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是世人公认的常识，但在尚未形成系统认知的儿童的意识里，这可能就是空洞的、泛泛的一句话。
因此而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很有必要的。这套“考古学家带你看中国”，五位具有一流学术背景的当代中国著名“考古人”，利用一手发掘的材料，图文并茂，简明扼要地讲述近年来几大遗址的考古成就，目的就在于“让孩子看懂纯正的考古成果，探知遗址背后的文明起源。”
这五位考古学家分别是：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天文考古学奠基人）、刘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良渚古城发现者）、栾丰实（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龙山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院、前二里头考古队队长）、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学博学院教授、三星堆5号、6号、7号坑发掘负责人）。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陈列作者的履历，是为了让读者一目了然地知道这些作者的分量。这五位作者是我们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半壁江山，他们以大学者的身份来写这五本小书，分别对应天文考古、良渚、龙山、二里头、三星堆这五种意义非凡的考古成就，上观天文，下察地理，通过古老的物质遗存去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探寻“中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的答案。
在《我们的文明古老到多久》里，我们“从文字和星星看我们的文明”。原来，我们的造字法就藏着古人对天象的很多感知和认识，正如《易传》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所指示的，文明来源于天文，来源于观象授星。天文学是中国文化的源，夜观星象，昼察日影，从西水坡墓葬等遗址发现中，我们探知先民眼中的宇宙与四时。天人合一，始终是中国人追求的价值观，也是历代王朝的统治基础。
在《良渚》里，我们知道了“五千年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在这里”。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它有非常发达的农业，以水稻为主，还有非常发达的手工业，出土了大量玉器、陶器和石器，大量的墓葬礼器表明了古良渚人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层级，城墙内的繁华古都和城外惊人的水利系统，都证明了良渚文化曾经的发展高度。
在《龙山》里，我们重返“夏朝之前东夷文化的鼎盛时代”。如果说良渚已经进入古国，到龙山这个阶段，古国就进入了一个高级发展阶段。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和阶级，以棺樽制度、玉器和薄胎黑陶、白陶为载体的礼制逐渐成熟，文字也有了新的发展。龟灵崇拜的文化传统在海岱地区延续了2000多年，并被后来的商人所继承。
在《二里头》里，我们知道了“最早的中轴线孕育最早的中国”。从东北黑河穿越中原抵达西南腾冲的这条“胡焕庸线”，其左右两侧在新石器时代都有辉煌的文化，东南方的社会率先复杂化，即“东方先亮”，而后是欧亚青铜潮的“西风东渐”，最后在这两大板块的交会地带出现了最发达的王朝文明，也即“中原崛起”。
在《三星堆》里，我们领略“青铜时代的辉煌”。原来，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跟西方的铸造工艺存在很大差异，西方人常用的是锻打法和失蜡法，而我们是更加复杂的模范法。三星堆所在的四川盆地，东南西北都连接着几大文化圈，拥有着超强的、沟通远距离文化和资源的交流能力，所以，不同的原料、技术、风格交融为一体，留给后人许多待解的谜题。
每本书的最后部分，是五位作者的小传，略述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工作生涯，以期对孩子们产生“身正为范、学高为师”的榜样作用。这五本书，不仅适应儿童的需求，它们所包涵的知识量和人文精神，是值得所有人去阅读、去感知的。唯有如此，才能像“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所说的那样：“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历史之上。”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族群的由来，才能真正拥有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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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 颐
编辑：张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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