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西学东渐，西方小说大量传入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和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下，中国文坛出现新旧文化的冲撞和中西文化的交融。具有现代意识和实验精神的“五四”作家自觉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创作手法，革新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以新颖独特的现代小说艺术风格，书写个体生命体验，表达对世界人生的感悟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处在中国小说叙事形式的转型期，“五四”作家的小说并没有被完全西化，而是被赋予一定的民族性。正如陈平原所说，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形式变革中，“小说的转化艰难而隐蔽，接受新知与转化传统并重”。故在接受西方小说影响的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五四”作家在其小说创作中，无意识地把中国文学传统理念融入其中，使其作品在叙事形式层面具有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学的特征。
西方文学的影响
“五四”时期，外国小说在中国得到广泛译介和传播，促进了外国作家与“五四”作家之间文学对话的发生。“五四”作家被外国作家尤其是西方现代作家的作品所吸引，开始对外国小说尤其是西方现代小说进行模仿和借鉴，从而使两者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呈现不同程度的相似性，确证了西方作家对“五四”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
西方作家对“五四”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故事情节的相似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鲁迅的小说受到了多个西方作家作品的影响。“中国的曼殊斐儿”凌叔华对曼氏和契诃夫的小说均有借鉴。作为连接曼氏与中国文坛的桥梁，徐志摩的小说明显有着曼氏影响的印迹。故事情节的相似印证了西方作家对“五四”作家小说创作的启迪和影响。然而，与内容相比，“五四”作家更多地是从艺术形式方面对西方小说进行学习和借鉴的，以实现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从而使两者的作品呈现诸多相似性。
在叙事文体方面，“五四”作家的小说多为自传体。如郭沫若笔下的“爱牟”、郁达夫笔下的“质夫”都与作者暗合；庐隐、冯沅君的小说也是其自我经历的写照。这与西方小说不谋而合，如曼氏的新西兰故事、乔伊斯的都柏林书写都有作家真实生活的印迹。此外，“五四”作家的小说还涉及独白体，如鲁迅的《伤逝》、凌叔华的《写信》等，都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曼氏等西方作家的影响，如陀氏的《地下室手记》、曼氏的《夜深沉》等都是独白体小说。
就叙事结构而言，在契诃夫、乔伊斯、曼氏等西方现代作家的影响下，“五四”作家的小说倾向于淡化故事情节和对生活横截面的描写。再者，“五四”作家的小说运用了时空倒错的现代主义叙事技巧，这得益于对西方现代小说的模仿。在乔伊斯、曼氏等作家笔下，是包含回忆、联想、梦幻的心理时间的构建和人物际遇的空间共时呈现。
在叙事视角方面，“五四”作家的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的全知视角，而采纳人物限制视角、戏剧式外视角等展开叙事，客观呈现社会现实和人物内心。如徐志摩的《轮盘》以三小姐的视角表现了其往日经历和当下困境，陈衡哲的《老夫妻》采用戏剧式视角，展现了一对老夫妇的对话。这些特征无疑受到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启迪。亨利·詹姆斯等西方现代作家认为，小说家无权表达见解，而应“冷漠观察”。他们的小说消弭了著者声音，具有非人格化的特性，如海明威的“冰山”小说就是“零度写作”的经典。
就叙事话语来说，受福楼拜和陀氏以来西方现代作家影响，“五四”作家的小说常借助自由直接话语和自由间接话语等现代性人物话语表达方式，来展示人物意识流动和情感世界。如在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作者通过自由直接话语刻画了一个在情与智、灵与肉的冲突中自我分裂的女主人公形象。在徐志摩的《一个清清的早上》中，自由直接话语和自由间接话语的交叉运用，生动地呈现了饱受爱情之苦的鄂先生对梦中情人的矛盾情感。
对文学传统的继承
诚然，西方文学对“五四”作家的小说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使其具有了鲜明的现代主义艺术特征。但中国文学传统的熏陶又使“五四”作家在小说创作中自觉把中国传统文学理念融入其中，使其呈现一些民族化特征，如旧体诗的穿插、散文诗风格和“白描”手法等。
中国文学有着深厚的诗歌传统，中国古代小说多有引诗入文的现象，动辄“有诗为证”。“五四”作家的小说也往往穿插诗词，指向作品的深层主旨。如凌叔华《女儿身世太凄凉》的结尾处，婉兰“似这般飘花坠絮，九十春光已老，女儿身世原如是”的悲叹，揭示闺阁女子的悲剧命运。冰心《斯人独憔悴》结尾处的诗句“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暗示不能施展抱负的颖铭内心的幻灭。冯沅君的《误点》穿插多首旧体诗，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呈现继之在母爱和情人之爱上的两难选择。此外，郭沫若的《残春》、郁达夫的《沉沦》等多个短篇中也都有古典或现代诗词的穿插。
中国文学追求意境创造和诗意表达，倾向借助物象和场景渲染氛围。“五四”作家自觉继承中国抒情诗传统，其小说强调情感的抒发和诗意的流露，成为散文诗、“诗体小说”。他们借助意象符号和场景描绘，展现人物微妙的情感和飘忽的印象，营造特殊氛围，取得诗意效果。如鲁迅的《社戏》呈现的是作家对故乡的诗意回忆和自然率真的童趣。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书写了牧歌般的田园风光和乡民的淳朴美德。在庐隐的《云萝姑娘》中，虎吼的秋风、瑟瑟的藤蔓、惨淡的月光，映照着云萝的烦闷和忧愁。在冯沅君的《误点》中，憔悴的杈枒、凄冷的秋阳、落叶等意象衬托了主人公低落的心情，暗示了其分离的结局。
“白描”这一概念源自中国传统绘画领域，指单纯勾形描态、不加渲染的艺术手法，其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可追溯到先秦的“赋”。“白描”即简约和含蓄，用较少的笔墨表达充分的思想。“五四”作家自觉继承这一传统文学观念，运用“白描”手法，还原生活本色，呈现人物际遇。如在鲁迅的《祝福》中，“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寥寥几笔揭示了旧礼教迫害下祥林嫂的精神死亡。凌叔华的小说简洁、客观，甚至不提及人物名字，具有普适意义。
综上所述，在西方现代小说的启迪下，“五四”作家积极探索现代小说叙事形式和表现手法，形成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自传体和独白体等文体样式、淡化情节和时空倒错的结构安排、非人格化的叙事视角、复调式的叙事话语等，都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叙事特征，证实了西方作家对“五四”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同时，他们与中国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关联，又使其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同时，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从而使其对西方现代小说的接受发生创造性转化，赋予其小说不同于西方的特质。诗词的穿插、散文诗化风格和“白描”手法等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印记。由此，“五四”作家的小说呈现中西交汇、古今相融的特点。可以说，西方影响和本土继承共同成就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研究”（22BWW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项江涛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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