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一个寒冬之夜，82岁的张国焘冻死于多伦多一家养老院。
他的墓碑，简洁又清冷，仅铭刻着妻子杨子烈的名字，当杨子烈也去世后，亲属栏便只剩下一片空白。
张国焘叛党长达41年，在漫长的岁月里，他除了留下一本回忆录外，几乎再无其他值得称道之处。在那本回忆录中，他对中国共产党人中的诸多重要人物进行了各种评价。
其实论能力论资历，张国焘在中共早期还是有一定的威望，从学历方面来看，他是正儿八经的北大高材生，在当时的革命群体中可谓是凤毛麟角。
1918年，青年毛泽东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时，张国焘便与众多北大学生一同出现在毛泽东的视野之中，彼此之间也有了一定的交集。
然而张国焘的性格缺陷却逐渐暴露无遗，表面上与毛泽东关系看似友好，实则内心深处一直目中无人，常常对他人表现出轻视的态度。
毛主席后来也曾提及：“他们认为我是土包子。”张国焘这种傲慢的心态，使得他在革命事业的道路上逐渐与毛泽东等同志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张国焘选择前往苏联学习，而毛泽东则坚定地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
长征时期，张国焘与毛主席之间的分歧更是达到了顶峰。
对于红军的前进方向，毛主席高瞻远瞩，坚决主张北上。北方地区在政治、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下，更有利于红军保存实力、发展壮大并争取有利的革命形势。然而，张国焘却固执己见，执意南下。
当时，中央政治局为了缓和矛盾，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但他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反而一意孤行地推动南下计划。
更为严重的是，他甚至宣布另立“中央”，公然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这一行为，给当时的红军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与混乱，即便到了陕北开会对张国焘进行批评时，仍然遗留诸多问题未能彻底解决。
最终，1938年，他趁着祭拜陵庙的机会，决然地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了国民党，并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彻底沦为党的叛徒。
也正因为历史原因，在加拿大生活期间，当地政府希望他可以写写中国的毛泽东，赚点稿费，他欣然答应，或许带着很大的敌意，他对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字里藏刀，但却唯独对徐向前和蔡申熙二人保持敬意，这是为何？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里，对徐向前给予了颇高的评价。他提及在红四方面军重逢之际，与徐向前进行了一场漫长的交谈，在交流之中，他隐隐察觉到徐向前身上似乎潜藏着卓越的领导天赋，徐向前对待军队事务也有高度的责任心。
1935年，红军长征的关键时期，毛主席高瞻远瞩，做出了北上的战略决策。从政治层面考量，北上有利于凝聚革命力量，扩大政治影响；从居住条件等实际因素分析，北方的地域环境更利于红军保存实力，休养生息，为后续的发展奠定基础。然而，就在即将出发北上之时，意外情况陡然发生。
徐向前清晨醒来惊觉叶剑英不见踪影，原来，叶剑英敏锐地察觉了张国焘的阴谋，为了避免红军陷入巨大危机，他当机立断，迅速前去向毛主席报告。
徐向前彼时一头雾水，满心疑惑。紧接着，有人前来向陈昌浩报告：“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听闻后顿时大发雷霆：“你们在搞什么，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凭借着敏锐的军事洞察力，他已大致猜出事情的缘由，必定是张国焘反对北上，暗中策划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
此刻，中央发来电报，指示徐向前带队北上。但此时的徐向前却陷入了极为艰难的进退两难之境。
张国焘坚决反对北上，执意南下，而徐向前内心深处是倾向于跟随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但长期以来与张国焘共事的经历，让他深知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从职务架构而言，陈昌浩身为政治委员，在军事行动决策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话语权，没有他的同意，任何军事行动都难以有效落实。
在这种复杂的权力制衡与矛盾冲突之下，经过综合权衡，徐向前内心怀着走一步看一步的迷茫与无奈，无奈地决定跟随陈昌浩行动。
正确的永远是正确的，历史最终证明毛主席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与前瞻性。
回到延安后，他在回忆录中满含愧疚地写道：“当时我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经历了这一艰难的心理考验后，徐向前彻底坚定了跟随毛主席的决心。
从1937年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起，他便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他战功赫赫。无论是1948年解放临汾的艰苦战役，还是1949年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在军事指挥与战略规划方面的贡献，都足以证明他是一位战绩卓著的将领。
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开国元帅军衔，实至名归。
另外一个人便是蔡申熙，蔡申熙乃是当年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体系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对他亦是赞誉有加，称其为极具战略见解的人才。蔡申熙资历深厚，早在未进入黄埔第一期之前，就与张国焘一同投身工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与组织能力。
但不幸的是，年仅26岁的蔡申熙便英勇牺牲，令人扼腕叹息。而他的牺牲，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一系列决策与领导失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89年，中央军委确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3位军事家，蔡申熙将军的名字赫然在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