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策略生成的对抗性是作战体系构建的重要需求，孙子兵法所蕴含的体系思维、对抗思维、辩证思维，能够为形成体系对抗策略、主动创造复杂性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本文尝试以结构化解读孙子兵法为起点，通过凝练流程化的构建体系对抗策略生成方式，构造形敌塑势对抗策略生成过程，提出了“确认（Confirming）—升维（Dimension Expanding）—优势（Contributing）—构造（Constructing）”的生成逻辑和运用流程，强调了在主客、攻防、时空、意图等多个维度确认对手，主动升维创造复杂性、构造奇，以奇正的相互关系创造新的行动方向和体系能力，并以高端战争为背景，运用提出的“CDCC”流程，结合新时代的运用需求，提出新域攻势拒止概念构想，能够为构建体系对抗策略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孙子兵法》 体系对抗 奇正转换 新域新质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4年第6期

作者简介：聂璐，中国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统筹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建设”，为联合作战体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可能长期存在的大国竞争环境中，为和平稳定发展主动创造有利的安全环境，逐步塑造新的世界秩序和安全格局，从体系和策略层面借鉴古人智慧认识战争、理解对抗活动运行规律，或许能够不囿于唯技术论，以更高的层级、更长的时间尺度看待对抗和战争，从而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特别是从对抗角度发掘技术创新和应用潜力，主动创造相对优势和复杂性，对体系对抗策略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通过结构化视角理解孙子兵法对对抗性体系构建的指导作用，重点以奇正的转换机制作为新域新质力量建设的借鉴参考，形敌塑势，为对抗性体系构建提供方法基础。

一、孙子兵法的结构化解读

从结构化视角解读孙子兵法是构建对抗体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的重要手段。《孙子兵法》对科学方法的使用，在中国古代学人中十分罕见，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最早提倡对社会现象采取科学分析方法的，书中包括若干量化评估的观念以及对自然法则的引用。在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中，孙子是一位孤独的先驱者。孙子尤其强调类似科学方法所重视的客观的、逻辑的和有系统的现象分析方法，为形成具有边界和通用性的一般流程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体现在体系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

（一）孙子兵法的结构化思维特点

在技术至上盛行的时代，对抗思维对装备研究和作战研究的价值尤其珍贵，也是孙子留给后世的重要财富，其中蕴含了对抗行为的第一性原理，“以利动之，以卒待之”“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值得高度重视的是，对抗活动并非在既有规则下的竞赛，而是要破坏规则、利用新的要素创造新的、有利于我且不利于敌的新规则、新环境。博伊德的代表作《冲突的类型》正是受奇正思想启发，注意到了形敌（shape）的作用，意在塑造敌人对世界的理解，从而操纵其制定计划和行动，实现“指挥敌人”。在其提出的“OODA”循环中，制胜关键是“进入对手OODA环作战”，利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塑造和利用战争的不确定性和混沌性，使己方改变态势的速度快于对手理解态势的速度，从而使己方的“OODA”循环的运转比对手的更快，为对手带来恐慌和错觉，实现打击的突然性。

体系思维以及系统工程方法是近代以来复杂系统研究的重要范畴。以作战活动分解要素和关联关系分析为主要手段的流程方法已经成为体系设计和分析的重要的工具。体系（system of system）一词最早来源于地理经济学家布莱恩·贝利（Berry J. L. Brian）在1964年关于城市系统的论文，尽管体系与体系工程尚未形成统一和广泛认可的概念定义，但其主要特征则表现为构件系统运行的独立性、分布性、涌现行为、演化过程，以及归属性、互联性、异构性等。孙子作战活动的筹划到具体展开，都渗透着体系思维，战略要素要全面掌握“道、天、地、将、法”五个要素，具体还要从七个方面（“七计”）细致分析，选拔评价将领要从“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分析，判断胜负的条件也形成了五条具体的准则。

辩证思维是孙子兵法区别于其他军事著作的重要特征，其中反复提到了优势劣势、主动被动的相互转化和对立统一，全篇贯穿了阴阳、寒暑、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利害、全破、众寡、奇正、虚实、分合、乱治、怯勇、强弱、主客等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的要素。特别可贵的是，提出了类似“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这样能够变被动为主动的辩证思维，为将勇毅、爱兵如子固然可贵，但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常规的优点达到极致，都有可能转化为授人以柄的弱点。在战争进程和战争手段走向智能化的今天，思考取胜之道，特别需要关注机器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机器加速了对战场信息的处理速度，但作战活动空间的特殊性决定其是一种无限外延问题，信息优势仍然面临着技术边界和规则边界，片面强调快可能会形成新的弱点，为慢就是快、弱就是强创造了可能性。

创造思维是孙子在作战运用中的重要闪光点，先胜而后求战，主动创造奇、运用奇，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实现从“胜可知”向“胜可为”的转变过程中，人的主动性、创造力是寻求新的变量和制胜之道的根源。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在技术快速迭代进步的时代，创造力或者想象力，作为装备发展的指导作用尤为明显。《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丰富了孙子兵法奇正思想的内涵，提出了如何运用正兵和奇兵，如在政治手段和军事行动、正面进攻和用计铺谋、主攻方向和机动方向、守备部队和迂回突击之间构成了奇和正的转换关系。古人在讨论战争中所谓的“奇”，尽管包含了天气、民意、地理等要素，但受限于科技水平，相比较而言，其可用的物理要素非常有限。当今在电磁、网络、地理空间，人类可以创造、存在、行动的范围急剧扩大，主动谋划在具有重要战略和军事价值的领域开展技术攻关， 就可能在新的领域、新的存在空间、新的运用模式方面，达成人为创造“奇”的可能，这是技术赋予了创造“奇”的条件， 也将“奇”的内涵更加物化了。

（二）孙子兵法的结构化思维再解读

研究、运用孙子兵法的文献，粗略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考据派，试图以考古的方法和思维追求字句精准；另一种是演绎派，发挥引申，现学现用；第三种是实证派，以古今战例解释兵法，总结、验证规律，但也可能存在幸存者偏差。还有一种是结构化思维带来的流程化工具，从孙子兵法中提炼对抗手段和影响作战的关键要素。博伊德从奇正思想出发，认为“奇”的目的是让对手难以判断、难以认识，从而陷入决策困境，进而发展出了著名的“OODA”循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种凝练可操作流程的思维方式是重新发掘典籍的一把钥匙。

本文尝试借鉴奇正思想，提出一种构建体系对抗策略的流程，以此作为设计对抗体系和作战概念的参考，可以总结为“CDCC”（Confirming，Dimension Expanding, Contributing, Constructing），即“确认—升维—优势—构造”。“确认”是将战争形态、战略意图、技术运用等多方面分解为相互独立的要素，在各个维度上确认敌人；“升维”是分析敌我优势后，主动升维，寻求任务空间的扩大，扩展新的可以行动的空间；“优势”是在新的维度构造作战优势，选择一种可以主动形成“奇”的技术路线或进攻路线；“构造”是综合原有维度和技术手段，结合敌我态势和威胁，灵活运用原有手段和新的作战要素，改变、塑造敌人的行为模式，在体系层面获取主动权。

具体展开看，确认是一种拆解和变换，将各种因素分布在相互独立的不同维度上，类似线性空间的一组基，可以是作战想定中的敌我意图，或者作战时间、空间的相对关系，不仅是知战之地、知战之日，更可以在各个维度上定量分析敌我之间的差距和特点，从而做到胜可知。

升维是在建立分析对抗优劣势的框架后，先为不可胜，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提出技术创新途径和突破后的运用可能性，在火力、机动、信息等不同方面，从新的维度形成相对差异，而且还可以用一个维度的优势弥补另一个维度的劣势，攻其所不守。

新的维度意味着技术门槛和装备编成的变化，优势的内涵是将技术优势转换为行动优势，强调作战活动的动态性，利用新技术主动构造的“势”可以迂回调动敌人。以控制系统为例，升维以后的输出是奇，反馈形成的是势，对系统状态空间的扩展产生了新的运用模式，不只是奇与正的相互转化，更多的是带来了高维系统的复杂性。

构造是从胜可知到胜可为的最终转变，主动通过技术创新构造奇，创造新的运用空间，极大地扩容了奇正之变的内涵，以新的“势”创造新的“形”，由点到面构建虚实、塑造对手，类似从动力学到运动学的变化，迫使敌人的行为方式发生改变，顾此失彼。

二、“CDCC”升维形敌的运用案例

在充分研究对手、认知环境的情况下，主动去构造奇、运用势，通过制定战略和技术手段形敌制胜，在战略、体系和技术层面都有重要的应用范例。特别是对于奇的物理属性，在技术赋能的条件下，为“CDCC”的具体应用提供了诸多途径。

（一）战略层面的应用

抵消战略是美国冷战后成功实施的技术升维措施，作为美国保持军事优势所采取的重要战略方针，抵消战略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和验证，被事实证明了有效性，其核心是依靠技术创新抵消对手的军事能力，尤其是数量优势。第一次抵消战略是美国以核武器技术优势抵消苏联常规军力的数量优势，舍弃常规战争数量对抗的遏制思路，以核威慑有效抵消苏联庞大的常规力量。第二次抵消战略是美国以信息技术和精确打击能力抵消华约常规武器的数量优势，在核平衡逐步让常规战争重新走向对抗前台时，利用电磁和信息领域的技术进步，成功抵消了对手在火力和机动方面的优势。空地一体战是针对苏联的军事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海湾战争中得到了验证，精确制导武器深刻改变了战争形态。与之类似的是，美国以常规力量（星球大战计划）的扩展成功创造了新的优势，“那些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的民族，总能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面对苏攻美守的战略核力量相对劣势，美国建立空间武器系统以应付战略核武器攻击。“高边疆”战略抢先发展新型太空地缘战略，迫使对手不得不跟随美转向新领域对抗。苏联也随之陷入了资源投入的泥潭，成为其崩溃的重要因素。从其成果看，星球大战计划不仅成功塑造了对手，还构建了整个防御体系的雏形，其诸多遗产为后来的可重复使用火箭、导弹防御体系、空间攻防装备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二）体系层面的应用

冷战时期的大规模海上对峙具有显著的体系对抗特征，苏联通过1973、1979年在地中海的两次大规模海上对峙，迫使西方势力回退，取得了地中海的部分制海权，并且占据了中东局势的优势地位。1973年，苏军以近战火力优势，向对方航母进行了抵近、飞越、侦察，使美军无法发挥远程作战的优势。1979年，苏联军舰再次以美国航母为实体目标，进行了反航母军事演习，引起了美国海军的巨大震撼，美军开始着重发展打击苏联水面舰艇的反舰战术。苏联则着重解决发现、识别和跟踪航母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苏联以图-16RM电子侦察机和图-95RT远程雷达搜索飞机为主体，构建了“成功-1”（MRSC-1 Uspekh）海上监控系统，但随着美军航母装备F-14战斗机和AIM-54远程空空导弹后，图-16RM和图-95RT不仅无法接近航母，更难以覆盖苏联海军的活动海域。苏联没有走盲目跟随发展的老路，而是主动升维，开发了“神话”（MKRC Legenda）天基海洋监控系统，由US-A（A为Active，主动）雷达侦察卫星和US-P（P为Passive，被动）电子侦察卫星组成星座，可在全球海域发现、跟踪航母编队。其中，前者运行轨道较低，创新采用了核动力维持轨道高度，但这两种卫星寿命不长，战时需要补网发射，以确保对预设海战场的数据刷新率。天基支援力量为苏联反航母作战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其获取的航母坐标不仅可以通过数据链传输到苏军的轰炸机群、潜艇群和水面舰艇群，还可以为远程反舰导弹提供中继制导。苏联没有完全效仿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发展路径，创新地采用新的技术途径，跨域集成空、天、海、潜各域的侦察能力与进攻火力，构成了对美军航母编队的立体跨域围攻态势。苏式反航母作战体系的建设思路，对海军这种依托大量投入的兵种建设和作战体系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技术层面的应用

1945年，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 等在《科学：无尽的前沿》剖析了科学技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并强调了政府在支持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角色，为长期发展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随着与苏联竞争的加剧，美国成立了NASA和DARPA，促进资源整合，系统性地培育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20世纪60年代，地面防空系统开始走向实战，制空权的天平开始向防御一方倾斜，美军在越战中只能采用击溃防空系统关键节点的方法，攻守之间的平衡势必将作战活动引入数量之争，在机动性能和速度难以提供新的升维通道的情况下，向电磁领域扩展，为获取新的优势提供了重要途径。DARPA成功研制了“Have Blue”隐身验证机，为后来的诸多隐身飞机提供了重要基础。其主动将传统战斗机在空间域的机动、速度、火力能力升维到电磁域，不仅为飞机提供了新的设计变量，更创造了新的对抗空间和生存空间，战斗机的生存法则也从能量机动转变为信息机动，从“CDCC”的流程看，隐身技术是飞行器在三维空间运动之外的升维措施，形成了低可探测度的全新优势。而在构造环节，新一代战斗机也综合考虑了机动、打击、隐身等诸多要素的均衡。

三、新时代背景下的应用设想

在新一轮抵消战略和高端战争的宏观背景下，如何从体系角度构建对抗策略、凝练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战略价值和实施路径，是时代赋予的重大命题。本文对奇正转换关系的结构化解读、流程化表达的尝试，意在通过构造和运用“CDCC”流程，在对抗活动中创造偶然性和复杂性，对于对抗性体系设计和新型作战概念开发具有参考价值，并以高端战争为对象，运用“CDCC”流程，提出了新域攻势拒止概念设想。

新域攻势拒止意图摆脱同维的数量竞争困局，即避免被迫卷入进攻上的更快、更精准、更隐蔽的同维较量，转而在战略上以攻代守，通过技术突破来实现更高维的军事存在，创造新的进攻通道，迫使对手进入守势或无可守之险，从而塑造对手的行为，使对手被迫跟随选择类似的技术路线和战略思路，再借主场之利，耗散其进攻企图。

（一）威胁认知

重回高端对抗既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的重大战略调整，也是美国遏制战略的调整，旨在利用国际盟友关系，深度介入甚至主导国际军事格局走向，运用综合手段形成遏制合力，再一次遏制潜在对手崛起，维持冷战结束以来美称霸世界的单级格局。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以高端常规战争能力建设，形成一体化威慑。2021年4月，美国国会在《重新强调大国竞争：对于国防的影响》对高端战争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高端战争是指对具有相近军事能力的对手进行大规模、高强度、技术先进的常规战争。其所谓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也是企图通过颠覆式创新恢复常规威慑，聚焦于智能技术和作战概念创新，使其战略对手倾力打造的“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归零”，恢复其全球军事行动的自由。2022年以来提出的“第X抵消战略”，更是把打赢智能化战争作为核心目标，全面拥抱分布式、基于网络的作战概念。

美国对高端战争的政策解释和准备，其本质是多域混合战争，意图使用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通过经济制裁、军事威慑多维措施压制和削弱对手，维护国际霸主地位。从攻防关系看，敌为攻，我为守；从地理空间看，敌为客，我为主；从时间维度看，更趋向于缺乏长期谋划的短期战术行为。急于遏制对手，意图挑起战争，并加紧战争准备，将对手拖入战争泥潭是其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因此，一方面需要客观认识到美国在传统军事对抗上稳固占据军力和技术优势；另一方面需要在策略上，主动创造新的运用要素，不能“与龙王比宝”，避免走机械跟随模仿发展的道路。

从实施层面看，美国各军种有针对性地整合现有作战资源，试图巩固其在传统域的领先优势，提出了应对高烈度对抗和拒止环境的改进方式，如陆军“多域战”、空军“穿透式制空”、海军“分布式作战”等作战概念，均试图保护高价值装备、获得更多信息资源、提升作战网络重构能力，保持作战韧性和生存能力。另一方面，高端战争提出的具体措施，如发展无人作战力量、开发新型作战样式等，显示出其主要策略是充分利用现有作战力量和资源，以智能赋能发挥最大效能，内核上是提高装备运用的效能，在技术研发和平台建设上鲜有重量级的资源投入，从侧面反映出其庞大军事资产既是优势也是负担，存在技术惯性和路径依赖。战略上则急于求战，设定时间线，遏制对手的发展潜能，也暴露了其弱点，为提出对抗性策略提供了空间。综合来看，敌我皆有升维扩展能力，敌整合资源，我有后发优势。

（二）升维构造

大国博弈是军事、经济、政治、技术领域的全方位对抗，时间在弱势、守势一方，通过积累可以增加装备，更可以获取技术优势，进而转化为运用空间的维数增加。一方面，需要以更长的时间尺度换取大国对抗格局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新域技术能力，主动升维，转移对抗方向，利用新域技术的阻隔性、新质军事存在的隐蔽性、跨域打击的突然性，颠覆对手在传统作战域的优势核心。

存在层面的升维是公域到达、存在、机动能力的扩展，全球公域泛指任何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及其资源，具有公共性和非排他性，其重要特征是需要雄厚的技术基础和长期积累，主动发掘新的公域存在能力，不仅是将技术可及的边界转化成对抗上的空间优势，还可以在数量、技术、空间等可供选择的对抗手段方面更加多样，同时使运用的复杂度急剧上升。

运用层面的升维是在新域军事存在的基础上，实现多域的作战响应。主动升维需要通过技术突破，在更高层级、更广阔的作战域具备军事行动的能力，如由浅海海域拓展至深海、海床，由大规模低轨星座扩展至需要新质能力才能持久存在、响应更快的极低轨，在作战空间升维战略的带动下，将催生新的基础性、原理性技术突破，为新域作战主动权提供保障。

策略层面的升维是被动应对向主动布局的转变，发展新域军事存在和机动能力，主动攻守易势，为守而攻，利用新域对敌营造单向战争迷雾，改变敌攻我守的态势，通过自主跨域作战实现由新域向多域的域间转换，高效投送作战力量，形成“新域 + 传统作战域”的多域联合作战体系，大幅提高敌对我作战时间、作战区域、作战目标的判断、认知难度。

（三）聚势形敌

新的存在和机动优势具体表现在能力提升后，对敌人的塑造。首先是新域的存在优势。存在即威慑，存在即影响。新域的技术阻隔性，不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打击能力，更提高了对手探测、识别、跟踪的难度，撬动了对手体系的弱点，增加了防御的负担，消耗其优势资源，新域存在攻其所不守，守则被动应对。

其次是新域的速度和响应优势。信息优势是取得体系对抗优势的前提，新域作战装备与传统域装备共同构成了新的作战网络，新域作战装备不仅大幅增加了体系的节点数量，使其不仅可以用于执行打击、通信和指挥任务，还可以增强体系的弹性和重构能力。同时，这些节点的隐蔽性也有效增加了体系的复杂度，提高了对手理解态势的难度。

再次是新域机动带来新的行为优势。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美军在传统作战域具有装备的性能优势和运用优势， 但也存在路径依赖的缺陷，其强调的智能化优势，均试图以快打慢、以智打愚，衡量指标均有明确边界和运行规则，从全局看，新域的存在和响应能力能够改变规则，或许能起到慢就是快、少就是多的效果。

主动探索新域以营造有利的作战态势，更快响应、更广覆盖的侦察和通信中继功能、更强的生存能力边界，与传统行动路径取长补短、虚实互补，以跨域行动新样式对敌构造不对称优势，不仅赋予了更多的行动手段，还可以引导敌人进入我方已经形成技术优势的领域。在其被动应对的过程中，如果难以承受由此带来的低效费比，就有可能放弃对抗付出大于收益的恶性竞争，实现新的平衡。

（四）体系制衡

美军自提出空地一体战作战概念以来，其后续作战概念开发几乎都是基于威胁的，在战略分析、能力需求、体系设计和关键技术攻关等方面具体分解，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方法体系。体系设计工具的功能分解主要依据威胁提出能力需求，进而映射到装备功能和性能。而在设计战略的过程中，尽管存在抵消战略和战略评估这样的闪光点，但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且缺乏明确方法。本文提出的“CDCC”流程，重点在于对抗性策略的生成，通过奇正的转换关系，实现从胜不可为到胜可为的转变，其核心是升维，能够为体系对抗提供更完善的框架模型，在构建新域攻势拒止体系时，不仅强调完备性、协调性和涌现性，还需要重视三个关系。

一是军事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系。主动开展科技领域的探索和竞争，识别、开发可能形成相对优势的领域，尽管是从军事价值出发，但升维意味着对新域的资源投入和体系布局，既要重视军事价值，又必须包含重要的经济价值，需要与对抗的主客关系相统筹，主场优势将赋予资源投入以更多的民用和经济潜力，为长期竞争提供条件。

二是传统域作战力量与新域作战力量的关系。其本质是装备能力与运用的关系，发展新域新质作战装备的基础是感知、通信、机动、毁伤等要素，新域存在和跨域机动涉及的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突破，不仅可以在新的公域实现行动自由， 还有望解决传统域涉及的隐身目标、分布式无人目标、水下目标等短板和难点问题，为传统域作战力量效能的提升起到倍增的作用。

三是应对威胁与塑造敌人的关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推动了大批极具军事应用前景的战略性新兴技术的集中涌现，人工智能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推动新型作战力量向智能化、信息化发展，其主旨是赋能传统作战力量而非颠覆，既要重视对手重点投入的领域，又要依托主场优势，先敌布局新域的技术壁垒，求之于势，使对手重点发展的手段和装备在新域效能降级，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

通过新的作战空间和非传统作战手段对敌施压，客观上创造了一种以进攻体系应对防御需求的体系发展思路，改变了原有的以防御应对进攻的攻防关系，以升维的复杂性迫使原本试图在传统域持久作战的对手陷入被动应对之势。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以新域不确定性对敌制造认知和决策干扰，以包含新域的多域协同作战体系压缩敌在传统域的行动空间和作战资源，以多域组合的一体运用削弱敌作战优势能力，达到牵制敌优势力量、塑造敌行为模式、获取战略主动权的目的。

结语

人们对战争的高度复杂性和偶然性很难有统一的认识，但是这也是对抗体系建模和策略生成的魅力所在。孙子在两千多年前便找到了对抗行为的一般原理，从战争迷雾中探寻到了支撑作战行动的微光，并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星座，至今仍然是启迪智慧的明灯。本文尝试以孙子兵法的奇正思想作为构建体系对抗策略的依据，将其凝练为“确认—升维—优势—构造”（“CDCC”）的普遍对抗策略生成逻辑，主动构造奇，实现从胜不可为到胜可为，特别强调了“奇”的物理属性，主张发掘、创造、运用新的技术要素，创造新的运用途径。并以“CDCC”的对抗逻辑为方法论，结合新时代的运用需要，提出了大国博弈形势下的新域攻势拒止概念设想，主动变换攻防关系，主动破局新域军事存在和跨域行动能力，压缩对手在传统域生存空间，增加新域作战节点，提高体系强韧性，提升对手防御难度，消耗防御资源，避免陷入同纬度竞争的数量和效率之争，利用主客关系，引导、迫使对手进入其投入产出比相对弱势的领域，通过在新域的布局和跨域体系运用调动对手、塑造对手，为和平发展提供战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