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6日，毛主席乘坐专列成功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国事访问，以争取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当天下午，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相见，两人简单地问候之后，毛主席送给了他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礼物，随后就被安排在一栋别墅里休息。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毛主席和斯大林就一些国家大事展开了密切的讨论，可就在一次谈话期间，斯大林突然话锋一转，主动向主席问道：“你们中国人里有一个叫黄逸峰的，你认识吗？”
毛主席此时一头雾水，他也不清楚斯大林为什么会在如此重要的场合提到这个人，而且主席确实对这个人没有印象，便摇了摇头。
紧接着，斯大林又开玩笑地说：“你手下这个人挺厉害啊，连苏联人都瞧不起！”
毛主席听后笑了笑没有回答，因为他对此也是一脸茫然，事后，在周总理的解释下发现这原来是一场误会。
黄逸峰
斯大林口中的黄逸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有哪些传奇的经历？他又是如何和苏联人产生联系的呢？故事还要从大革命时代讲起。
七度被捕，无悔初心
说起黄逸峰，他可是我党历史上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不到弱冠之年入党，救过周恩来，见过陈独秀，曾和陈毅单线联系，拿过笔、扛过枪、修过路，还被斯大林“告过状”，人生可以说是十分精彩，而这些经历的背后都源于黄逸峰在19岁时做出的一个选择。
黄逸峰，又名黄承镜，于1906年出生在江苏东台的一个富商家庭，家境殷实，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黄逸峰五岁那年就被父亲花重金送到了一所当地有名的私塾念书，12岁时就进入了南通最好的小学代庸师范附小读书，四年后又成功考进南京东南大学初中部学习，次年就跃升到高中部上学。
黄逸峰故居纪念馆铜像
天资聪颖而又家财万贯，少年时代的黄逸峰生活上可谓是一帆风顺，无论是子承父业还是进行学术上的研究，他都有着光明的未来。
可黄逸峰却非贪图享乐之辈，中学时代就成为了一个热血青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黄逸峰深受鼓舞，不久就主动联合校内的进步青年宛希俨等人建立了合作社组织，宣传爱国思想。
1925年初，黄逸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在校期间，他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深深为之吸引，使单纯的爱国行为开始有了信念的引导。
5月30日，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爆发，黄逸峰踊跃参加，跟随学生一起上街游行，并在此时认识了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人。
在目睹了共产党人的勇敢和无私之后，19岁的黄逸峰第一次感觉找到了救国之路，他决定加入我党，一生为党奋斗，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也是决定他以后命运的关键一环。
此后黄逸峰更加积极地在思想和行动上向我党靠拢，由于表现突出，这年10月就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黄逸峰作为中共闸北区委成员参加了上海的三次武装起义，因为每次都亲临现场参加战斗，很快就受到了特务们的注意。
1927年4月2日，国民党北伐军进驻上海，并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逮捕了黄逸峰，后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的交涉下被成功释放。
15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与此同时，周恩来被国民党二师师长斯烈“请”进了司令部，情况一度十分危急。
当敌军司令部防卫十分严密，而且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已经展开了对上海工人和共产党员的迫害行动，黄逸峰现在的处境也十分危险。
但当黄逸峰得知周恩来被敌军逮捕时，不顾个人安危，拿起一把手枪就闯进了二师的司令部，后在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的协助下成功将周恩来救出，事后陈独秀主动接见了他，并当面对他表示了嘉奖。
周恩来
然而时局逐渐恶化，蒋介石加大了逮捕我党党员的力度，黄逸峰在1927年7月和1928年3月接连两次被捕，受尽了折磨，好在由于我党地下组织的精心营救，黄逸峰还是被救了出来。
黄逸峰因为在狱中遭受了严刑拷打，身体十分虚弱，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刚出狱就得了严重的胃溃疡，虽然他还坚持要为组织工作，但领导考虑到他的健康，还是决定让他先去休养一段时间。
就这样，黄逸峰回到了南通 ，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书，身在课堂，心里一直想的却是去前线为党工作。
慢慢地一年时间过去了，黄逸峰的身体也完全康复，于是他离开学校又偷偷潜回来上海，请求党为他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当时的很多我党领导早已被迫转移，离开了上海，黄逸峰的组织关系因此中断，失去了与党的联系。
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人士
此时的黄逸峰孤身一人在上海漂泊，因为党员的身份他不能回家连累父母，走投无路之下，于1930年冬被迫流亡海外，在暹罗（今泰国）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即使身处海外，黄逸峰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他在曼谷创办学会、保护侨民、评论时事，丝毫没有因为远在异邦就自暴自弃。
但黄逸峰的激进行为很快就受到了当局的不满，在曼谷三年多的时间里，黄逸峰又先后被逮捕了三次，但每次都被当地的爱国华侨给营救了出来。
黄逸峰出狱之后依然我行我素，继续从事爱国抗日活动，在1934年夏被暹罗政府遣送出境。
黄逸峰离开暹罗以后，就带着几名爱国学生一同回到了上海，轮船刚停靠在黄浦江码头的那一刻，他立刻冲了下去，此时的他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失散已久的组织。
可同样的一幕似乎再次发生了，因为顾顺章的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在一年多前（1933年1月）由上海迁到了江西瑞金，黄逸峰再次与组织擦肩而过。
顾顺章
1934年秋天，黄逸峰为谋生计进入了上海铁路局工作，在此期间他一直没有忘记党对他的教导，积极组织铁路上的青年开展爱国宣传活动。
次年春天，黄逸峰集合了50余名青年成立了“铁路青年社”，经常把大家聚在一起，探讨时局，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反动本质，经过一年多的发展，人数已增加至500余人。
随着社团规模的扩大，逐渐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关注，1936年秋，黄逸峰因“诋毁政府当局罪”再次被关进了监狱。
不过此时距离大革命失败已经过去了九年之久，上海的我党组织已经转入了地下活动，国民党认为黄逸峰这样一个在公开场合如此显眼的铁路工人不可能是共产党，一番教育之下，就把他放了出去。
至此，十年革命七次被捕，但黄逸峰始终不有透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始终没有改变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始终坚持为了救国而努力，体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人该有的的坚守和态度。
弃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黄逸峰继续留在上海参加抗日活动，一边四处寻求与组织的联络，一边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援着华东战场的抗战。
被日军屠杀的百姓
同年11月，上海沦陷，黄逸峰跟随大批撤离上海的难民一起向西逃亡，几经辗转来到了广西，并在桂林当了一名大学教授。
黄逸峰眼看日寇入侵、百姓流离，义愤填膺、心有不忍，他不想在后方当一个教书先生，他只想上前线去。
就在黄逸峰闷闷不乐之际，他在当地遇到了自己当年的好友梅龚彬，这让他兴奋异常，因为梅龚彬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便是共产党员，而他恰恰能证明黄逸峰的党员身份。
梅龚彬是被中共中央秘密安排在李济深身边联合他开展抗日活动的，黄逸峰联系到组织后觉得这是一个去前线抗日的机会。
于是他连夜制定了一个前赴苏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案，并让梅龚彬把方案交给了李济深，李济深当时担任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统筹各地的抗战人员安排。
李济深
李济深看完黄逸峰的方案后，大加赞赏，于是在李济深的安排下，黄逸峰于1939年夏以国民党战地委员会鲁苏战区分会中将委员的身份前往了苏北。
黄逸峰接到命令后十分振奋，他去前线抗日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于是他再次弃笔从戎，赶赴战场，由于黄逸峰身份的特殊性，组织上要求他继续以国民党的身份参加工作，暗中为我党服务。
1939年10月，黄逸峰顺利抵达泰州，并很快与新四军游击队负责人之一的陈毅取得了联系，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叶剑英的指示下与陈毅保持单线联系，并协助陈毅平衡各方势力，团结苏北一切力量进行抗日。
苏北地区除了新四军外，还有三股比较大的力量，分别为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第24集团军、地方势力李明扬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和原国民党财政部下属陈泰运的“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
当时韩德勒作为蒋介石的嫡系，经常消极抗日，主动与新四军发生摩擦，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顽固派，而李明阳和陈泰运虽然也属国军战斗序列，但二人为了保存实力经常与韩德勒发生龃龉。
新四军游击队
黄逸峰实地调查以后，充分分析了三人之间的矛盾，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之下，采取边拉边打、分化瓦解的方式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
1940年10月，黄逸峰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以后，联合李明阳和陈泰运共同成立了“联合抗日司令部”（“联抗”），由黄逸峰担任司令员，促使韩德勒孤立无援，不敢再对新四军有所异动。
此后，黄逸峰带领“联抗”战士，积极发动群众，在敌后开展了长达五年之久的抗日斗争，实现了由书生到将军的转变。
1941年3月，在陈毅的介绍下，黄逸峰重新入党，恢复了缺失16年之久的党员身份。
坚守原则，与苏联人“针锋相对”
抗战结束后不久，1946年初，黄逸峰以中共代表团交通处少将处长的身份赴北平参与与美蒋的军事调停。
北平军调处
可蒋介石完全是以此拖延时间，好争取在未来内战中的主动，不久后就露出了本来的面目，1946年6月，内战爆发。
为了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南守北攻、经略东北的战略，大批我军干部和主力部队被抽调到东北支援作战。
黄逸峰因为曾经在上海当过一段时间的铁路工人，学习过相应的操作，所以中央在1947初紧急调遣他前往东北担任铁路局副局长，协助局长吕正操完成铁路修复工作。
1948年6月，为了更好地适应战争形式的变化，使部队在人员和物资运输方面取得进一步的优势，东北军区决定成立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由黄逸峰担任纵队司令，负责铁路抢修任务。
黄逸峰上任后，通过实地调查规划铁路路线，并制定了各主要铁路干线的抢修计划，很快铁道纵队的战士就投入到了铁路修建上。
抢修后通行的铁路
据战后统计，黄逸峰带领的铁道纵队在地方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共修复铁路近500公里,桥梁延长3500余米,修复机车885台，使东北通车里程达到了惊人的98%，有效支援了东北战场特别是辽沈战役的我军行动。
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我国在东北的铁路治权由中苏两方共有，为此在抢修铁路的过程中有很多苏联战士帮助。
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很好的关系，当时一起修路的苏联战士绝大部分都很认真负责，然而也有个别偷懒耍滑的现象发生。
黄逸峰作为一个有原则的解放军指战员，他无法容忍这种行为的发生，但为了大局，起初他只是对存在问题的苏联人进行劝告，希望他们能够改正。
苏联顾问（右1）
可还是有几个苏联人依然我行我素，他们常常以“救世主”自居，觉得这无可厚非，甚至变本加厉，行事更加肆无忌惮，引发了我方修路部队的强烈不满。
对于这些苏联人的错误行为和不切实际的意见，黄逸峰可不惯着他们，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谴责，这让其中的一部分知难而退，不敢再惹是生非。
可就在一天晚上的宴会中，一位苏联顾问多喝了几杯，随后酒性大发，竟然当着众多人的面轻薄一位正在吃东西的中国姑娘，吓得她赶紧跑开，躲在一旁哭了出来。
黄逸峰见状气从中来，立马走上前去，当着众多中国人和苏联人的面训斥了这位顾问的无理之举，使他无地自容，羞愧难当，狼狈而走。
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这位顾问竟然没打招呼就私自回国了，不仅如此，他在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斯大林申诉黄逸峰的“罪状”，以表达自己的“冤屈”。
斯大林
该顾问描述地绘声绘色再配合上声情并茂的演绎，这让斯大林竟也信以为真，他记住了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借庆祝斯大林同志70大寿之机，亲自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以寻求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援助，用来促进新中国的各项建设。
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一行从北京乘坐火车出发，于16日成功抵达莫斯科，并在当天下午和斯大林相见。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双方就各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就在一次会议上，中苏双方对某个问题产生了分歧，会议陷入了短暂的僵局。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斯大林想起了不久前一个顾问来找自己申诉的事，当即对毛主席说道：“你认识一个叫黄逸峰的中国人吗？”
毛主席（左）与斯大林（右）
毛主席此时正在思考会议产生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没想到斯大林竟然提到了一个中国人，而且他还与会议丝毫没有关系，这令主席感到疑惑，不过主席确实不认识这个人，随即摇了摇头。
斯大林看到毛主席的表情后笑着说道：“这个人可不得了啊，他甚至瞧不起我们苏联人。”
毛主席一头雾水，因为他毕竟不知黄逸峰是谁，事情的原委他也丝毫不知，但主席还是镇定地说道：“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但我相信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瞧不起任何一个用心帮助过我们的外国人。”
斯大林随即表示这就是开个玩笑，事实也是如此，身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他也不可能因为这点小事询问毛主席。
不过，毛主席却记住了黄逸峰这个名字，会议结束后他立马让随行的周恩来总理调查这件事。
毛主席
巧合地是周总理恰好知道这件事的原委，他便把该事件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大笑道：“做得好，就应该如此，我们不欺负人，但也决不允许别人无端欺负我们。”
建国后的黄逸峰脱下军装，再次拿起笔进行写作，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
1978年，退休后的黄逸峰以72岁的高龄再度出山，担任了上海科学院的院长，就任后，他积极推动公共设施的建设，招纳研究人才，促进了科学院的稳步发展。
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响应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召，用心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并且完成了《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专集》等学术著作，为近代史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然而由于过度操劳，黄逸峰老人在1980年9月28日的一次演讲中突发中风，从此一病不起。
1988年11月27日，黄逸峰老人因病逝世,享年82岁。
黄逸峰故居
黄逸峰从普通的爱国学生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数十年如一日，初心不变，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这种高贵的品格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