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于台北。
临终之际，他说了四个字：“不可放虎！”宋美龄听闻后，立即知道他所指何意，当即潸然泪下。
消息传至张学良处，他不知应作何反应，是否该是为自己被幽禁四十载，仍然虎威尚在而大笑，还是该为自己的性命分一份担忧———毕竟不可放，也可能是“杀”。
静思三日后，张学良提笔写了一份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短短16个字，道不清他一生与蒋介石之间的纠葛。张学良“劫持”蒋介石，成为国共合作的有力推手，自此却沦为阶下囚长达半生！
他在这种处境之中，个人自由，生死，行止皆受人控制，他不知进行过多少次抗辩，多少次挣扎，甚至信教受洗，小心翼翼不过问政治，蒋介石竟然临死之前还会认为他是一只“虎”，是以需要特意告诫自己的妻儿，不可放虎。
难道他蒋介石还认为一个垂垂老矣早就没有了兵卒的“少帅”能在台湾掀起任何风浪不成？
而宋美龄自然知道，蒋介石遗言一出，她恐怕都难以再充当张学良的庇护，此后也难以从中斡旋还他自由，思之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可是为何蒋介石要大费周章将张学良囚禁半个世纪之久，直至临终也要交托妻儿不得将其放归？为何不索性杀了张学良，以绝后患呢？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出于民族大义，为西安事变善后，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仍然提出随蒋介石回南京。
蒋介石口头上劝张学良不必同去，心里却是求之不得。他数次说：“我无法保证你在南京的生命安全。”
张学良却已经做好了视死如归的打算，他坚持到南京请罪，包括将他枪毙。
一旁的宋美龄念及私交，向张学良承诺“回到南京，一定要送汉卿回西安”。
然而途经洛阳时，蒋介石就一改以礼相待的态度，立即下令严加监视，同时与戴笠取得联系，让其把张学良将同回南京的消息完全封锁，完全地做好了要将张扣在南京的准备。
戴笠在收到消息后，当即就在南京布下“口袋”，确保他们一下飞机，就立即扣下张学良，将他秘密转移并关押。
但离开西安前，蒋介石曾令宋子文和端纳保证张学良的安全，这项保证几乎人尽皆知，他也不得不就此做些表面文章。
12月31日，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10年有期徒刑后，蒋介石又将一纸“赦免状”递交上法庭，以示其“宽宏大度”，不计前嫌，却又表示仍将张学良交给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这一招两面三刀，不可谓不狠，相当于直接宣判了张学良的无期徒刑。
宋美龄了解蒋介石，怎能不知他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为此她和蒋吵了许多次，蒋介石却推脱南京的事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而宋美龄也发了狠，说若是执意要对张学良不利，她要“立刻离开台湾，还要把事情全都公布出去。”
这件事后来被美国驻华公使JOHNSON记录在文件中。
蒋介石临终之时，张学良是否真正“虎威犹在”已经不是他能否重获自由的决定因素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蒋介石认为他仍然“虎威尚存”。
因为这个认知，贯穿了他整个政治生涯，以至于在弥留之际，不假思索地发出这样的遗言，认为张学良依然值得忌惮。
但蒋介石无法对张学良采取最直接粗暴的措施，也自然不会放了张学良，他也没有这么做的理由。
他本就心胸不广，张学良挟持他以胁迫他去令一些事务得以推行，这让蒋介石怀恨在心，也令他极为忌惮。他需要对张学良施以一定惩戒，才能杀一儆百，令人不敢效仿。
且已经做下了这样的事情，仅仅十年就放“虎”归山，届时张学良振臂一呼，蒋介石又该多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
因而蒋介石放了张学良，无异于放虎归山。
1930年，经过中原大战过后，东北军就一跃成为当时全国的第二大实力派，蒋介石亦授予张学良“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要职，一是给足面子，一是牵制于他。
当时在蒋介石眼里，张尽管有些稚嫩，却已经俨然是一只虎，在东北军中极有名望，可以说是“一人之下，全国之上”。
且张学良在军中一呼百应，即便身在欧洲游学，蒋介石想调动东北军，都硬是调不动一个兵卒。
为了笼络住这只“虎”，蒋介石不惜下令“以维持一个步兵团的经费供养张学良”，生怕放虎归山。
自张学良1936年被带到南京软禁之后，各界人士也没放弃过营救张学良。
1946年，中共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便提出要释放张学良。蒋介石慌忙将张学良藏到台湾新竹一处荒僻的蒋氏私宅处。
彼时张学良余威尚在，曾经的20万东北军有部分散入中共，成为保家卫国的有生力量。但东北军对张学良极为尊崇，张学良被释放后与中共联手，蒋介石更加毫无胜算。
杀又杀不得，放亦心有不甘，蒋介石始终不能忘记张学良的“犯上作乱”，巴不得张学良死于非命。
1947年，台湾人民不堪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发动了武装起义。
蒋介石指示毛人凤：若是有人企图趁乱劫走张学良，可将张就地击毙，这样既可以不用负担杀了张的后果，又可以除去自己一心病。
只是起义尚未到达张学良被软禁的地区，幸免一死。
1949年，蒋介石“下野”，败走台湾前夕，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全国舆论压力，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
蒋介石为了不让李宗仁找到张学良，甚至动了杀心，杀了与张学良一同举事的杨虎城。
紧要关头，还是宋美龄出面保下了张学良。她甚至以要离开蒋介石为要挟，对蒋介石说：你要是敢杀他，我马上就走开。”
蒋介石无奈，为了不让李宗仁找到张学良，只得把人转移到台湾高雄寿山藏了起来。
1959年，迫于各界的政治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口头答应释放张学良。
可同时，他却派出了警卫对其加以“保护”，日夜在他的住所外站岗巡视，在住房对面还专门设立了一处“警务处”，这种严防死守，与“严加管束”根本无异。
直至1975年临死前，蒋介石仍然做出了这种判断，认为张学良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力尚存，会干扰蒋氏实施的“强人政治”，因而不得不防。
对此，一直在其中斡旋，为张学良作保的宋美龄，是否会贯彻蒋介石一贯“不可放虎”的原则？
宋美龄为张学良作保，与他们曾经是旧识不无关系。
年轻时的宋美龄曾经名动上海滩，以致张学良初见时，便惊为天人，为之倾倒。
1925年6月14日，暴雨倾盆的黄浦江畔，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三层小洋楼里，依旧歌舞升平。
一场为张学良接风洗尘的舞会上，一身戎装的张学良见到了一名举止落落大方，谈吐优雅有趣的年轻女性，那就是宋美龄。
由一旁的胡汉民引荐，张学良与宋美龄结识，相似的出身经历，令他们相谈甚欢，一见如故。在少帅眼中，宋美龄是“中国找不到第二个”的优秀女性，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张学良性情耿直豪爽，也仅有在他面前，宋美龄才会将她细腻的女性情感尽数展露。他们的初识，若是不沾染些才子佳人间的风花雪月，也当真配不上这灯红酒绿的上海滩。
张学良此来是为“五卅惨案”进行调停的，在上海也免不了多待一段时间。宋美龄正好留洋归来，便充当起了翻译。两人时常在黄浦江畔出双入对，也曾是一段佳话。
只是当时张学良已经娶妻，若不是如此，张学良确实是想追求宋美龄的。
这一段过往，在半个世纪后，张学良对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口述历史时，对这段过往直言不讳，且多次谈及，似乎仍对半个世纪前那段风花雪月的“故事”念念不忘。
同时他也提到，也是等到后来他才知道，当时蒋介石也正在对宋美龄展开极为大胆的追求。
或许如此，他们的相识才留下了一些遗憾。
但这仅仅是他们之间牵绊的开始。
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与张学良往来极近，可以说已经到了称兄道弟的地步。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则为宋美龄所引荐，认识了宋老太太。
宋老太太喜欢于凤至的娴静温婉，执意要认她为干女儿，也是有那么几分情真意切的，并非全然为了笼络张学良。
至此，蒋、宋、张三家交好，亲如一家。
只是好景不长。1936年西安事变的发生，令蒋与张之间的关系跌落冰谷。
蒋介石不念旧情，执意要对张学良不利，其中最大的阻力便来源于宋美龄以及她背后的宋家。
在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中，也这样提到：“西安事变后我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
在张学良心里，他认为宋美龄绝顶聪明，宋美龄也认为张比蒋心胸更为开阔，也没那么喜好猜忌，且敢作敢为。
张学良在他的口述历史中多次提到“夫人是我的保护神”，这绝非虚言。
若非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的情谊，宋美龄也不会执意要保下张学良。
自他被囚以来，宋美龄对其多有照顾，有时所展现出的关心甚至超乎一般朋友的程度。以至后来人在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时，猜测他们是否曾经有一种精神上的依恋。
蒋介石幽禁张学良，所给予的生活条件自然不会考虑得多好，在台湾新竹的住所里，更是近乎空无一物，且地处荒僻，生活所需根本无从购买。
尽管不便与张学良见面，宋美龄还是时不时向人打听他的消息，时常派人给他送去生活所需用品，以及一些书本和字画等怡情养性之物。
长时间的幽禁生活，使得张学良的视力越发下降，宋美龄便特意为他寻来眼镜，将美国带回来的台灯也一并送给了张学良。有时友人送来巧克力，宋美龄也会派人给张学良带去一份。
习惯用英语书写的宋美龄，为了照顾不便阅读的张学良，也时常用中文写信。
在宋美龄悉心照顾下，张学良幽居的日子也不再那么难过，时常与亲友通信，谈论外界的消息，也探讨些艺术、宗教的问题。
在张学良身后，留下的500多封信件中，最多的便是与宋美龄来往的书信，总数约在百封以上。
对此，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回首从前，无不感慨：“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
但宋美龄对张学良的照顾，并无法令他获得最珍贵的自由，她不是没有为此奔走努力，却都收效甚微，原因便是蒋介石的“遗言”。
这份遗言，相当于将张学良的自由，以及她为此所做出的努力，都宣判了“死刑”，这怎能令她不伤心？
1978年，蒋经国当选“总统”，第一个发来贺电的便是张学良。
实际上，蒋经国与张学良私交甚笃，极少为外界所知。两人的交往始于蒋介石败走大陆后，蒋经国成了张学良的“监护人”。
蒋经国当上了张学良的“监护人”，张所过的日子便要比毛人凤、戴笠在“监护”时好上太多。
1959年，蒋介石口头承诺释放张学良时，张便在蒋经国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他在得到许可时还能见见老朋友，可以去附近的村镇逛一逛，透透风，尽管他的行踪仍然由蒋经国一手掌控。
对这位蒋氏的“阶下囚”，蒋经国甚至有些钦佩之感，甚至还有些同被蒋介石软禁过的惺惺相惜之感。
自从张学良对蒋经国的来访表现出欢迎后，蒋经国每月都去看望他，陪他聊天，话题无所不包，一起谈历史，谈诗歌，谈掌故，谈逸闻，小心翼翼地避开对双方都极为敏感的西安事变。在蒋经国的陪同下，张学良得以外出钓鱼、爬山。
解禁后，张学良提起想在台北城郊自费盖一栋房子。蒋经国知道后，就几乎一手包办，亲自选了一块很好的地皮；待新居落成，又送了一套豪华家具放置在客厅。
张学良迷上了种兰花，还在台北的兰花界成了知名人士（以赵一荻父亲的名义），蒋经国就留心搜罗名贵兰花，时不时派人给张学良送去，逗得他眉开眼笑。
蒋经国对这段往来只是暗自自得，在亲友处秘而不宣。
当有人问及他的行踪，他会告诉对方，“去一位姓张的朋友处。”
对于蒋经国的频繁来访，张学良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分寸，能推脱就推脱，全然不似对宋美龄的却之不恭。
若是蒋经国送了什么礼物过来，张学良也一定想方设法回赠，实在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礼物，就到湖边钓上几条鱼，请人给蒋经国送去。
1972年，蒋经国担任台湾“行政院长”，张学良第一时间向他表示祝贺，同时也委婉表示，希望能减少往来。
因为这时蒋经国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台湾当局最高行政首脑，若是频繁来往，恐怕会对蒋经国造成政治层面的不良影响。
蒋经国拒绝了这样的提议，他认为这样等于宣告了他们不再是朋友，于是争执半天，达成“君子协议”，平日里电话联系，半年见面一次。
在蒋介石去世后三年，蒋经国终于当选了台湾“总统”，第一个发来祝贺的还是张学良。
但不同于父亲的告诫，蒋经国认为将这样一个年事已高、早已没有一兵一卒的将军继续加以软禁确实大可不必。既然如此何不显示一下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开明呢？更何况两人还有往来私交。
当年10月5日，正是中秋佳节。蒋经国在大直七海官邸大宴宾客，往年的座上客张群、何应钦、张大千等都应邀前来。
盛宴之中一个新的身影十分引人注目，尽管他已经背脊微驼，须发染霜，众人还是一眼认出他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纷纷感慨。
次日，“先总统”严加管束的“囚犯”张学良受邀出现在蒋“总统”官邸的消息，出现在了各大媒体报纸的头条，令人震诧不已。莫非蒋介石一去，昔日的恩怨就已经了断？
但这仅仅是蒋经国能给予的所有“宽容”了。他无法违逆父亲的遗言，无力打破蒋介石留下来的种种安排，在友情与权柄之间，他选择安稳地当这个“总统”，也只能顺着蒋介石留下来的轨迹一路向前。
1988年，蒋经国去世。荣民总医院怀远堂的灵堂门前，有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深深鞠了一躬，发出一声长叹。
随着蒋经国的故去，张学良恢复了自由身，可他早已不再是当年威震中华的将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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