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委联合下发：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看到这个词的时候，过去的记忆在鞭挞着我，令人汗流浃背，事是好事，一个家庭整体零就业收入就没保障。各地要落实“两优惠、三补贴”，一通组合拳对付零就业，大家感动不。
总感觉似乎是在救谁，又似乎对就业情况难以容忍。历史上似乎有种延续的态度：需要民众的角度，比如生育、比如创造和生产，总有一种牧羊的感觉，但是不需要的方面，比如社会抚养和社保、其他保障，民众需要对自己负责，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人作为一个群体，你是有用的，但你最好自己负担自己，别添麻烦。
随着第一批定向家政预备队即将从高校毕业，年纪轻轻就可以少走几十年弯路，学了这么多年，干得是不限专业但拼心态的活儿。而对35岁、40岁的“毕业生”们而言，打工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工资水平，但你养老金交的多，社保缴费基数一般是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我的是我的，你的早晚也是大家的。
分配是个技术活，分配不精准就导致大水漫灌，但仍然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所以适度宽松是需要配套策略的。如果说现在是政府主导借钱的时代，直接分配到福利端，比如发钱、补贴收入会比较难，那么以前呢？收入增长的时候，分配受税收、房价等因素影响，主要是有盈余的一方（私人部门）来补贴需要大基建的一方（政府主导），那么如今盈余的不多，能不能反过来，这个其实比较难。
因为财政是基于税收、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来的，财政主打的就是分配，宏观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不擅长直接分配，而是间接达成。例如投资拉动、福利统筹，鼓励特定领域。说白了，政府并不创造财富，而是承担了维持良好运行环境的责任，当需要救济的民众多起来的时候，没有办法通过吃大户来等待财政救济。财政不是大户、国家也不是，只是个抽象的概念。
如果孩子乱花钱总是父母负债填窟窿，一来孩子容易屡教不改，反正下回还有人帮着收拾烂摊子，二来父母变得拮据，没有花钱的能力，攒点钱都给孩子了，这时候不能怪父母节衣缩食。
再举个例子，好比造车新势力，市场化的资本都在追逐，造成了有人融资拿去中饱私囊，投资的成了冤大头，最终新势力的某些企业融的钱花完了，企业和职工没收益，但决策者发了财，那这样的投资、负债就不是好负债，但问题出在对决策的监督上，一句干就完了，但是给谁干的呢？
执行具体职责的是人，人就会有利益区分，所以执行层面会比抽象的更抽象，最常见的问题是效率低。比如放水、降息的过程中，会持续产生不赚钱的投入，这些投入所需的负债以及利息实打实要还的，这会让负债变得更加危险。注意，对个人来说，缺不缺钱更多是一种主观判断，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但宏观债务是个客观因素，政府债并不是某一个“其他组织”的负债，它不过是我们所有人的收入为担保，借钱的主体虽然抽象，但并不独立，政府要还债无非加税、债务滚动两种方式。
你看现在，美元虽然在降息周期，人民币和美元的长期国债利差仍然在增大，这就是债务承担水平的问题。国债对应市场投资者来说，是一种选择，维持国债高收益+高利率，实际上增加市场上消费、投资的成本，如果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选择投资和消费，意味着有利可图，或者成本可以负担得起，收入预期较好。这部分我放到大号的下一篇文章里去写社融话题。
你不保资产价格，我就去杠杆，这是民间财富的自我保护机制，所以适度宽松货币，是应对民间财富效应衰退的反制措施——在增收和账面资产价格之间，选择后者。举个小例子，民企包工头做项目，发包方可以给你结款，也可以少结款，但再给你一个项目做，民企的财务应收款上去了，但经营性现金流没有变化，甚至还需要垫资，继续加杠杆，直到结款这件事发生才能闭环。
如果转一圈收入要被税收、社保、还贷拿走，那么可以选择少花点，少拿点。你可能觉得少花钱如何拉动经济，换个角度看，政府不一定非得长期承担拉动经济的角色，也不一定是最终借款人角色，不是说政府不能举债，是你公共开支之外的责任越大，就是决策权力越大，就是对分配干预越大，但无法改变的是全民要为债务买单。
既然还钱的人一定是民众，那如果借的钱不是给我们用的，那就别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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