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进化人类学家，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进化研究所副所长，其研究方向包括文化演进、经济史、历史宏观社会学、历史计量学、社会进程的数学建模、历史数据库的构建与分析等
战后意识形态共识的瓦解
麦卡蒂、普尔和罗森塔尔的方法将所有美国政客都置于一个单一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区间。但随着意识形态分裂的过程在 21 世纪头十年变得更加极端，这种单一维度的分类不再够用。2016 年特朗普的当选将共和党分裂为两派，反对特朗普的派别由保守派（他们被一本正经地贴上了“名义上的共和党人”标签）领导。同样，民主党内部“中间派”和“左翼”之间也存在巨大且日益严重的分歧。
到目前为止，意识形态的分裂进一步发展，似乎没有任何有用的分类方案。驱动政治派别及行动提案的各种思想实在太多了。思想混杂地组合、再组合。新的运动—新右翼、另类右翼、另类精英——层出不穷，但都昙花一现。
《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
[美] 彼得·图尔钦 著
李艳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11月
此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激进意识形态主导的新时代。根据普遍的定义，“激进政治”（radical politics）一词表示意图通过社会变革、结构变革、革命或者彻底改革等方式，改变或者取代社会或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要了解当今的意识形态格局，有必要从其反面即第二次和睦时期入手，在此期间，统治美国的精英之间达成了强烈的共识。我将把这种意识形态一致性称为“战后共识”。它持续了大约 30 年，从 1937 年罗斯福新政的巩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 20 世纪 50 年代（高峰期），再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
在文化方面，我们可以确定“战后共识”的以下要素：
• 规范的家庭由一名男性、一名女性以及他们的孩子组成，男性和女性的结合通常需要在教堂或者其他宗教机构举行仪式。过着“另类生活方式”的人很大程度上不得不生活在阴影里。
• 性别角色被明确界定：男性养家糊口，女性照顾家庭。
• 战后共识反对几乎所有改造“自然身体”的行为。大多数形式的身体改造，从温和的文身和身体穿孔等到更严重的缠足和阉割（制造太监）等，都被认为是只有“不文明的”外国人才会做的事情。（这条规则有一个主要的例外，即男性割礼—包皮环切术—是被允许的，并且是规范性的。）堕胎在大多数州都被严厉制止并且是非法的。
• 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包括南部各州的吉姆·克劳法，从根本上使美国黑人成为二等公民，无法享受战后共识的大部分成果。
• 尽管 WASPHNM 精英主要是新教徒，但美国没有国教。然而，归属于某个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或者其他宗教派别是规范的。离婚对当选的官员来说是个严重问题；无神论是没有当选资格的。
• 战后共识的世俗意识形态有时被称为美国信条。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元素是民主（其原则被载入宪法）、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和美国人的爱国主义。
在经济方面，尽管美国公开宣称是资本主义国家（并镇压共产党），但在实践中，它是一个遵循北欧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甚至是社会主义国家。“战后共识”包括以下经济方面的要素：
• 支持强大的工会。
• 承诺最低工资增长速度快于通货膨胀速度。
• 极端的累进税制，对最高收入者征收超过 90% 的税。
• 支持福利制度，包括全民退休养老金（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以及残障人士或贫困儿童的福利保障。
• 有利于劳动者并促进文化同质化的少移民制度。（在这一类别中，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有所交叉。）
纵观这份清单，意识形态格局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令人感到十分震惊。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文化的确定性开始瓦解。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经济支柱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冲击下断裂。（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一点。）但截至 2020 年，“战后共识”还没有被绝大多数精英及民众可能接受的同样具有一致性的意识形态取代。通过使用调查美国人对各种问题的态度的社会学数据，我们可以确定意识形态区间的一个中间点—居中位置—但这个点的周围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
此外，没有一个“激进信条”能够挑战任何在今天被视为意识形态中间派的思想。相反，激进思想多种多样，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中不同意识形态派别所接受的思想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极左派包括坚定的革命者、反法西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一些老派的共产主义者。从数字上看，这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但这些极端分子和下一个更大的群体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些激进分子不参与城市暴乱的暴力行为，但或多或少支持极端分子的目标，或者有一部分人支持进步左翼的事业。他们参加大型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并赞助极左翼事业，例如保释被警方逮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反过来，这一群体又逐渐式微并融入下一个群体，他们对左翼事业不是特别积极，或者根本不积极，但是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此在公共场合支持他们。
从 2020 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来看，超过 80% 的大学生投票支持拜登，据此可以粗略估计出他们中的左翼或左倾的比例。在剩下的人当中，大多数人似乎不是特别关心政治，在校园里往往保持低调。最后一个小的群体由各高校共和党俱乐部中的右翼激进分子组成，他们公开反对左翼事业。
这一范围（充其量）粗略地归纳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在文化问题上的各种意识形态立场。左翼激进派希望在现有基础上推动社会进一步远离“战后共识”。右翼传统派和保守派希望回归“战后共识”，在许多问题上，这比左翼所鼓动的任何事情更加激进。还要记住，左翼和右翼都极为分裂，每一派内部都有文化斗争，其激烈程度可能超过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冲突。经济问题上的不同阵营使情况更加复杂。我们的虚构人物简想要发动一场革命，消灭压迫性的、不公正的美国政权。史蒂夫·班农一度是特朗普阵营的首席意识形态专家，他也认为自己是一名革命者：“我想推翻一切，打破现下的所有制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不是革命者，他指责民主党建制派背弃了劳工阶层，并呼吁民主党人做出“重大的路线调整”，将重心放在为美国劳工阶层斗争以及对抗“强势的企业利益”上。（一些）极右翼和（一些）极左翼在经济问题上的这种趋同并非美国独有。在法国，玛丽娜·勒庞和让—吕克·梅朗雄在谈论劳工阶层时使用了非常相似的语言。
作为政治倡导者的反精英者
右翼激进分子在校园里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的人数远远少于左翼激进分子和学生主体，后者至少是被动地支持左翼事业。但那些右翼人士一旦毕业就会获得显著优势。这一优势是他们有能力动员劳工阶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的支持。危机时期的一个常见情况是，精英政治革新者利用非精英人口巨大的群众动员潜力来推进他们的意识形态议程和政治生涯。一个伟大的历史例子是格拉古兄弟（提比略和盖约），他们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创立了民粹党（populist party，拉丁语为populares）。当然，唐纳德·特朗普在 2016 年利用民粹主义策略推动自己当选总统。2022 年，最鲜活的例子是来自佐治亚州的美国众议院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大家熟知的“MTG”。她明显内化了特朗普 2016 年策略中的经验教训。显然，无论多么古怪，没有她不支持的极右翼阴谋论。众议院议员投票罢免了她在委员会的所有职务，她的个人推特账户也被停用。但她似乎在这种“取消”她的举措中茁壮成长，而且她显然将目光投向了比国会更崇高的目标。
本章开头的虚构人物简并不是受过更好教育的美国年轻人中的“典型”在意识形态和“专业”上（因为她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即使她正在攻读法律学位），她属于极左翼。尽管如此，她的人生轨迹被相同的社会因素塑造，这些社会因素继续塑造着其他持学位证书的年轻人（甚至尤其是右翼激进分子）。她的人生轨迹也很有趣，因为她正追随着过去和其他国家许多著名的革命者和激进分子的脚步。她的上一任是“地下气象员”组织的成员，如伯纳丁·多恩（Bernardine Dohrn）、凯 西· 布 丁（Kathy Boudin）和苏珊· 罗 森 伯 格（Susan Rosenberg）。但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激进分子未能发动他们所渴望的革命，因为革命的结构性条件尚不存在。罗森伯格在回忆录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其他著名的反精英革命者——罗伯斯庇尔、洪秀全、罗莎·卢森堡、卡斯特罗——都成功发动了革命。也许他们只是幸运地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生活在那些不稳定的结构性驱动因素全速运转的国家。毕竟，有一个列宁，就得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是由其他激进团体——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结盟”组织（the Bund）、社会主义革命者等——组成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激进团体都像水中的鱼一样，在支持它们的社会环境中行动。1878 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枪杀圣彼得堡市长后，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英雄。富有同情心的陪审团宣告她无罪。50 年前，“地下气象员”组织还没有得到这样的公众支持。但是美国如今的结构性条件大为不同——和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相比，与其他革命前的社会非常接近，例如 19 世纪末的俄国。
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
尽管最明显的斗争（包括实际的巷战）发生在右翼极端分子和左翼极端分子之间，左翼内部和右翼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和内讧，以至于如此广泛的群体无法被当成有凝聚力的政党。无论如何，政党纲领的认知内容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分裂和冲突。
截至 2022 年，我们显然正在从危机前的阶段过渡到下一阶段。在前一个阶段，尽管面对众多的反精英挑战者，国家仍在努力保持对意识形态格局的控制；而在下一个阶段，众多竞争者相互斗争以获得首要地位。仍然固守旧政权价值观、强调温和和精英内部合作的政客已经逐渐退休，或者在选举中输给了持更极端观点的挑战者。今天的意识形态中心就像得克萨斯州的乡村小路，废弃得几乎只剩黄色条纹和死犰狳。由于政治中心的崩溃，意识形态内讧正从反对旧政权（或者捍卫旧政权）的斗争转向不同精英派别之间的斗争。意识形态差异现在被用作精英内部冲突的一种武器，既以将老牌精英成员拉下台，也可以赶超竞争对手。
许多观察家对似乎凭空出现的“取消文化”的强烈程度感到惊讶，但这种恶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在任何革命中都是常见的阶段。雅克·马莱·迪庞（Jacques Mallet du Pan）不幸经历了两次革命（1782 年在他的家乡日内瓦，1789 年在法国），他将其概括为一句格言：“就像土星一样，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数学上的确定性，因为精英生产过剩是起义、革命和内战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为了恢复稳定，精英生产过剩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得到解决——历史上通常是通过屠杀、监禁、移民，以及被迫或自愿的向下社会流动来消除过剩的精英。在今天的美国，失败者受到了更温和的对待，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WASPHNM 精英所统治的旧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大大削弱。我们似乎正在过渡到意识形态斗争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逻辑推动了进一步的激进化。在敌对派别之间的斗争中，愿意升级罪名的派别战胜了温和派。随着失败者被边缘化，战场发生了转移。几年前看似激进的思想成为推动意识形态斗争的基础。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意识形态区间的左右两端。
《共产党宣言》宣称：“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但事实证明，真正危险的革命者是失意的精英追逐者，他们拥有特权，训练有素，掌握人脉，因而可以发挥大规模的影响力。即使是少数刚获得学位就立即进入精英岗位的年轻人，比如拥有 19 万美元薪资的 20% 的法学院毕业生，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感到普遍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多的持有学位证书的年轻人注定会成为受过教育的不稳定无产者，他们能失去的只有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