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政治保卫总局的高明在其境外情报行动中就能看出来。一些“白卫”和其他反苏联政权人士在内战期间成功从俄罗斯共和国逃离并隐蔽了踪迹。现在政治总局就要引诱其中最危险的人物回到苏联。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信任”行动，政治总局的卧底借着为保皇组织招兵买马的名义前往境外，成功与前白卫将军取得联系，甚至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兄弟尼古拉大公也中了招。当然，这个所谓的保皇组织就是个幌子。
结果这次始于契卡晚期的行动日趋复杂，一直持续到1927年被曝光，那时卧底已成功揭露了一批苏联境内的亲皇派，并且引诱境外移民回到苏联，特别是前英国间谍悉尼·莱利就在其中。这些移民一踏入苏联境内就被边防军给逮捕了。虽然免不了一些尴尬的失败，境外间谍行动还是常能发现大量西方对苏联的敌意。这进一步加深了苏联已然根深蒂固的认知，那就是帝国主义集团极力想要推翻其政权，无论是通过军事干预还是反苏的第五纵队搞破坏。
这件质量上乘的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副部长M1924束腰上衣，其等级相当于中将，或是政治总局在苏联各地的首脑所穿。左胸上戴有1933年政治总局颁发的十年纪念章，以契卡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头像为中心图案。
另一个政治总局使用高明手段的地方就是文化界，但手腕要相对温和些。艺术家、作家、诗人、音乐家和剧院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特别是在电视、互联网和现代通信走入千家万户之前，他们就是大众了解世界的窗口。斯大林就曾说过艺术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所以得对他们支持资产阶级敌人的潜在危险提高警惕。结果政治总局就各种威逼利诱以确保他们支持政府，或者至少对知识分子的遭遇不闻不问。
政治总局那些附庸风雅的特工如缅因斯基、亚戈达和阿格拉罗夫等都与艺术家和作家成了“朋友”。他们在通过这层关系获得名望的同时也渗透进目标身边监视其一举一动，同时对其工作施加影响。作家高尔基直到1930年都住在卡普里岛，就是被引诱回国后前往贝洛摩运河，然而这却是由亚戈达精心策划的“波将金村”旅行。这个大规模采用奴工的建造计划后来被高尔基大加赞扬，使得政治总局和斯大林政权的形象立马高大了起来。
萨文科夫是在1924年八月被政治总局引诱回国，然后逮捕、审判并判处死刑，虽然后来减刑，改判十年监禁；他却在1925年五月七日被记录成“自杀”，但有专家指出他是被政治总局狱警杀死。坐在右边大桌旁的法官穿着红军1922年配发高官的上衣。这案子本该由革命军事审理团处理，而非这帮政治总局的人。
知识分子与政治总局进一步合作的领域是设计审判秀，剧本和舞台导演都由后者提供。政治总局根本不考虑指控的真假，只要能够获得公众支持的点有了就行。某种程度上1928年五月18日的沙贺蒂审判算是30年代各种审判秀的预演。斯大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即便常常宣扬革命的成功也无法改变工人仍然食不果腹、拥挤在脏乱房子里的现状，而对无纪律和缺勤工人的残酷镇压时有发生。更严重的是，强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到生产指标的做法导致事故频发、工人多死。而资产阶级残余的专家作为管理层享有明显更好的食品、住房、医疗条件，不仅通水通电，甚至还有佣人为其鞍前马后。
而沙贺蒂审判就是针对这些资产阶级管理层，其中还有些外国人，此案将他们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和俄侨的特工，指控他们在苏联搞破坏。审理过程中，工厂事故成了精心策划的阴谋，是摧毁革命成果的破坏活动。与此同时未能及时发现这些破坏行动的那些腐败贪贿之苏共官员和管理层要么是合谋叛国，要么至少也是革命警惕性不足，这在苏联法条里也是罪过。总而言之，沙贺蒂审判表明境外资本主义的破坏活动和国内敌对势力狼狈为奸，增强了工人的革命觉悟，震慑了党内的腐败官僚，同时也终结了新经济政策。
这种制式军帽在1927年加了条黑皮颔带。这帽子的设计于各级官员都一样，但高官总是有质量更好的帽檐，就如图中这顶（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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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多查证于原文，与国内现行译名可能多有不协。笔者所取原则为达意、近音、国语化，为免误解，特列表如下：
Potemkin
波将金
Шахты/Shakhty
沙贺蒂，北高加索一镇，俄语意为矿山
савинков
萨文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