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因病于台北辞世，享年78岁。因为他死前曾大口吐血，他的死因真相引发了众多猜测。
有人猜测蒋经国是被人谋害致死，有人推断他的死是医生误诊的结果。更多的人，将蒋经国的猝死，指向了他的“医疗小组”，特别将矛头对准了“御医”姜必宁。
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姜必宁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他甚至不敢在荣民总医院上班，而躲进了阳明山一处从前的蒋氏别墅里，回避外界的骚扰。期间，他连电话都不敢接。
蒋经国的死，确实有些突然，他的体质本就是长寿的体质。他的父亲蒋介石就非常长寿，若非晚年遭遇过车祸，他的寿命将远不止88岁。他的继母宋美龄，最终活了106岁。
很显然，蒋经国家族有长寿基因，因为父亲、继母在养生方面是高手，他又比别人更容易汲取到养生学方面的知识。
而他自己的体质也非常健康，在俄罗斯读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后又去西伯利亚异常艰苦的乌拉尔工厂做工期间，他一直是劳动模范。
国民党驻苏大使蒋廷黻，曾在回忆蒋经国在苏联时的生活情况时说：
“他（蒋经国）矮墩墩的身材，虽然不高大，可他给我的印象很结实，面庞红红的，有一层健康的肤色。我问他西伯利亚的生活是否艰苦?他对我说，在工厂生活几年，一直没有病。
“车间里经常有一些义务劳动，这是共产党办的工厂经常有的事。经国先生说他一直没有生病，在那么艰苦而寒冷的地方，他一个外国人都坚持那么多年，确实不容易。”
从这段描述可看出，蒋经国青年时期的体质优于常人。1937年自苏联回国后，他根据蒋介石的安排，先后去江西、上海等地开展工作，身体始终保持着康旺少病的状况。1949年到台湾后，他的体质依旧良好。
人都说“物极必反”，蒋经国长期以来的良好身体状况，让他对生老病死多少有一些不以为意。1958年左右，他被诊断出先天性糖尿病后，颇不以为意。
可这个并未让他当回事的糖尿病，后来终于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困扰了。尽管无数人将蒋经国的死因归结为“误诊”或者其他，但依旧有人理性地看到：蒋经国的死因，是糖尿病不断恶化的结果。
台湾《民生报》曾发表了一篇名为《蒋经国为何死前大吐血？》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引用大量报道后得出结论：
“经国先生罹患糖尿病一二十年之久，眼睛、心脏和许多部位的末梢神经都已深受影响。一位知道他身体状况的医师指出，由于下肢末梢神经受损，他的双腿几乎无法行动……
“更重要的是，病人体内许多器官功能会大受影响。这些现象使病人必须经常服药，也很容易造成消化道和肺部的大出血。像经国先生临终前的状况，突然发生了大出血，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篇报道，不仅为姜必宁解了围，也从医学角度，回答了蒋经国死前大吐血的缘由。
然而，这篇文章被发表后，依旧有人质疑：糖尿病这种病并非绝症，手握台湾政军大权的蒋经国，即便不能彻底根治糖尿病，也应该能控制住它，不至于让它发展到如此地步啊？
提出这个质疑的人，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糖尿病这种病，单纯靠医疗和外界的干预并不易控制，因为从本质上而言，它是最需要“养”的病。而这个“养”的最重要部分就是“忌口”，而能否“忌口”，关键在于患者本人，而非其他。
最初被诊断为先天性糖尿病后，蒋经国就从医生口中得知：为了养病，他必须忌口，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身体一直非常良好的蒋经国却对医生的警告不以为然，他依旧想吃啥就吃啥，就连糖尿病病人最应该忌口的甜食，如他最爱的冰激凌等，他也照吃不误。
他还对医生说：“我的病由你们医生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蒋经国之所以说这话，是因为他受美国影响比较大，迷信药物治疗。他不相信：有最顶级权威专家，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西药疗法，会控不好他的血糖。
越老越重视身体的蒋介石对儿子的病极为重视，他派出自己的医疗小组成员为蒋经国诊病。医生诊断后说：“他的饮食偏颇，不利于控制糖尿病”。蒋介石非常赞同医生的观点，认为儿子应该从中年开始就控制饮食。他一边各种设法劝导儿子控制饮食，一边亲自为他设计菜谱。
1959年，蒋介石第一次为儿子制定养生菜谱，为了丰富菜谱的多样性，他甚至将“奉化小菜、汤”也加入了其中。他还将自己平常喜欢吃的多菜少肉的银丝炒鸡丁、烤芥菜等，也加入了菜谱中。
这份菜谱的最大特点是：少肉、少糖。
蒋经国早年在俄罗斯生活多年，他迎娶的也是俄罗斯太太，他的饮食往往是肉类菜肴和甜食甜点。他的胃已经爱上了这两类食物，到了一天“没得吃”就“心里发慌”的地步。
面对蒋介石给自己制定的“少肉少糖”菜谱，他刚开始还勉强能遵照执行，日子久了后，他必然按照自己的饮食习惯行事。蒋介石毕竟不能天天看着儿子吃饭，他也不可能把儿子绑在官邸和自己吃素。最终，这份菜谱被打入了“冷宫”。
蒋介石料到儿子不会完全按照自己的菜谱吃饭，可他没想到：他竟完全没把自己亲手制定的菜谱放在眼里。
1973年，一位荣民总医院的糖尿病专家向蒋介石汇报工作时，谈到蒋经国糖尿病治疗的问题。他非常直截了当地说：“他（蒋经国）的治疗一直没有明显疗效”。
听到这话后，蒋介石的脸立马阴沉下来了，他已然明白：儿子的饮食，完全未按照他的菜谱走。
蒋介石将儿子召到了士林官邸，重新为他修改了菜谱。这一次，他在制定菜谱时做了很多妥协。
早餐的主食一项里，他在罗列完主食后，在括号里写道：每天可变更制作，但一定不许多肉类食品上桌。午餐的菜类设置项中，他特别标注道：可以鱼肉鲜美烹菜，以解口馋。但切忌少用猪牛羊之肉。绝对禁用肥腻之肉类入菜。
这份菜谱和蒋介石自己的菜谱非常接近，它不仅对糖尿病有益，而且他已用实践论证：若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可以延年益寿。
蒋介石第二次编制的菜谱，蒋经国基本遵照执行了。可这个“基本遵照”，也仅仅只在他在世时，1975年，蒋介石过世后，他再也难以遵循父亲的饮食规则了。
做了蒋介石接班人后的蒋经国不时传令七海官邸内的厨师，让他们烹制自己喜欢的各类食品。有时候，大鱼大肉也会被端到他的饭桌上。
由于饮食不注意，蒋经国的糖尿病越来越厉害了，医院不得不为他组建一支“医疗小组”，具体负责蒋经国的医治工作。
可医疗小组的成立，并未对蒋经国的饮食习惯造成分毫影响，他甚至变本加厉了：只要他想吃的东西，哪怕这种食品对他的糖尿病非常有害，他也一定要送到嘴里。
跟随蒋经国多年的侍从人员翁元在回忆时说：
“到了70年代，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节制的饮食上。完全无视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毫无忌惮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点，尤其是在外视察的时候，只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子上有什么好东西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它什么血糖不血糖，这是他的糖尿病日渐恶化的根本原因。”
台湾作家王丰证实了翁元的说法，他曾在写到蒋经国时，描述过他吃家乡路边摊的情景：
“蒋经国对那家乡野小店的猪脚，夸赞有加。那天他胃口也特别好，一大碗猪脚大概不到十几二十分钟就全部吃完了。吃完之后，他抹抹嘴，问他人吃饱了没有。
蒋经国的糖尿病恶化后，他依旧经常违背医嘱，吃含糖量非常高的冰激凌。
毫不忌口的结果是：八十年代，医生不得不每天为他注射一次胰岛素，以控制他的血糖指数。后来，注射改为一天两次，即每天早、晚餐前注射一针胰岛素。
糖尿病是最公平的，即便身份地位再高，一旦进入晚期，并发症就降临了。蒋经国的视力出现问题后，他的双脚出现了末端神经受损的情况。1986年开始，他出行经常要坐轮椅。
即便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蒋经国依旧不改“事必躬亲”的习惯。一些本来并不重要的事，他也不相信由他人代办。尤其是一些国民党的会议，他更是不愿意随便缺席。蒋经国不愿缺席的背后，也与他不想让人发现他病情加重有关。
1987年10月上旬，即蒋经国去世前两个多月，湖口举行军演，这本不是特别重要的活动，可蒋经国却执意“硬撑”着前往。这次军演的地点湖口装甲兵基地较为偏僻，他必须为这次活动长途跋涉数百里。对于寻常人而言，这种跋涉就已经很累，何况他这位老年糖尿病晚期患者。
医疗小组多位成员前去劝阻，可蒋经国依旧坚持前往检阅。结果，到湖口后，军演刚开始不久，他就觉得浑身软弱无力，甚至坐不稳椅子了……
湖口之行，让身体本就虚弱的蒋经国元气大伤。随行的医生们见他连喘气都变得十分困难，个个都忧心不已。好在，蒋经国这次终于不打算继续强撑，他决定不等军演结束，就返回台北。
像这样的“强撑”，医疗小组见过太多，他们忧心忡忡却又无计可施。谁都知道：但凡病中的他减少这类可去可不去的“活动”，放弃一两次公开场合的“露面”或“讲话”，少一点远程跋涉所消耗的体力，他的病情也不至于恶化得如此之快。
猝死前，蒋经国的生命就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医生们每天都要在他的耳朵上取血，以进行血糖化验。因为取血次数太多，他的耳朵取不出血了，他们不得不改从腹部、手臂等部位采血化验。
让医生们欲哭无泪的是：即便蒋经国的耳朵已干瘪到抽不出血，即便他的血糖值已经降到了最低水平，他依旧我行我素，不肯听医生们的劝阻，做任何形式的配合。如此，他的病情自然只会越来越恶化。
蒋经国的侍卫翁元目睹了这一切，他后来不无悲伤地说：
“晚年蒋经国的病体，从摄护腺、眼睛视网膜、白内障、腿部神经病变乃至内脏严重过敏，这些症状的陆续出现，其主要根源，都出在糖尿病的问题。哎！
“然而令医生无奈且扼腕的是，蒋经国从来不听医师的专业建议，即使在最后阶段的晚年时期，不顾身体情况的极度恶化，依旧夜以继日······到难以入睡。另一方面，在饮食起居方面，更是刚愎自用，完全不听医师的好言相劝。”
行到此，蒋经国的死因真相也终于告破了，他表面是死于糖尿病并发症而引发的吐血，实际却是死于“不遵医嘱”、“自损健康”。当然，他的猝死背后，也与“过度操劳”分不开。
关于这一结果，身为医疗小组负责人的姜必宁早已预料到，为了救蒋经国，他曾将“不控制饮食可能导致的病情恶化后果”，如实告知了蒋孝勇（蒋经国五子）。蒋孝勇介入后，姜必宁等医疗小组成员，才敢于严格控制他的饮食。
起初，蒋经国还忍着心中不悦硬着头皮强咽那些食物，可不出三五天，他就忍无可忍了。他几次在餐桌上大发雷霆，吓得厨师一个个噤若寒蝉，连大气也不敢出。
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尤其一个医疗小组成员因为“进言”被调走后，姜必宁等都失去信心了，蒋孝勇也无可奈何。他们都只能眼睁睁看着蒋经国恢复从前的菜谱，大快朵颐。
正如姜必宁后来在采访中所说：“我真的只能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同样尽力了的，还有蒋孝勇，为了父亲的病，他曾想过无数法子，进言无数次，可结果往往都是“没有结果”。他和医疗小组成员一样，最终失去了信心。
蒋经国去世当日，目睹父亲吐血而死的蒋孝勇并没有哭，他只悲凉道：“不用再抢救了”。无疑，他和姜必宁等人一样，对父亲的结局，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相比之下，两度亲自为儿子制定养生菜谱的蒋介石，也已经尽力了。他所制定的两大张菜谱，表面是“养生方”，实际却是“救命方”！
时至今日，人们提及蒋经国时，依旧会带着惋惜感叹：“他本可以更长寿！”
有人说：蒋经国猝死的最大原因是“不相信医生”，但事实却恰好相反：他是太相信医生了。也因为太相信，他才忘了：医生都只能治你的病，而不能救你的命，真正能救命的，只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