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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为贺龙同志恢复了名誉。
叶剑英批示，将贺龙的骨灰迁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骨灰安放仪式已经定好了日期，报告也批了下来。
可这时，众人纷纷发出疑问：贺帅的骨灰在哪里？
含冤离世
贺龙一案，完全是林彪一伙人精心炮制的冤案。
他们编造贺龙的不实信息，广搜针对他的不实指控，诬称他图谋不轨，意图篡权。
1967年初，贺龙与夫人薛明被转移至北京西山一处平房小院，三面环山，鲜有人迹。
次年，李仲公出于个人恩怨，恶意构陷贺龙。
林彪、江青等人依据李仲公伪造的证据，炮制了一份指控贺龙“投敌叛变未遂”的虚假调查报告，并呈交中央。
至1968年下半年，他们对贺龙的审查愈发严苛。
贺龙为自证清白，撰写了大量材料，详尽阐述了相关历史事件的真相。
可遗憾的是，这些材料未能通过由康生掌控的专案组审核。
就连毛主席和周总理，也被他们蒙蔽了。
因中央态度变化，林彪一伙人加剧了对贺龙的迫害。
他们故意调整贺龙的饮食，让患有糖尿病的他长期营养不良；
他们更换了贺龙的医务人员，导致贺龙连每天需要的降糖药都无法保证。
1969年6月，贺龙的糖尿病病情急剧恶化，出现了酸中毒的严重症状。
可“医生”却未能及时到位，反而怀疑贺龙有“服毒自杀”的可能。
他们给贺龙输入了大量高渗葡萄糖，加剧了病情的恶化速度。
这时的贺龙还是清醒的，看到医生离开，他便轻声提醒薛明：“你要小心，他们想害死我。”
清晨5点半，301医院的救护车来了。
贺龙深知301医院已被专案组掌控，他坚决表示：“我没有昏迷，不用去医院。”
医生则态度强硬：“这是组织的决定。”
就这样，贺龙被迫上了救护车。
薛明欲陪同前往，也被拒绝了。
不到九点，贺龙就被送进了病房，然而抢救工作却等到十点半才开始。
而且在抢救过程中，院方为防止医生们发现患者是贺龙，竟不让医生直接接触患者。
他们请了心肾科、呼吸科的医生，却将最对症的代谢科专家拒之门外。
最终，会诊仅一个半小时后，贺龙元帅就含冤离世了。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贺龙案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文件，为贺龙同志恢复了名誉。
转年5月，贺龙夫人薛明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将贺龙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党和国家领导人存放骨灰的地方。
得到叶帅批示后，总参党委决定于1975年6月9日，也就是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贺龙的骨灰在哪里？
贺龙逝世后，在西山等待的薛明，突然收到通知要她到医院去，只说是去核实一个材料。
直到到了301医院，薛明才得知了贺龙已经去世的消息。
贺龙的3个子女也被通知来到医院，在贺龙遗体旁默哀悼念。
当时，贺龙的火化过程是由“中央二办”秘密进行的。
薛明和孩子们只被允许到医院看了一眼，火化时他们没能参加，甚至未被告知骨灰的具体存放地点。
得知这一情况后，毛主席深感震惊与愤怒，他当即下令要彻底查清贺龙骨灰的下落。
贺龙案件原本是由中央二办进行处理的，可该机构已经撤销了。
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他们终于与曾在二办负责档案交接的周栓增，取得了联系。
第二天早晨，周栓增与几位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中央一办。
在那里，他们仔细查阅了登记簿，上面清楚地记载着：贺龙（王玉），1969年6月9日，现存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编号0034。
秘密火化
1969年6月9日，夜幕已降临。
北京的长安街上，贺龙元帅的遗体正被一辆灵车，悄悄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转移出去。
这次行动，仅由几位经过严格筛选的人员秘密进行。
包括司机张克安、八宝山殡仪馆的副主管彭志刚，以及火化部门的副主任王锋。
贺龙元帅的遗体被仔细地用白布包裹起来，由彭志刚等三人轻手轻脚地抬上了灵车。
随行的还有几名军人，灵车在他们的护送下，迅速驶往八宝山准备火化事宜。
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深夜时分，一切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为了保证此次行动的绝对保密，所有涉及该任务的人员，都被严格限制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
接尸的人不知道是谁负责火化，火化的人不知道烧的是谁，收骨灰的人也不知这是谁的骨灰，又是谁送来的。
他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也没有任何沟通。
如此严密谨慎的分工和隔离措施，可见此事的敏感程度，以及安排之人的“用心良苦”。
6月11日，两名军人来到了八宝山业务科，为一位名为“王玉”的逝者办理骨灰存放的相关手续。
可奇怪的是，所提供的骨灰证上，只有“王玉”这个名字。
除此之外，其余的信息皆是一片空白。
这两名军人明确要求，要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内。
业务科的工作人员，迅速为他们办理了手续，带着他们去了地下室。
放置骨灰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这个骨灰盒是最便宜的一种，只要七块钱。
一般来说，将骨灰盒安置好之后，都会举行一个小仪式以寄哀思，或是献个花篮之类的。
可这两名军人不仅没有丝毫悲伤之意，甚至还有种“避之不及”的感觉。
两人催促着工作人员办完手续后，就匆匆离开了。
工作人员一面感叹世态炎凉，一面又忍不住猜测：这位“王玉”应该只是个普通军人，或是军人的亲属。
重见天日
时隔六年，1975年6月的初旬，八宝山业务科又迎来了一桩不同寻常的任务。
军委办公厅的石科长与中央专案组的同志一同到访，要业务科的赵德路带他们前往老山骨灰堂，去取一个骨灰盒。
赵德路心中疑惑。
中央和军委的人都亲自来了，这死者想必是大领导。
可是，高级领导人的骨灰都有专门的地方存放，怎么会存在老山骨灰堂呢？
赵德路为此特意确认了一下地点，副主任赵玉亭又重复了一遍，他才确信自己没听错。
赵德路不便多问，只能压下心中的好奇，带着他们前往老山骨灰堂。
抵达目的地后，他们拿出了一张骨灰证。
这张证件简单至极，除了有名字“王玉”之外，再无其他信息。
值班的刘春生，带着他们一行人去地下室领骨灰。
这里阴暗潮湿，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潮湿的霉味。
骨灰室里摆着一排排架子，密密麻麻的小格子里都存放着骨灰。
刘春生轻车熟路地穿梭在骨灰架之间，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从最底层的架子上取出了编号34的骨灰盒。
这个骨灰盒异常简陋，价格低廉。
上面甚至连一张逝者的照片都没有，只有一层厚厚的灰尘覆盖着。
石科长接过骨灰盒，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上面的灰尘，直到它露出了原本的黑漆。
中央专案组的成员则要求赵德路写下一张字据，作为他们领取骨灰盒的凭证。
当赵德路拿起笔，准备落笔时，他才从石科长口中得知了惊人的真相——这个最廉价的骨灰盒，竟然属于曾经叱咤风云的贺龙元帅。
石科长与赵德路分乘两车，一前一后驶向公墓礼堂。
抵达后，石科长抱着骨灰盒，步入了早已安排妥当的休息室。
赵德路紧随其后，一进门，就看到桌上放着一只精致的楠木骨灰盒。
石科长向赵德路投去一个眼神，示意他来帮忙。
二人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手中的骨灰盒，露出了里面用白布包裹的骨灰。
赵德路撑开了新的红绸骨灰袋，石科长全神贯注，一点一点地将骨灰从旧盒倒入新袋。
整个过程，贺龙的亲属都在一旁默默垂泪。
完成骨灰的转移后，那只简陋的旧骨灰盒被扔在了一旁。
楠木骨灰盒的盒盖之上，一张贺龙元帅的照片静静凝视着前方。
赵德路看着照片和这工艺精美的骨灰盒，心想：看来贺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正当他沉思之际，贺龙的亲属们缓缓走上前来，在骨灰盒前整齐地排成一列鞠躬。
整个休息室内，呜咽声此起彼伏。
骨灰安放仪式
6月9日，贺龙元帅逝世六周年。
一场庄重肃穆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内举行。
礼堂的一隅被精心布置成了一间灵堂，贺龙元帅的骨灰盒就被安放在那里。
四周摆满了鲜花，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界送来的花圈。
在此期间，数位领导轮流在此守灵，而仪仗兵则以持枪之姿，昼夜不息地守护着贺龙。
当骨灰安放仪式一切准备就绪，礼堂的大厅中央，贺龙元帅的骨灰盒被党旗覆盖。
横幅高悬，遗像肃立，整个礼堂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与哀伤。
当日，共有三百余位领导人莅临现场，其中不乏年事已高的老将军。
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步履蹒跚地走进了礼堂。
周总理当时因病住院，为了他的身体考虑，身边的人都劝他不要来了。
可周总理却说：“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这次怎么能不去！”
他坚持一定要出席这场仪式，甚至商议推迟仪式时间，以确保自己能够亲自到场。
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周总理来到了休息室，室内在座的领导见状，纷纷起身相迎。
叶剑英快步上前，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总理，您身体欠佳，怎么还亲自来了？”
周总理轻轻点头，疲惫的面容上露出了一抹哀伤。
他的手抖得厉害，费了好大劲，才颤巍巍地在签到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致悼词的工作，原本是要由叶剑英来做的。
但他却把提前准备好的悼词，交给了周总理。
接过悼词，周总理细致地阅读着每一个字句，不时拿笔做调整。
得知薛明在第二休息室后，周总理便朝那个方向走去。
见到总理，薛明仿佛见到了至亲之人，立刻冲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
她哽咽着喊了一声“总理”，之后便泣不成声了。
在贺帅遭受迫害时，周总理一直在想办法保护他们一家。
可随着局势愈演愈烈，总理也是有心无力了。
周总理眼中含泪，嘴唇微微颤抖。
他强忍内心的悲痛，过了许久才艰难地开口：“我来晚了，我没保护好他……”
在场众人听了，也都忍不住落泪。
周总理念悼词时，众人更是悲从中来，失声痛哭。
仪式结束后，贺龙的骨灰被安置在，骨灰堂一室正面右上侧编号为81的骨灰盒内。
此时，罗荣桓与陈毅两位共和国元帅的骨灰，也已先一步安放在此。
在这里，贺龙将与他的战友并肩，共同接受后人的缅怀、追忆与敬仰。
参考文献
刘振杰《贺龙骨灰安放始末》
徐世强《周恩来下令重查贺龙案》
李玉勤《华国锋受命彻查贺龙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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