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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非凡人物的降生往往带有传奇色彩。
朱熹就是如此。据传，朱熹出生前夜，朱家附近的两座山头同时起火，火势竟神奇地形成了“文”“公”二字。
朱熹的父亲朱松视此为吉兆，便给次日出生的儿子取名为“熹”，寓意“喜火”。朱熹也因此被尊称为“朱文公”。相传朱熹的样貌也不普通，他出生时右眼角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七星的形状。
这个出生就带有“喜火”与“北斗星”印记的男人，符合中国人对“奇人异象”的期待，似乎注定有着不平凡的一生。
▲明代画家郭诩《朱子像》（资料图）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四书章句集注》从元代起就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注解，明清时期更是成为官方教科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那么，这一老祖宗的“高考红宝书”，究竟是如何出世的呢？
▲福建南平武夷山武夷精舍。朱熹在此研学八年，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标志着其理学体系的成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01 儒学危机下的诞生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便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随后，专门注解儒家经典的经学体系得以建立，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关键渠道。
然而，到了宋代，儒学开始出现僵化的迹象。宋儒们一味遵循汉唐时期的章句注疏传统，孜孜不倦地注释经典，沉溺于对字词的表层解释，而忽视其深层的意涵，使得经学逐渐失去了活力和创新性。
与此同时，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和东汉时期产生的本土道教，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在文化思想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构成了挑战。
▲福建省泉州市清源山风景名胜区内的老君岩造像，是现存著名的宋代道教造像之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于是，儒学内部开始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
早早步入仕途的朱熹，意识到当时世人佞佛求仙的风气使得民众消耗了太多精力，国家耗费了太多财力，对国家的发展极为不利。
为纠正这一时弊，朱熹拜师在李侗门下，深入钻研儒家学说。他继承了程颢、程颐的“洛学”正统，并广泛吸收北宋理学家以及佛教、道教思想养分，逐渐构建起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
▲武夷山市五夫古镇朱熹雕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朱熹以天下为己任，倾注心血编著了《四书章句集注》，开启了儒学的新局面，成为那个将儒学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天命之子”，使理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02 历经“风雨”的《四书章句集注》
北宋沈括在《梦溪补笔谈·辩证》中提到，“章句”最初指诗文的章节和句子，后演变为经学家逐字逐句解说经义的方式；而“集注”则是对先秦典籍的注解，包括校订文字和疏通典故的过程。
那么，《四书章句集注》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呢？它问世之后又经历了些什么呢？是如何奠定今日地位的？
《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其渊源可追溯至唐代的韩愈。韩愈倡导古文运动，致力于儒学的复兴与发展，特别推崇《大学》《中庸》《孟子》三部经典。
▲清代韩愈画像拓片(局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藏。
韩愈的弟子李翱进一步阐发了这三部书的思想，为宋代理学家关于“心性论”的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继之，北宋的“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接续道统，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佛、道两家思想，对“理”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广泛开启了理学研究的新风潮。
尤其是“二程”（程颢、程颐），他们主张以《论语》《大学》《孟子》《中庸》这四部书的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逐步确立了“四书”在儒家经典中的中心地位。
▲北宋“五子”对理学的发展线索。（资料图）
经过唐宋学者的研究，儒学从僵化的章句训诂传统转变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理学，实现了初步转换，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朱熹深感整合各家思想的迫切性，他先后撰写了《论语要义》《孟子集注》《大学章句》等多部书籍。
在与当时诸多学者的交流中，如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以及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等，朱熹不断深化、精进自己的思想。
最终，朱熹从儒家经典《礼记》中精选出《大学》和《中庸》两篇，进行了细致的分章析句。同时，结合历代学者注释，对《论语》和《孟子》进行了深入的注解和阐释，汇聚成博大精深的《四书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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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撰《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图片来源：雅昌艺术网）
然而，《四书章句集注》问世不久，就遭遇了重大挫折。南宋宁宗庆元年间，朝野中爆发了以韩侂胄为首的针对道学的打压运动，史称“庆元党禁”。
在这场风波中，朱熹作为道学的领军人物，被冠以“伪学魁首”的罪名，遭罢官免职并被流放，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被列为禁书，禁止引用。
尽管面临如此逆境，朱熹并没有气馁，他在流放期间仍然坚持修订自己的著作，坚守着自己的学术追求和政治理想。
▲朱熹在福州讲学期间，为避“党禁”逃至连江县透堡镇，在乌山境村设馆讲读，并将此村改名为“馆读”，沿用至今。图为福建连江馆读村朱熹讲学堂内，学子进行朝圣朱子仪式。（图片来源：福州晚报）
随着“庆元党禁”逐渐平息，朱熹的学说开始得到重新审视，而他本人在去世九年后，也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四书章句集注》也从低谷中崛起，迅速风行天下，最终确立了其在中国儒家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为元明清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这部著作对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
03 熠熠生辉的东方智慧
关于如何阅读此书，朱熹有着明确的指导：“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他主张，《大学》涵盖了为人处世和求学的基本纲领，是培养有德之人的基础，因此应优先阅读；《论语》凝聚了儒家思想的精髓，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学者的根基；《孟子》则以其雄辩的文风和深邃的思想，能够激发学者的昂扬志气，因此排在第三位；至于《中庸》，由于其内涵深奥，需要在通读其他三书并有所领悟之后，再进行深入研读，以领会其精妙之处。
这样的阅读顺序，不仅体现了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教育原则，也蕴含了朱熹立教、教人的深意。
▲《四书章句集注》，青岛市即墨县衙旧址馆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儒家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中华民族的道德风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继承并发扬了儒家道德观，系统地阐述了“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道德实践的具体内容。它提纲挈领地揭示了古代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思维模式与实现路径，深刻形塑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
▲朱熹《论语集注残稿》，纸本，日本藏。（图片来源：书法空间网）
《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
13世纪以来，这部著作的影响力开始扩散至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地扩散，成为这些国家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韩国关于“四端七情”的辩论、越南对《四书约解》的简化以及日本将“穷理”与“实理”相结合的探索等，都展现了各国在实践中对中国理学思想的本土化发展。
《四书章句集注》的智慧历经时间的考验而愈发显得珍贵。如今，它不仅是传承和理解儒家思想的宝贵资料，更是以深刻的人文精神和治国智慧，成为启迪道德修养、社会责任、政治理念和生态观念的活水源头，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重要精神动力。
（参考资料：《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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