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军一代传奇名将、开国元帅贺龙同志蒙冤离世，生前死后都受到了极大屈辱。
贺龙去世之后，他的死讯被封锁了两年之久，后事更是惨淡至极。
贺龙去世之后，包括毛主席在内的众多老革命，都想要还贺龙同志一个清白。
和贺龙关系匪浅的周总理更是直接下令彻查案件，立志为同志平反。
结果就在公安部终于揪出真凶之后，周总理却更改了主意。
周总理看到凶手的名字，紧皱着眉头，沉默良久之后说出了一句话：“还是算了吧。”
而周总理之所以放过了此人，是因为他身份和情况都比较特殊。
这位害死贺龙元帅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为什么周总理选择放弃追究他的罪行呢？
1.李仲公其人
战功赫赫的贺龙元帅，是在上世纪的特殊时期被小人冤枉，无辜被迫害的。
而导致贺龙被冤枉定罪的所谓“证据”，是两封造假信。
伪造这两封信、致使贺龙含冤而死的小人，名叫李仲公，曾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位重要人物。
在蒋介石一系刚刚起势的时候，老蒋曾经对李仲公青睐有加，李仲公因此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部队司令等重要职务。
结果后来李仲公逐渐“失宠”，解放战争期间更是边缘化，他思量再三，决定投靠我党。
1949年7月，李仲公拒绝和其他国民党高官溃逃台湾，而是和一众民主人士发表宣言，宣布起义。
李仲公弃暗投明之后，受到了我党的尊重，周总理曾不止一次接见他。
那他又是为什么，丧心病狂到污蔑贺龙元帅的呢？
答案是，两人曾经有“旧怨”。
这段往事发生在1927年初，彼时贺龙同志还没正式加入我党，老蒋正在竭尽全力地拉拢这位天才将领。
为了劝说贺龙“归顺”蒋系势力，老蒋特意派出了当时还是自己心腹的李仲公，让他去当这个说客。
李仲公这人，是个钻营之辈，于是便想当然地觉得所有人都和他一样市侩。
他觉得这是一项无比轻松的任务，只要以高官厚禄相诱，贺龙必然“上钩”。
可李仲公完全看错了贺龙，他可不是那种匪里匪气、一心搜刮民脂民膏的军阀，而是一位有着高尚革命信仰的爱国者。
贺龙早就认清了老蒋的真面目，也看不上李仲公金银权位不离口的嘴脸，因此决定教训他一下。
贺龙先是把李仲公关到牢里一阵子，然后又把他“打包”送到唐生智那边。
李仲公知道唐生智尊敬国父孙中山先生，便大肆吹嘘老蒋是孙先生遗志的继承者，跟贺龙鼓吹失败的“诏安劝降”论调，又跟唐生智说了一顿。
唐生智
结果唐生智跟贺龙一样，早就看透了老蒋及其政治势力的本质，不但大骂“蒋介石根本是反革命”，还掏出配枪意图结果掉说客李仲公。
幸好周围人阻拦及时，要不然李仲公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考虑到李仲公毕竟是老蒋的“宠臣”，贸然杀之容易激化矛盾，唐生智思量再三之后，还是决定放了他。
唐生智没想到的是，多年之后，自己这个决定竟然会害到贺龙。
李仲公说客没当成，反而丢了一圈儿人回来了，老蒋对他很不满意，认为他“难堪大用”。
在之后的日子里，李仲公越来越不得老蒋欢心，官位也越来越小了。
李仲公觉得自己郁郁不得志，把账都记到了贺龙头上。
2.柔软的身段
等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三大战役尘埃落定，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国民党大势已去，已经在党内边缘化许久的李仲公，心思开始活络了起来。
他摇身一变，把自己包装成“民主人士”，混在真正的民主党派仁人志士里，转头批评国民党“蒋氏王朝”。
李仲公
李仲公这一次政治“横跳”，是很成功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和其余民主党派人士一同受到了我党的优待。
为了能在新中国有大官做，李仲公的政治“身段”极其“柔软”。
曾经怎么给老蒋唱赞歌，现在附和中央领导干部们就有多卖力。
当贵州开始选地方主席时，李仲公盯上了这个职位，开始了自己的“活动”。
他多次跑到周总理处攀谈，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当这个主席。
结果有次李仲公又跑到周总理的住所，恰好偶遇了他最不想见到的人，那便是贺龙元帅。
贺龙元帅见到李仲公颇感意外，但也不知道对方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而李仲公由于自己心里有鬼，跟贺龙匆匆说了两句话就急忙告辞，连周总理都不见了。
贺龙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心胸开阔的他觉得，既然李仲公已经向我党投诚，那就最好“君子不念旧恶”。
因此，在见到周总理之后，贺龙元帅并没有提及此事。
可让贺龙没有想到的是，他眼中的小插曲，在李仲公看来竟然是天大的事儿。
李仲公认定贺龙元帅肯定向周总理“告密”了，因此在竞争贵州主席一职失败之后，他对再三“阻碍自己仕途前程”的贺龙恨得牙根儿直痒痒。
而事实上，李仲公对贺龙的恨意，是一种自不量力的巨大错觉。
中央从未考虑过让他担任贵州主席一职，给他安排的岗位一直是中央议事员。
但李仲公脑子不清醒，看不清自己的实际能力，还是自顾自地怨恨上了贺龙，并决定伺机报复。
3.两封造假信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新中国政治大环境突变，局势紧张，李仲公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想通过诬陷手段置贺龙于死地，于是便伪造了两封“归降信”。
李仲公伪造贺龙元帅的笔迹，写了两封“投诚”老蒋的信，言语中极尽谄媚，而落款的日期则设计在了1927年。
李仲公想要制造一种假象，用伪造的信件“证明”贺龙同志鼠首两端，革命意志很早便已经动摇。
这两封造假信，被一直试图害死贺龙同志的“小团体”利用了。
虽然党内诸多同志并不相信是真的，可当时我国的笔迹鉴定技术不够发达，区分不出两封信是否为贺龙所写。
就这样，在“小团体”的污蔑之下，贺龙元帅于1969年含冤去世。
贺龙元帅去世后，毛主席、周总理等人都想要彻查此案，还同志一个公道。
直到1971年，此案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公安部不再试图研究笔迹，而是鉴定纸张和笔墨。
虽然以当时的刑侦技术，无法辨别信件是否为贺龙所写，但确定信纸和墨水的生产年代，还是可以做到的。
经过技术人员鉴定，两封伪造的信件，是用新中国成立之后生产的纸张墨水书写的，不可能成书于民国时期。
这样一来，两封伪造信上面的满篇谎言，全都不攻自破了。
公安部顺藤摸瓜，揪出了写信人是李仲公，便将此案交由周总理处置。
周总理看到真凶是李仲公，一下子犯了难。
一方面，李仲公当年是和一众民主党派人士共同投诚我党的，在政治气氛尚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严惩他，势必会引起整个政协的动荡；
另一方面，李仲公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严惩一个老人，不符合我党的人道精神。
思之再三，周总理还是决定饶李仲公一命，以体现我党的宽大为怀。
可李仲公在得知自己阴谋露馅之后，还是整日生活在惴惴不安之中。
1978年，李仲公因肺病去世，死之前经受了漫长的病痛折磨，也算是恶有恶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