，或许有可能从“后门”进入大学。但是对于我来说，出身既“不好”，又没有“关系”可依靠，因此无论“前门”还是“后门”，都是紧紧关闭着的。
1972年5月，北京大学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江青、姚文元等人也出席了这次活动，会议特意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并重点指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自此，全国各大学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有一天，我在云大看到新生入学的场景，心里五味杂陈，充满了说不出的滋味。虽然我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即使进了大学也学不到多少知识，但是我还是非常羡慕这些工农兵学员：毕竟他们衣食无忧，有书可读，也有时间可读书呵！家父看到我心事重重，便很恳切地对我说：“伯重，依照我的处境，你要想被推荐上大学，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但是你要想清楚上大学是为了什么。如果是追求真正的学问，那么在现在这种大学中很难做到，因此上不上大学并不重要。你在家里跟我学，一定可以学得比大多数工农兵学员更好。虽然不能上大学，只要你努力，你就一定会成功，成为一位真正的史学家。”你要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做人不可自大，亦不可自小。我仔细玩味他的话，认为非常正确，绝非用来宽慰我的 “酸葡萄”之语或“阿Q精神胜利法”。于是我便心平气和地对待不能上大学一事，深信只要自强不息，老天终会开眼，天无绝人之路。
然而，要读书，还必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首先，要有一个可以放下一张书桌的场所。1971年，我家被逐出原住房。我家七口人，和另外一家五口人，同挤在一套住宅中。由于空间狭小，家里只能放置高低双层床睡觉，连做饭的地方也没有，只能露天做饭。正如家父1980年9月18日日记所云：“自1971年迁此，踞促斗室中将十年，但能食宿，不能工作，甚以为苦。”此时连放我睡觉的床的地方都没有，遑论看书写字之处！在家父的支持下，我和朋友们用土坯和石棉瓦搭建了一间简陋的小屋，仅可以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这间小屋冬寒夏热，蚊虫、蚂蚁横行肆虐， 一遇刮风，尘土和树叶就从石棉瓦缝隙中簌簌而下。但是家父用刘禹锡《陋室铭》里的名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来宽慰我，用孔子赞颜回的话“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来勉励我。其次，读书要有时间。1967年10月，中共中央下令中小学复课，而此时的中小学被定位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主要任务是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我到昆明第十三中学教书，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这些活动中，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我向家父抱怨没有时间读书，他引用陶侃的话对我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并谈到董遇的“读书三余法”，说一个人只要想读书，时间一定可以挤得出来的。在那种逆境中，这些鼓励给我极大的精神力量，使得我不敢松懈，抓紧工作之余的每一点时间，躲进小屋埋头读书，并以鲁迅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之句自我解嘲，并且自得其乐。这间小屋成了“我的大学”的课堂和宿舍。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最为幸运的是我有一位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家父热爱学术，渴望有人能够跟他学习。当时云大历史系革命委员会分派给家父和其他“老家伙”们的任务，是在工农兵学员进校前，去为新生打扫宿舍；到新生入学时，列队到学校大门，欢迎新生，抢着替这些年纪相当于自己孩子的学生背扛行李；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工作。特别是家父，因为是“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当然没有资格去教那些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使命的工农兵学员。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他唯一可教的学生只有我。
家父一再教导子女和学生：“读书必有得力之书”，“一个人做学问，总要有几部得力的书是写在脑子里，如此，一辈子受用不尽”。对于一个有志于历史的青年，这种得力之书首先是史学名著。从乡下回来后，在家父的指导下，我继续努力研读《资治通鉴》。此时家父从一位历史系青年教师手中买得一部中华书局出的标点本。此标点本系“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出面， 邀请聂祟岐、王崇武先生等多位著名学者，以多年之力完成的，是集一代学者之力的杰作。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们所作的标点，也难免有一些可商榷之处。由于反复细读《资治通鉴》，我发现了一些标点不妥。根据我对有关史实、史事的理解，并查阅前四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有关记载，我把《资治通鉴》标点本中的标点错误作了一番梳理，写了一个详细的纠错表。这个细读过程，对我的史学基本训练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同时，在家父的鼓励下，我也尽力搜寻并阅读了一些当时尚可找到的西方史学名著，如普鲁塔克的《梭伦传》、兰克的《教皇史》等。读这些著作，也使我多少得知一些西方史学传统。
由于我对经济史特别感兴趣，家父指示我必须学习经济史学的名著，以此为榜样进行研究。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找到的经济史名著寥若晨星。我读得最认真的是日本学者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考证》，该书对我以后的治学具有很大影响。此外，当时还能找到一些苏联学者写的经济史名著，如梁士琴科的《苏联国民经济 史》、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等，也是当时我用心读过的书。
法国年鉴学派的旗手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家父自己从年轻时起就很重视史学理论。在我自学的过程中，他经常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在1980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没有西方经济史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著作可读。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家父让我阅读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一些苏联学者写的经济史学理论名著，如梅伊曼和斯卡兹金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波尔什涅夫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他说：这些苏联学者虽然教条主义严重，但治学态度仍然十分严谨，穷数十年之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了一个 完整的经济史学理论体系，因此仍有其学术价值。阅读这些著作，使我第一次接触了一种系统的史学理论；而对这种理论的思考，也使我获得一种理论的思考能力。 几十年后，我在国际会议上与俄国同行谈天时提到这些著作，他们不禁感到十分惊讶：想不到还有中年一辈的中国经济史学者读过这些著作。
由于家父的指导，我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虽然历尽艰辛，但却始终坚持自学，不敢自暴自弃。在十分艰苦和险恶的环境中，不仅自修完了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课程，而且还自学了英文。借用高尔基著名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的书名，这段灾难深重的岁月成了“我的大学”时代。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还只是一个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中学生，那么经历了这个“我的大学”，我已走上了一条以史学为自己毕生事业的“不归路”。而把我带上这条路的人，正是家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