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文 |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来源 | 作者授权发布，
看理想音频课程《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
01
一位乐观的公共言说者
可能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胡适的接触、了解、研究也是有 20 多年的时间了。通过胡适的一生你会看到，他其实是现代中国公共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起者、见证人、推动者。余英时先生，我们都知道他是研究胡适的专家，写过《重寻胡适历程》，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余先生就认为，胡适是 20 世纪创造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杰出的代表。
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关心胡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自身也是研究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也比较关心公共舆论，而这样一个对公共舆论的关心，也跟我对当下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的关心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今天的网络弥漫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戾气，符号化、标签化、阴谋化、非理性、极端主义的一种情绪。在网络上面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一种极端的民粹主义结合，导致整个网络的舆论充满了一种身份政治和贴标签的状况。
而胡适一辈子强调的就是要做一个理性的公共言说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胡适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对于我们如何来创造一个理性的、文明的、现代的公共舆论文化，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和内在价值的。
另外，胡适被认为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悲观的时代，所以我想把胡适放在第一讲，也希望通过胡适能够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一点光、带来一点亮。希望通过对胡适的生命历程，主要是前后两端这样一个讲述，也能够扩充我们历史的心量，能够让我们面对今天这个时代，一片哀鸿遍野，这样一个所谓的“至暗时刻”，找到一点点存在下去的勇气、言说的勇气和理性的能力。
胡适故居展室门口所立诗碑，上刻有胡适翻译罗伯特·勃朗宁的一首诗《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02
“自述”的尝试
胡适大概是在 1930 年代初的时候开始写《四十自述》，为什么他写《四十自述》呢？因为他认为，一个人趁中年的时候，趁自己记性还比较好的时候，就应该要写自述。当时他还倡导很多朋友写自述，有些人答应写，但最后没有写下来，他觉得很遗憾。
比如他劝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劝告北大校长蔡元培，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陈独秀（陈独秀后来写过一点点《实庵自传》，但是没写完），还有做过民国总理的熊希龄等这些人写自传。而在他看来，最可悲的例子就是林长民：
“最可悲的一个例子是林长民先生，他答应了写他的五十自述作他五十岁生日的纪念；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对我说：‘适之，今年实在太忙了，自述写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补写出来。’不幸他庆祝了五十岁的生日之后，不上半年，他就死在郭松龄的战役里，他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的逸书了！”
胡适劝导大家写自传，是希望通过自传、自述的方式，拓展中国的传记文学，为后世留下更多的史料、史实，也留下更多的多样化的对历史的理解，所以他写《四十自述》。而在《四十自述》里，他本来可能想尝试用一种虚构写作的方式来写的，所以他第一章写他母亲的一些经历，是带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虚构性质写他母亲的订婚。但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他自己幼年生活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抛弃了小说题材，又回到一个历史叙述的老路上面去了。
后来很多朋友觉得，用一种自然的、真实的写作方式，比前面写小说的方式更加动人，所以他就干脆用这样的方式写了，一直写到他考取庚子赔款到美国留学。当然，他后来写了在美国的一些留学经历，包括参与文学革命，一直到他 40 岁之前这样一个经历。
那另外一本书就是《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本书我也是比较推荐大家阅读的，最开始是在台湾出版的，作者是一个叫胡颂平的人，这个人跟他没有亲戚关系，是浙江温州人，晚年在他身边工作，作为他的秘书，所以整理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那么这个其实也很有趣，我们想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知人论事，是吧？胡适这样一个人，你想他是 20 世纪中国应该最大的一个 Public man，公共人，是吧？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他经历过的事情、接手过的事情、见识过的人是不计其数。所以胡适晚年在他的谈话录里面，随口谈话，臧否了很多人物，也见到很多人物，是吧？那么胡颂平把这些都记录了下来，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
而我今天的重点是，想看胡适早年这样一个生活对胡适一生的影响。因为研究胡适成年以后生活的著作也好、文章也好是非常多的，那我想看看他早年，就是从生命的底色来看胡适的一生。
我们讲生命的底色是非常重要的，你一个人的原生家庭、成长的背景，你小时候所处的自然山水，你童年的经历和记忆，其实对一个人人生的影响、走向是非常非常深远的。而生命的厚度，用我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江绪林老师的遗作文集《生命的厚度》的说法——我觉得生命的厚度可以通过不断地旅行、写作、思考、学术研究等等来进行夯实，来不断地增厚，而生命的底色往往是你童年、少年时代这个家庭，小时候的成长环境，你思考的、碰触的一些事情，给你奠定一个属于生命的底色。
03
羸弱但坚强的童年岁月
所以你会看到，在《四十自述》里面胡适父母亲的形象：父亲教他认字，写了很多小纸片，胡适后来一辈子都保存着，觉得这是他跟他父亲共同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忆。
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得脚气病去世的时候，胡适的母亲只有二十三岁。所以他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再过了二十三年去世，也就是四十六岁去世。所以这二十三年的生活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胡适渺茫不可知的将来。那么，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一直等到胡适 1910 年到美国留学、1917 年回来，1918 年，他母亲去世。
唐小兵主讲看理想音频课程《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
在《四十自述》里你会看到，胡适父亲是个非常干练的官员形象，他母亲非常重视他读书。那胡适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读书，游戏的生活是很少的，他就像个书呆子一样。因为身体比较虚弱，他好像长到四五岁的时候，他们家的门槛都跨不过去。那门槛我当时去胡适故居看过，也不算特别高，他就跨不过去。
小时候身体太小，他三岁的时候到学堂去读书，他们把他抱着坐在一个高凳子上面。坐上去之后，胡适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所以他整个身体是比较羸弱的。胡适他自己写道：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
而且胡适说他自己从 1895 年回到安徽绩溪乡下，一直到 1904 年离开绩溪到上海求学，那么这九年时间他只学得了两件事情，一个读书，一个写字，打了一点底子。但胡适在童年对音乐、对美术、对于运动、对于游戏基本上很少接触，他就是书呆子这样一个形象，因为他也没有自然的生活。
这和他的母亲有很大的关系，我给大家读了一段话，大家就可以体会到：
“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眼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跪罚，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所以你看到，胡适他所讲到的这样一个母亲的形象，非常重视他读书。包括小时候家庭的苦难，他父亲的去世，他几个哥哥也不是很争气，几个嫂子也老闹矛盾，半天不说话，搞冷暴力，他母亲怎么样去调停等等，所以导致胡适从小就非常地敏感，他特别容易注意到别人的感受。
比如说他讲的他大嫂：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
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所以这对胡适的影响很深，胡适一辈子不愿意给别人脸色看，也不愿意看别人的脸色。
这是胡适他对于他家庭生活的一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小身体是非常孱弱的，因为他整晚都在看数学题目，因为长期缺乏睡眠，导致两个耳朵突然失去听力，后来慢慢才养好；然后又十二指肠溃疡，到了青年时代又有痔疮，很小的时候就有心脏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各种各样的身体上一些问题，但是大家不要沮丧，不要悲观，胡适你看他一辈子也活了七十多岁，那时候医疗条件没现在好，所以一个人的乐观的心态很重要。
胡适因为从小身体基础非常的薄弱，也缺乏锻炼，后来是一直到了上海读书以后，在上海新式的小学、中学里面一直强调要有体操，他从来不缺体操的运动，慢慢地身体才好一点。
另一方面，他小时候也喜欢读小说，得到知识上的一个发育，得到一个锤炼。他讲他小时候读小说的经历也蛮有趣，读《水浒》，读《三国演义》等等，他的阅读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也帮助他对中国古典的东西有一些了解。所以后来他写《红楼梦》的一些文章，写《水经注》的一些文章，也跟他早年这样一个阅读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另外很有意思的是，胡适还讲到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胡适的母亲本来是要他拜神，每天拜孔夫子等等，诸如此类。后来胡适因为读到一些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后，受了一些启发，觉得不要再相信地狱，相信这些神的、民间信仰的东西等等。所以他讲了他有一次去到他外婆家里面，到了三门亭，供了一个神像，他指着神像对他外甥说：
“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茅厕里去，好吗？”
这真的是非常渎神的。而这样主张毁坏神像，把他外甥吓住了，长工来劝阻他说菩萨不好得罪的，就把他劝走了。后来他说，回家之后陪客人吃饭，喝了一两杯烧酒就喝醉了，喝醉了之后就跑到大门外面就被风一吹，有点醉了，就喊“月亮，月亮，下来看灯”，其他家的孩子也跟着这么说，就变得神叨叨了，有点疯疯癫癫的样子。
后来他们家的一些长工跟他讲说，是因为他要把菩萨丢到茅厕里面去，得罪了神道，得罪了菩萨，所以就导致胡适神魔附体了，所以说有点疯疯癫癫、精神失常的一个状况。其实胡适根本是半睡半醒，还没有完全醉糊涂。听到这个话之后，他就想，我要胡闹的话，母亲要打我，如果说是菩萨胡闹，就不会责怪菩萨。所以他说了更多的疯话，就像演戏一样的，就真的像鬼神附体一样的状况，所以他母亲赶快就是要找别人来抱住他，去洗手、焚香等等各种仪式，然后许愿，还要带他去还愿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来求得神的原谅和宽恕。
其实胡适心里清楚是什么原因，是喝醉了酒发酒疯，但是完全好像是神的一个怪罪。所以他后来就觉得神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就成一个无神论者。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胡适少年时代在家乡生活的影响。
04
在上海的成长
后来到了上海以后，胡适在梅溪小学、在澄衷学堂里面的教育经历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之所以能够到梅溪学堂去读书跟他父亲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父亲跟梅溪学堂的创办人张焕纶——张焕纶是谁？张焕纶是上海第一所西式小学，梅溪学堂的创办人，是近代上海小学教育的创始人。上海第一所近代小学梅溪学堂就是张焕纶先生创办的，而张焕纶和胡适的父亲胡传（胡铁花）私交很深，是胡铁花生前最佩服的一个朋友，所以胡适因为这样的原因，他的二哥、三哥都是进了这个学校读书，都在这个书院待过，所以胡适也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胡适写道：“张先生教人的宗旨只是一句话：‘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这句话对胡适影响也非常深远，胡适一辈子也强调，“做了过河卒子就要努力向前”。
所以他在梅溪学堂读书，开始发蒙，学国学、算学、英文，这是以前在安徽的乡下是学不到的。在这里面开始读《革命军》，读这样一些著作对他影响很大。
后来从学校转学出来之后又去了澄衷学堂，澄衷学堂是宁波的一个富商叶澄衷先生创办的。老师对他们很鼓励，胡适在这里开始读《天演论》，后来胡适改名叫胡适之，就跟《天演论》有关系，“适者生存”嘛。后来他开始读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密尔的《论自由》，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于是他在思想、学术方面得到了很多的启蒙。
后来胡适在 1905 年之后去了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对他影响也很大。它是一些留日学生，因为日本的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以及留日学生认为是侮辱中国，有一部分就愤慨回国以后，在上海创办的一个中国公学。风潮最热烈的时候，湖南人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自杀，勉励国人努力救国，一时人心大动。
胡适， 1909年存照， 上海就读中国公学期间
因为学堂捐钱的人很少，办学非常艰难，所以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公学干事姚宏业先生，也是湖南人，基于义愤，也在 1906 年 3 月 13 日投黄浦江自杀，遗书写了几千字，写了：“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遗书发表以后，舆论都对他表示敬意，社会受到一个震动，赞助人很多，中国公学才稍稍站得住。所以你看湖南人的血性，从陈天华到姚宏业，到后来很多人。
胡适也是当时读了姚烈士的遗书大受感动的一个小孩子，所以夏天他去投考中国公学，监考的人是马君武先生。他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读书受到很多老师教育，认识了很多朋友，在中国公学里面。到了暑假的时候，很多同学把同盟会办的《民报》缝在枕头带回内地去传阅、参观。
当时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调，中国公学的学生要剪辫子。但胡适的辫子没有被剪掉，没有人强迫他剪辫子。二十年后他一个老师告诉他，因为当时觉得胡适以后是可以做学问的，他们要爱护他，所以不劝他参加革命的事情。
所以他在中国公学读书是受到很多影响，包括当初创办的人都有一种革命的思想，想在这个学校里面施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所以当时姚宏业的遗书里面写到，要“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都是这种意思。
后来这个学校里面一些制度的变革以后，还办了一个竞业学会。目的是什么呢？通过竞业学会要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就一定要改良社会、磨砺自我，定了这样一个名字，所以胡适后来加入了这样一个竞业学会。
竞业学会的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呢？创办了一个白话的旬报，纯粹以白话文写的旬报，叫做《竞业旬报》，请了一个人做编辑。旬报的宗旨是什么？要振兴教育，要提倡民气，要改良社会，要主张自治。你看这四点对胡适影响也非常深远的，整个胡适一辈子也是教育、民风，改良社会，主张自治，这是自我管理。
这个是影响胡适非常深远的。我为什么今天主要讲胡适的少年时代，你们看到一个人生命底色，对他整个一生的历史走向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讲《竞业旬报》的创办，胡适还写了一篇关于“地球是圆的”的白话文，“关于通俗的地理学”等等，后来写小说叫《真如岛》，就要破除迷信，要开启民智。
他一个十几岁少年在《竞业旬报》、竞业学会，他其实就是有一个锻造公共舆论的思想体操，一个训练。这其实也构成一代人的共同的记忆，他们通过办刊物、通过同人刊物、通过杂志、通过演说等等。包括鲁迅也好、陈独秀，鲁迅跟他弟弟在在日本搞了个《域外小说集》，办刊物，是吧？办《河南》各种刊物，陈独秀也同样是如此。
你会看到，得到一个全方位的锻炼。所以一个人完全一天到晚靠刷题是不行的，你看胡适一方面读书用功，但另一方面他无论是少年时代在上海，还是后来留学到了美国，参加各种政治演讲，各种学会，做世界学生会的主席等等，他其实得到一个全方位的自我的训练和锻炼，这个很重要。所以胡适在这里面讲到：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在家乡和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晰的文字叙述出来。《旬报》的办事人从来没有干涉我的言论，所以我能充分发挥我的思想，尤其是我对宗教迷信的思想。”
他是非常感激的，通过这样一个报纸、杂志让他获得一些生命的经验，然后学会了白话文的写作，他后来能够成为文学革命的一个开路的工人先锋，跟早期的这段经历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05
跌倒了，别忘了爬起来
后面还有一个小故事我特别想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讲所谓从堕落的深渊爬出来的胡适。
中国公学因为后来出了问题，发起的留日学生逐渐减少、新招的学生逐渐增多，胡适当时换了好几个学堂：
“我这时候还不满十七岁，虽然换了三个学堂，始终没有得着一张毕业证书。我若继续上课，明年可以毕业了。但我那时确有不能继续求学的情形。我家本没有钱。父亲死后，只剩下几千两的存款，存在同乡店家生息，一家人全靠这一点出息过日子。
……这几个月以来，我没有钱住宿舍，就寄居在《竞业旬报》社里(也在庆祥里)。从七月起，我担任《旬报》的编辑，每出一期报，社中送我十块钱的编辑费。住宿和饭食都归社中担负。我家中还有母亲，眼前就得要我寄钱赡养了。
母亲也知道家中破产就在眼前，所以寄信来要我今年回家去把婚事办了。我斩钉截铁地阻止了这件事，名义上是说求学要紧，其实是我知道家中没有余钱给我办婚事，我也没有钱养家。”
“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1908—1909）两年之中，我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张分析家产；我写信回家，说我现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产业。其实家中本没有什么产业可分，分开时，兄弟们每人不过得着几亩田，半所屋而已。
那一年之中，我母亲最心爱的一个妹子和一个弟弟先后死了，她自己也病倒了。我在新公学解散之后，得了两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茫，毫无把握，哪敢回家去？只好寄居在上海，想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事。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
青年胡适
所以胡适的《四十自述》我觉得最可爱的是写他堕落的过程，堕落之后怎么样重新站起来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意味深长的。
讲了他当年在上海的一个学校教书，租了一个地方，中国新公学一个德国的老师，借他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去，有一帮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吃花酒是旁边有一些类似日本的艺妓陪伴，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香槟的花酒，会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等等。
他有一个朋友老乡许怡荪，看他随着一帮朋友发牢骚学堕落，常常规劝他，但他在吴淞复旦公学上课不常来，而这一班玩的朋友是天天见面的，所以那几个月中间真是昏天黑地在胡混，有时候整天打牌，有时连日的大醉。所以胡适也是有过这样一种堕落的、放浪形骸的岁月的。
有一天就出了一个什么问题？他们在一个堂子里喝酒，喝的不少，喝了酒之后还出去打茶围，又喝茶。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下到几点钟，他几个朋友留他继续再打牌。胡适因为第二天教书，他在一个华童公学教小学生国文，所以雇个人力车就走了。他们看他还能够说话，还能在一叠局票上写诗词，都以为他没有喝醉，就让他一个人走了。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大醉了。
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他醒来，眼睛还没有睁开，就觉得自己不是睡在床上，而睡在硬的地板上。胡适怀疑他自己喝醉了，睡在家中的楼板上，就喊了一声“老彭”，老彭是他家雇的一个湖南仆人，喊了两声没有人答应。
“奇怪得很！我睡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里，只有前面有亮光，望出去好像没有门。我仔细一看，口外不远还好像有一排铁栅栏。我定神一听，听见栏杆外有皮鞋走路的声响。一会儿，狄托狄托的走过来了，原来是一个中国巡捕走过去。
我有点明白了，这大概是巡捕房，只不知道我怎样到了这儿来的。我想起来问一声，这时候才觉得我一只脚上没有鞋，又觉得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湿透了的。我摸来摸去，摸不着那一只皮鞋；只好光着一只袜子站起来，挟着墙壁走出去，隔着栅栏招呼那巡捕，问他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这是巡捕房。’
‘我怎么会进来的？’
他说：‘你昨夜喝醉了酒，打伤了巡捕，半夜后进来的。’
‘什么时候我可以出去？’
‘天刚亮一会，早呢！八点钟有人来，你就知道了。’
我在亮光之下，才看见我的旧皮袍不但是全湿透了，衣服上还有许多污泥，并且有破皮的疤痕。难道我真同人打了架吗？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一会儿就是八点钟了。果然有人来叫我出去。
在一张写字桌边，一个巡捕头坐着，一个浑身泥污的巡捕立着回话。那巡捕头问：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你说下去。’
那混身泥污的巡捕说：
‘昨夜快 12 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得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的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里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抱住不放，滚在地上。下了一夜大雨，马路上都是水，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在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了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马夫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我的衣服是烘干了，但是衣服上的泥都不敢弄掉，这都是在马路当中滚的。
我看他脸上果然有伤痕，但也像是擦破了皮，不像是皮鞋打的。他解开上身，也看不出什么伤痕。
巡捕头问我，我告诉了我的真姓名和职业，他听说我是在华童公学教书，自然不愿得罪我。他说，还得上堂问一问，大概要罚几块钱。
他把桌子上放着的一只皮鞋和一条腰带还给我。我穿上了鞋子，才想起我本来穿有一件缎子马褂。我问他要马褂，他问那泥污的巡捕，他回说：‘昨夜他就没有马褂。’
我心里明白了。
我住在海宁路的南林里，那一带在大雨的半夜里是很冷静的。我上了车就睡着了。车夫到了南林里附近，一定是问我到南林里第几衖。我大概睡得很熟，不能回答了。车夫叫我不醒，也许推我不醒，他就起了坏心思，把我身上的钱摸去了，又把我的马褂剥去了。帽子也许是他拿去了的，也许是丢了的。他大概还要剥我的皮袍，不想这时候我的‘下意识’醒过来了，就和他抵抗。那一带是没有巡捕的，车夫大概是拉了车子跑了，我大概追他不上，自己也走了。
皮鞋是跳舞鞋式的，没有鞋带，所以容易掉下来；也许是我跳下车来的时候就掉下来了，也许我拾起了一只鞋子来追赶那车夫。车夫走远了，我赤着一只脚在雨地里自然追不上。我慢慢地依着‘下意识’走回去。醉人往往爱装面子，所以我丢了东西反唱起歌来了，——也许唱歌是那个巡捕的胡说，因为我的意识生活是不会唱歌的。”
大家可以想象，胡适一辈子那样一个严肃的学者的形象，想想他少年时代十六七岁的时候那个生活状态，也许唱歌是那个巡捕的胡说，这是他自己通过想象来补充一段。所以这样一个事情。胡适回到自己家里以后，他在镜子里面看看自己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巴，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想起了李白的诗歌《将进酒》“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地懊悔，觉得对不起，首先对不起谁？对不起他的母亲，慈母，我那个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父亲留下的遗嘱也让他读书。
这个时候，胡适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大转机。当日就在床上写信，辞去了华童公学的职务，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玷污了学校的名誉，况且我已经决心不再做教书的事情。
他的一个朋友许怡荪（前面提到的一个同乡），劝他摆脱一切去考留美官费。因为那一年是 1910 年，是考留美官费的第二年，1909 年开始启动的。他的朋友答应替他想办法，那么后来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亲戚帮助他，所以这样胡适就开始到了北京，跟他二哥到北京，然后在他的二哥的好朋友家里准备考试，住在一个校舍里面，一个月都没去看一次戏，然后就考取了，总共招七十名，他考了第五十五名。后来改成胡适的名字，叫胡适了。
这就是胡适这个堕落的少年，因为这样一个事情，有点像龙场顿悟一样地，从里面重新振作起来。要是没有这个事情，没有胡适的痛定思痛，痛下决心，没有他母亲对他期望，胡适可能也不成其为后来的胡适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教育特别多地强调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每一步都要规划好。但你看，人生其实有很多的经历，即使这种挫败经历其实也是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胡适这样一个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他其实也有那种荒唐的、潦倒的、放浪形骸的，非常混乱的、非常自暴自弃的生活。但可能需要一些契机，从里面振作起来，需要一些因缘契合。运气也很重要，朋友也很重要。他朋友劝他，许怡荪帮助他，最后正好有了一个历史的机会也很重要，庚子赔款，他正好也考上了，虽然不是特别优秀拔尖，然后整个人生的轨迹发生巨大的改变。
06
把自己的生命撑持起来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想分享的一个主要内容。通过《四十自述》《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我们可以看到少年时代的胡适，无论是在安徽乡下、在上海，对他一生所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奠基性影响，从生命的底色到生命的厚度，整个这样一个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个童年、幼年、少年时的胡适：这样一个只会读书写字，又被母亲的教育浓浓的捆缚；后来受了一些中学老师的影响等等，不要做一个自了汉......这些都是为他后来 1917 年回国以后参与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一个领袖，奠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也是为胡适后来成为整个 20 世纪中国非常重要的公共知识人，一个学者、教育者奠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所以“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我们看一个人也是一样的，从少看到老，他少年时代、幼年时代这种经历，其实对他整个人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所以我这次就特别挑胡适自己写的《四十自述》，尤其他后来在华童公学教书那一段非常潦倒的，吃花酒、叫局、天天大醉赌牌，这样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就完全是一个学渣，这样一个少年，最后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化巨人，这样有重要影响的。
一直到 90 年代以后“胡适热”，这么多人重新读胡适的书信日记，这么多关于胡适的传记出版，包括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编胡适新的年谱，包括胡适的日记全编、书信集、档案、秘藏书信，等等，就变成一个世界级的文化现象。
胡适手迹
我觉得其实给我们很深的启示：人的一时堕失并不可怕，关键你要找到足够的力量和资源从那里边走出来，你的人生可能就更不一样。你就打了预防针一样，有了某种免疫能力一样的。
今天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培养强者，掐尖的教育，我们都不能够承认失败，我们也不能面对失败，导致今天整个的中小学生抑郁症的比例这么高，包括很多家长都备受其扰，痛苦不堪。就是我们的教育，它的包容度更低，它总是容错率更低，它不能容忍一个人犯错、失败、挫折，或者暂时的迷失。但其实这些方面，这些歪路错路、这些迷茫、这种困惑，从胡适例子来看，它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当他家里处于这样的一个败坏的状况，潦倒的状况，看不到出路的状况，他作为一个少年这样地迷茫、困惑，其实也很自然，关键他从里面走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胡适的例子就变得非常地励志，对于我们每个人，就是说，其实人既有向上提升的可能，也有向下堕落的可能，其实人每时每刻都处于天人交战的时刻，但我们有时候对自己适当地要包容一点，你只要有足够的机会，找到一些机会，人是可以把自己锻造成人的，成为一个有内在自我的、有丰富灵性的人。
胡适的一生给我们展现出这样一个面貌，也是今天我第一次想讲胡适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无论是文化、思想，还是他的观念，他的生活方式，他做人的准则，等等，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的舆论越来越两极化、分歧、非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强的时代，我觉得回到胡适，就是回到二十世纪现代公共文化建设的起点，可能才会给我们找到一些资源，自我能够有一个往里走，安顿自我，能把自己撑持起来这样一个生命。
Q&A
胡适与鲁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对立面吗？
通往皖南的心灵奇旅
讲到我个人跟胡适的渊源，除了写作和研究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五一在安徽当地朋友的安排下，去了一趟胡适的故居，印象也特别地深刻。
去年去的时候，先到了曹诚英的墓地，就是他妻子的表妹，跟他有过一段情感的岁月。曹诚英后来是个农学家，在复旦任教过的，为了他也是终身未嫁。
后来到了胡适的故居，当时天色已晚，五点多了，其实已经关门了。外面管理中心还没关门，然后当地朋友跟他们讲，我从上海过来，是历史学的老师，专门是来寻访胡适的，因为第二天就要离开绩溪去另外一个镇，所以他们把管钥匙的人又找回来，反正我觉得当地的民风挺好。
找回来之后又打开门，让我们进去参观，也没催我们。所以我们在里面大概待了一个小时，慢慢地看胡适的书房，等等。那个时候正好是傍晚黄昏，有点夕阳照到院子里面，照着这样一个典型的徽派建筑，就非常感触。所以我们讲，“读其书，见其人，寻其踪”，去了解他出生的地方、成长的环境。
穿过小青石板巷到他的故居，外面是非常好的一条溪流，流水淙淙，青山绿水。所以后来我写一篇文章给香港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我称之为 ，就是这样一种山清水秀之间赋予了胡适非常重要的影响。
所以寻访胡适故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你到了这样一个文化的巨人也好，历史巨人也好，他成长的一个空间，他小时候在这里摸爬滚打，就会有一种特别亲切的味道。
所以我希望看理想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到了皖南，不妨去寻访一下胡适的故居。其实人不多，那时候我们去都没有多少人，不像今年五一我去了绍兴，去了鲁迅的故居和蔡元培的故居，鲁迅的故居晚上九点钟都人山人海，跟胡适故居那种还是有点落寞的、那样一种深厚的景象形成一个截然的对比。
被批判的境地
其实在 1950 年代的时候，对胡适发动了一个“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从教育、历史、文化、学术，方方面面对胡适展开批判。为什么展开批判？就是因为胡适的影响太大了，“但开风气不为师”，在中国的文化、人文、科学，方方面面，有巨大的影响。
所以从那以后，胡适在现代中国、在当代中国是长期隐没不闻的，出现的时候也是成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也并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
1950年代，胡适在美国的时候，读到那些中国大陆，包括他以前一些朋友、门生故吏，包括冯友兰，包括很多人对他的一些批判文字，甚至包括他的儿子胡思杜等等。
胡适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触，他就在想，为什么新中国对他有这么强烈的批判？
他认为，因为他那种讲真话、讲实话，理性表达、坚持启蒙的思想立场，跟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格格不入。所以他提供了一个长期的“抗暴消毒”的，他用了这个词语——为什么当时新政府会把胡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最长久、最顽固的敌人？就是因为胡适本身那样一种启蒙、教育，和宣传之间存在巨大区别。
胡适一辈子坚持一个启蒙的立场，坚持一个教育的立场。教育也好，启蒙也好，更多的是让被教育者也好，被启蒙者也好，能够形成一个 Critical Thinking，一个独立批判的思维能力，能够更好地长成一个内在的自我，而不是成为教育者、启蒙者的一个附庸、附属，而要形成自我的一个独立人格。这是胡适一辈子特别强调的。
包括他早年推崇易卜生主义，强调健全的个人主义，就胡适一辈子都强调，每个人要把自己铸造成器，这个国家才有希望。当一个国家就像一艘大船航行在大海之上，当这艘船要沉的时候，每个人首先把自己救出来，这个国家、这艘大船才有希望。
所以他说，一个好的现代的国家绝不是一班奴隶可以造就出来的。这是胡适一辈子始终在坚持的理念，从早年时代一直到晚年在台湾，在《自由中国》，在中央研究院，包括他反对蒋公的连任等等，他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原则。这是我们看到胡适的一个知识人的立场或者启蒙的立场。
而宣传是什么？宣传更多的是提供一个排他性的、独占性的、一元化的、封闭的茧房，而试图让被宣传者完全地接受宣传的这套思想体系，这套价值立场，这套政治观念。这是宣传。所以这种宣传和教育有非常大的区别。
我们今天既然讲宣传教育，其实宣传和教育是判若云泥，是有天壤之别的。当一个时代，无论是各种付费的平台也好，还是政治意识形态也好，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对你进行渗透的时候，它其实试着 PUA 你，进行宣传。那么真正好的人，他最后希望你不是简单地复制讲述人的立场和人生轨迹，而希望你能够活出自己的人生，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我觉得胡适在这点上也是特别让人感动的。
我就想起 1936 年鲁迅去世，当时胡适的一个学生苏雪林——也曾经担任过武汉大学教授，也是个作家——去写信给胡适。
我们都知道，鲁迅晚年十年在上海，因为各种原因，对胡适、对北平的大学教授都是各种冷嘲热讽，各种揶揄和挖苦之情。当时苏雪林就在给胡适的私人信件里讲到，说这个人一天到晚在上海租界的边缘骂我们、批评我们，等等，用了很多不堪的词语，然后这个人终于死掉了，天下太平了，安静了。
那么胡适就说，你不能这样看待鲁迅。鲁迅虽然有鲁迅的一些问题，包括晚年写杂文的心胸、格局等等，因为成为“左联”的一个精神领袖，左翼文化运动，要听将令；另外一方面，又面对国民党的压力，他整个心情、情绪是非常恶劣的，所以他有很多比较极端的、愤激的表态。
但是胡适特别强调，鲁迅早年的散文，比如《朝花夕拾》，鲁迅早年的小说研究， 《中国小说史略》等等， 鲁迅早年那些小说，包括《阿Q正传》也好，《狂人日记》也好，那些作品是有它内在的价值的。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人后来的这样一个党派化的、稍微有点党派化，或者被政治力量所渗透、所利用等等，当然他也甘心情愿的，当然也有很多抱怨，那么我们不能因此而把这个人整个地否定掉。
那我们从这样一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胡适这个人还是有非常宽厚的心灵的。他不会因为这样一个论敌，因为这样一个一直讽刺他的人死掉了，就弹冠相庆，就落井下石。就说明，胡适他是内心相对比较宽厚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民国时候流行“我的朋友胡适之”，一句戏言，就是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胡适可以做朋友？
鲁迅要做朋友是很难的，鲁迅一辈子的朋友，党内真正跟他谈得来的，可能也就冯雪峰和瞿秋白，另外他的学生方面可能就萧红、萧军。鲁迅是一个比较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而胡适相对是一个比较开阔、比较宽阔的人，他不太愿意太多地跟人去计较，等等。
所以围绕胡适和鲁迅，其实在整个现代中国经常有很多争论：到底中国应该走胡适的道路，还是应该走鲁迅的左翼的道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争论。
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说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鲁迅对于现代中国的毛病看得非常准确，诊断非常有力量，比如国民性的问题等等，各种问题。但是，他开不出处方。而胡适开的处方是比较有效的。胡适所讲的，比如宪政，比如政治的自由，比如言论的自由，比如尊重独立人格，比如通过教育、通过启蒙等等造就一个好的公共的文化，造就一个好的公民社会、公民人格，等等。
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思考。中国一百多年过去了，胡适和鲁迅给我们提供的，其实它并不是构成一个完全对立的，今天在网络上很多把它对立的，把鲁迅还是继续在神化，而把胡适，网络上还是把他有点妖魔化。所以我觉得，其实两者综合起来，可能更加适合我们来理解今天中国的一个历史走向。
“不自由的自由”
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了，胡适和鲁迅都是有一个包办婚姻，鲁迅的包办婚姻叫朱安，胡适的包办婚姻叫江冬秀。
那么鲁迅是后来到日本留学，后来把他弟弟周作人带去了，他母亲骗他，说重病把他骗回来，要他跟朱安结婚。那么其实跟朱安的婚姻是有名无实的，并没有真正的、实质的夫妻关系。后来鲁迅又走了，跑到日本去了，长期不着家，朱安就成为他家里面长期的一个帮佣，保姆一样地照顾他的母亲，后来一直在北京跟他母亲生活在一起。鲁迅后来跟他学生许广平结婚了，生了孩子叫周海婴。
那么鲁迅也讲过说，因为他会面对学生的疑问。学生说，老师你不是要反叛传统，要冲决网罗，最后为什么自己接受这样一个包办婚姻？鲁迅说：“朱安就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能够拒绝吗？”
那么胡适也同样是如此。胡适在出国之前，他母亲给他订婚了，（对方）叫江冬秀。江冬秀是当时安徽旌德的一个，也是个名门望族，但是也是文盲，不认得字。本来他母亲希望他比较早地就要结婚，胡适就不答应。他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家庭状况不是特别好，就缓下来了，后来去了美国留学。
到了美国留学以后，胡适其实碰到了一个人，叫韦莲司，是康奈大学一个教授的女儿，那么非常谈得来，两个人情投意合。而且这个女生对胡适认识、了解美国的精英文化、艺术、人文、科学文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为了他一辈子终身未嫁。
胡适曾经一度也想解除婚约，给他母亲写信。那么他母亲当然坚决不同意。因为在那样一个家庭，他父亲去世了，就这样一个寡母带了几个孩子，如果你解除婚约，在当地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他母亲说，如果你要解除婚约的话，那你可能回来看你母亲都看不到了。
那胡适是比较在乎他母亲的感受的，因为从小他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胡适不愿意让他母亲伤心。
所以后来胡适就讲一句话，他也面对北大的学生的质问——你不是鼓励我们追求自由吗？不是说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为什么你自己接受这样的包办婚姻？胡适讲一句话，说：“我宁愿不自由，我也就自由了。”
当然胡适一生感情世界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如果去看江勇振那本书，《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但是至少婚姻本身，他没有把它砸烂。为什么没有把它砸烂？是他不愿意让他母亲伤心，后来也不愿意让他妻子伤心，所以他了接受这个婚姻。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五四这一代人，他对中国传统会批判得这么强烈、这么厉害，可能就根源于，一方面是他对传统本身可能没有办法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私人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来自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传统，给他们带来一种巨大的、日常生活的痛苦。
比如这个婚姻，你不能接受，你也不愿意接受，但你必须接受。你没办法废除，因为你考虑到母亲，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私人生活的痛苦，这种日常生活的痛苦，带来一种巨大的撕裂感，和他在公共文化空间那样一种形象，构成一个巨大的反差。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五四这代人，包括巴金也好，包括鲁迅，包括胡适，包括陈独秀，很多很多人，为什么对传统形成更强烈的批判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共领域的一个激烈的反传统，其实有时候根源于私人生活领域里面那样一种对于传统却不可能完全斩断的纠结、撕裂、冲突、缠绕的感觉。因为你摆脱不掉，但你现在并不认同，所以你极其痛苦。这种痛苦就会变成你的公共的、严肃的文字里面极具张力的一种表达。
尤其鲁迅，包括陈独秀，为什么他们的文字对于传统这么强烈地形成一个，林毓生先生所讲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鲁迅讲：“所有的文字里面字里行间只有两个字：吃人！”那你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就是两个字“吃人”呢？其实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对传统的公允评价。
但是，那个时代，他们又有很多感同身受的，来自日常生活的、家庭生活的巨大的苦难，而这个苦难本身又没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渠道，去进行消解，去进行调停。所以，这种内心的痛苦就转化成为公共领域对传统强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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