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中共中央与各界民主人士在北平召开了首届政协会议，会议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副主席是国家的重要职位，朱德、刘少奇、高岗作为我党的重要领导人，宋庆龄身为“国母”，张澜更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这五人都是众望所归，可唯独李济深的当选受到了大家的强烈反对。
原来李济深曾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革命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因此我党出席会议的众多代表对他之前的行为大为不满，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人当新中国的副主席。
就在台下众人激烈争论之际，周恩来站了出来，坚定地支持会议作出的决定，并对提出意见的众多代表说道：“我完全同意由李济深担任副主席，当初要是听他的，红军也许就不用长征了！”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一众代表打消了顾虑，最终认可了会议的决定，在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李济深与毛主席等领导人一道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李济深
周总理为何说当初听他的，红军或许就不用长征了呢？这期间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关于李济深和我党之间的渊源，还要从大革命时代讲起。
革命历程上的一段弯路
李济深，原名李济琛，字任潮，于1885年11月6日出生在广西苍梧县料神村的一个富农家庭，从小就有一颗爱国之心，早年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辛亥革命。
袁世凯窃取革命的胜利成果以后，倒行逆施，妄图恢复帝制，不久后病故，国内再度陷入军阀混战，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孙中山先后领到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可相继以失败告终。
在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深刻意识到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派系林立，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
孙中山
这时的李济深一直都追随孙中山先生，大力支持三大政策，在广州时积极与共产党员沟通，并对我党党员在东征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精神大为赞赏。
不仅如此，李济深还积极让我党党员加入他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队伍，使第四军成为当时国民党军队里拥有共产党员最多的部队，后来在北伐期间名噪一时的叶挺独立团的骨干就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
李济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与我党人员的通力合作为后续支持我党的革命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然而李济深当时毕竟是国民党的一员，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与其一同走上了右倾反革命的道路，这是他一生中走过的最大弯路。
1927年4月15日，担任广东省主席的李济深几乎和蒋介石同时下达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的命令，仅在当天就命令大批军警和反动派军队逮捕了2100多名我党人士，其中有100余人被秘密杀害。
李济深
后来，李济深对此十分后悔，据他日后回忆道：“由于这一事变，以至中国革命走了许多弯路，损失是无法估计的”，这也成为政协会议上众多我党代表反对他出任中国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最大原因。
宁汉合流以后，蒋介石为实现独裁，利用各种手段在党内排除异己，镇压各地军阀，对北伐采取消极态度，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这令李济深大为不满。
1929年初，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总司令后，进一步将手伸进了桂系军阀，企图将其彻底消灭，而此时李济深正与桂系来往密切，遭到了蒋介石的忌恨。
3月28日，李济深被蒋介石命人逮捕，囚禁于南京汤山，而就在前一天还开除了他的党籍，李济深从此对蒋介石大失所望，这成为他革命人生转折的开始。
痛失好局：首次主动谋求与我党的合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国内民众抗日呼声高涨，而蒋介石丝毫不顾民族大义，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对苏区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蒋介石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大权独揽，而在中原大战以后，又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部达成了和解，约定共同围剿红军。
为了拉拢人心，蒋介石释放了李济深，并让他担任了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参与对红军的围剿。
李济深作为一位爱国人士，眼看东北被日军占领，而蒋介石竟然对此无动于衷，获得自由后不久就公开对蒋介石不抗日的行为做出了猛烈的抨击。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鼎和蔡廷锴的指挥下在上海与日寇血战33天未退一步，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决心。
然而蒋介石此时正忙着“剿匪”，无暇他顾，竟然在英美的调停下与日军签订了妥协投降的《淞沪停战协定》，引发了国民的极大愤慨。
十九路军将士用生命保家卫国，换来的却是一纸协议，李济深对此更加不满，多次逼迫蒋介石下发“罪己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可蒋介石非常顽固，非但没有听取以李济深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意见，还再次开除了李济深的党籍。
李济深意识到这位蒋委员长已经不可救药，决定不再为他卖命，一气之下，逃亡了香港。
李济深到达香港后积极向社会各党派和群体呼吁，要求联合起来一起抗日，并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国内准备抗日的力量。
而十九路军从淞沪战场退下来后，旋即被蒋介石调往了江西，前去围剿红军，可将士们都反对内战，因此在和红军的战斗中心无斗志，屡战屡败，6月中旬退入了福建休整。
此时的是十九路军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处境，如果不“剿匪”将会被蒋介石趁机瓦解收编，如果“剿匪”，则又兵无斗志，必定会被红军消灭，蒋光鼎和蔡廷锴此时内心十分着急。
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蒋光鼎和蔡廷锴曾经也是李济深的属下，远在香港的李济深听说十九路军的遭遇后，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便派人前去和他们商谈反蒋抗日的事宜。
蔡廷锴
蒋光鼎和蔡廷锴早就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心怀不满，现又逢曾经的老长官李济深派人前来商谈反蒋抗日一事，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与李济深合作。
为寻求友军，在李济深的建议下，十九路军主动派人前去和江西的红军洽谈反蒋抗日的行动，尽管在洽谈过程中李济深本人没能接触到我党人员，但这却是李济深首次主动谋求与我党的合作。
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以后，王明成为我党的实际领导者，他不顾国内斗争形势的现状，积极冒进，犯下了一系列“左”的错误，1933年正直左倾思想蔓延之际。
尽管如此，时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二人在充分考虑了这一情况之后，觉得这正是红军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一个绝好机会，便同意配合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行动。
毛泽东当即派张云逸前去与之谈判，双方最终于10月26日秘密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协定规定了双方立刻停止军事冲突，十九路军让开一个口子供苏区红军运输粮食和武器装备，共同反蒋抗日等款项。
张云逸
李济深见时机成熟，于11月18日赶往了福州与蒋光鼎、蔡廷锴会合，商谈具体的行动计划。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在福州通电全国，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由李济深担任主席，公开反蒋抗日，福建事变爆发。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十分震怒，当即命令下江西的部队暂缓对红军的围剿，同时派遣中央军南下进入福建消灭十九路军。
因为起义太过仓促，而且十九路军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装备都远远无法和中央军相比，因此导致在战役初期，十九路军节节败退。
李济深甚至部队的困难，立即派人前往江西瑞金，建议红军能够从侧面进攻国民党军，两面夹击，减轻十九路军的压力。
然而此时毛泽东和朱德已经被取消了红军的指挥权，转由李德、博古接任，他们二人继续实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拒绝了李济深的求援。
毛泽东
毛泽东虽然没有指挥权，但还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此事发表了意见：目前蒋介石正在集中精力进攻十九路军，苏区附近的敌军都暂缓了行动，这对我们是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主动与他们配合，派红军主力从西侧向敌发起进攻，有很大的机会冲破敌人的包围，进入福建山区，进而建立更广泛的革命根据地，这样革命的形势就变得对我们十分有利了。
可李德、博古缺乏实战的经验，当场驳斥了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甚至还宣称十九路军的行为是蒋介石的骗术，劝红军不要上当，而是继续修建堡垒，打算正面对抗即将发动围剿的国民党军。
就这样，因为外无援军，后无退路，十九路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孤军奋战最终被中央军打退，1934年1月14日，福州失陷，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
试想若当时中共中央采纳李济深和毛泽东的建议，从西侧进攻继而挺进福建，依托福建江西两大根据地开展运动战，那红军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进行长征了呢？
周恩来
所以在一届政协会议上，周恩来才会当众和反对李济深当选副主席的同志说“当初要是听他的，也许就不会长征”这句话，不仅如此，建国后毛主席每每想起此事，也连连叹息“痛失好局！痛失好局！”
为了民族大义，与我党几度携手
福建事变失败之后，李济深没有灰心，他再度逃回香港，继续从事反蒋抗日活动。
1935年5月，李济深结识了正在香港参加地下工作的我党党员宣侠父，两人相谈甚欢，宣侠父还担任了李济深的秘书。
两个月后，在抗日反蒋口号的鼓舞下，十九路军部分将领和各民主团体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民盟），由李济深担任主席。
10月，中央红军成功抵达陕北，党中央从全国大局出发，决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活动，这与民盟的宗旨不谋而合。
李济深
于是，周恩来命令宣侠父积极与李济深沟通，邀请他一同抗日，在宣侠父的影响下，李济深打算再次与共产党合作。
1936年6月1日，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出兵湖南，“两广事变”爆发。
不久后，李济深作为民盟主席被李宗仁邀请到南宁共商反蒋抗日事宜，宣侠父一同跟随前往。
李济深到达南宁之后，从大局出发，为了维护抗日力量的团结，主动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在李济深的奔走斡旋之下，两广军阀与蒋介石达成和解，并逼迫蒋介石答应“如日军再行进犯，当由蒋介石负责组织全国抗战”和“今后绝不再与日军签订任何一条丧权辱国的条约”两个条件，迫使蒋介石在抗日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除此之外，李济深还积极推动桂系与我党签订了联合救国的协定，这为日后我军与桂系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捕，在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我党内部出现了一定的分歧。
在这个背景下，李济深主动前往西安与我党进行协商，为了实现举国抗日，他主动放弃了和蒋介石的个人恩怨，请求共产党能够释放蒋介石，再度实现国共合作。
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大局出发，在蒋介石答应抗日的前提下，最终将其释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建立，而李济深也被共产党人广阔的胸怀所感动。
抗战爆发后，李济深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桂林办公厅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多次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共产党接收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在海外凑集的战略物资，与我党联系密切。
宋庆龄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随着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百团大战以后，蒋介石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加紧了对共产党的迫害，多次制造军事摩擦，甚至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国民党反动派一系列的反共行为给两党间的合作造成了裂痕，形势一度十分严峻。
李济深为了维护团结，多次利用中间的身份在两党高层之间来回奔波，呼吁两党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李济深在国民党政府中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国军的腐败和蒋介石的虚伪面目，于是，他决定不再为国民党效力。
1944年桂林失陷以后，李济深主动辞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职务，回到了家乡广西苍梧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活动。
李济深就是在此时与共产党游击队开始了实实在在的接触，在这里他见识到了共产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并且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打击日寇的坚决态度和英勇表现。
日军轰炸后的桂林
中共中央得知李济深正在广西抗日后，立即指示当地的党组织与李济深开展友好交流，在我党同志的影响下，李济深实现了真正意义的转变，即由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倾斜。
毅然奔赴北平，为政协建言献策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为实现假和平、真内战，积极运兵到前线的图谋，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不久后与我党签订了象征和平的“双十协定”。
李济深以为和平的日子已经到来，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准备为即将出现的和平局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让李济深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半年多的时间，1946年6月，蒋介石自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不顾国内广大群众对和平的呼声，私自撕毁协议，发动了内战。
李济深见状深恶痛绝，这下他彻底对蒋介石失去了希望，为了反对他的独裁统治和内战行为，李济深于1948年1月1日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并声称“脱离蒋介石挟持下的中央，为实现三民主义一直奋斗”。
民革的相关报道
1948年5月1日，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我军战略反攻的深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文章，号召社会各界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前往北京筹备和召开首届政治协商会议，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建言献策。
周恩来更是不计前嫌多次向李济深发出了邀请，这让李济深深受感动并于1949年2月25日成功抵达了北平。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成功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会议。
在与会代表中，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胸襟。
李济深代表民革出席了会议，并被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让他受宠若惊，因为他知道自己曾经参与杀害过共产党员。
首届政协的召开
果然，决定刚一公布，众多出席会议的我党代表就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因为李济深之前毕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官。
“李济深凭什么能够参加这次会议？竟然还让他担任副主席，他就是个刽子手！”
“我不同意李济深担任，我们党内尚且还有很多可以担当副主席的人员，怎么轮也轮不到他来当？”
“难道我们忘了他曾经跟随蒋介石杀害我们那么多优秀的战友了吗？他就是个反动派！我有意见！”
台下争论不休，会议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周恩来站了出来，他从容地对台下的我党同志说道：“我们共产党员要有广阔的胸襟，要学会包容，新中国成立在即，我们要和各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建设这个崭新的国家。”
周恩来
“李济深虽然在以前的革命过程中走过了一段弯路，但他的爱国之心一直没有变，而且当初在反围剿时要是听了他的建议，也许我们红军就不用长征了。”
“不仅如此，李济深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对我党工作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并且作为民革的主席更应该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随着周恩来一连串的讲话，我党同志纷纷打消了顾虑，同意会议作出的决定，李济深因此更加感动，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他积极发言，为新中国的成立建言献策。
新中国成立时，李济深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此后，李济深积极工作，一直关心着祖国的建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还主动卖掉自己在香港的房子，把钱捐给了在前线作战的部队，不仅如此，他还亲自送儿子李沛黔参加了志愿军。
李济深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逝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