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4年12月13日，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贝多广院长受邀参加“系统转型推动乡村振兴研讨会”做主旨发言，并与来自农业发展、能源、金融、城乡建设等领域的专家和地方乡村代表，基于乡村振兴的中国实践和系统转型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的议题，探讨中国乡村振兴的成就、机遇、挑战与障碍，为系统转型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以下为发言全文。
我想从我们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2024年“无返贫、无失业、无净碳排放，有金融健康：普惠金融创新助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倡导来简要谈谈，中国普惠金融在助推乡村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与意义。
“三无一有”，开宗明义，让所有人看到背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然后劲儿往一起使。我们计划通过强化乡村个体和区域金融健康，帮助中国乡村减少返贫风险，提高就业效率和劳动产出，加速实现净零碳排放。
三无一有中的“三无”，与尤努斯提出的“新经济系统”是内涵一致，但又强调在中国语境、中国乡村语境下谈起，因为中国的贫困情况、失业统计和碳排放情况与国际上许多其它国家不同，需要将国际的框架放在中国语境去演绎。当然，反过来也需要不断在国际体系去诠释中国经验。
而金融健康是什么？金融健康不是简单的良好的财务状态，金融健康是指个体通过金融去抵御风险的能力与信心。我们的理念是通过金融创新，强化乡村个体的金融健康和韧性，进而推动乡村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调达成，如减少贫困、更好的就业机会、性别平等、可再生能源应用、生态多样性保护与更积极的气候行动等。
我们总结，有三个特点：
首先，相比于其他中国的发展项目，“三无一有”激活了全新的政府伙伴关系，通过与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紧密配合，才能够创造出基于金融创新，实现地方多目标协同发展的实验性项目。
其次，我们紧紧抓住中国普惠金融强大的供给能力，辐射能力和资源优势，为的是显著提高项目的触达率、覆盖率和有效性，我们的愿景是沿着乡村普惠金融网络，走到亿万家乡村居民身边。
第三，倡导中以人为本、普惠包容的核心，不会是一句口号，而是经过千锤百炼，走过千山万水后的坚持。面对中国广袤的、多样的、多元的背景情况，在掌握更广谱的经验之前，必然需要历遍更多的中国地区。我们需要通过积极扩大试点辐射范围和规模，将中国东、中、西地区显著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再把经验提炼出来，形成更具代表性、更有普适性的中国经验。
其中，我们2024第一批的试点落在了丽水市遂昌县。丽水市是国家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与我们的项目主题深度契合，并保证了良好的政策倡导。通过与遂昌县政府、遂昌县金融监管部门以及遂昌乡村金融机构的合作，2024年项目已完成了辐射遂昌县县城、产业园区、生态保护区、以及6个乡镇的可行性研究。在环境、社会、经济、金融四个板块分别组织了研究力量，并对遂昌乡村人口迁徙、农业和产业格局、乡村能源、乡村资源闲置、以及青年创业几个主题进行了数据收集。
通过我们的深度调研，我们发现项目的开展是处在“传统乡村”向“城镇化县域”快速和深刻的转型的过程中。遂昌正在推行“大搬快聚”政策，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前提下，大搬快聚将数以万计居住在较偏远山区、生活条件较差区域的乡村居民，整体安置到位于县城的社区。
在推动城乡统筹、优化布局、加速城镇化发展的同时，这样的变迁与调度必然带来两个个效应：
1. 部分受益，部分损失。对于已经长期在县城打工的村民来说，这样的政策让生活更便捷，甚至增加了县城的资产，因为乡村的宅基地换为了县城的房产。但对于长期生活在乡村的中老年人，这样的变化让他们必须重新寻找方向，适应县城生活。
2. 乡村闲置，县城拥挤。更多的村民变为了县城的新居民后，首要的任务是寻找工作，但几万人放弃乡村的耕种，进入县城，也相当于几万人进入了县城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年纪较大的村民来说，技能较差、体力较差、获取信息的能力也较差，他们的就业压力自然更大。
同时，由于大搬快聚是针对宅地基的置换，并不影响土地经营权。当村民搬入县城后，原有土地原理上可以继续耕作。但由于县城到乡村的成本过高，大多数搬迁到县城的已经放弃耕种。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乡村资源的闲置、耕地的荒置。
因此，我们的研究，以及本地乡村振兴的政策必须适应这种空间、人口、社会的变迁。一方面，当我们甄别出弱势群体后，我们需要持续的、从多个角度地予以支持、扶持，注入更多资源。另一方面，资源的注入不应当是大水漫灌，而是理解不同类别、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需求。
此外，由于乡村资源闲置和人口流失，一下子多出来的乡村资源的利用和应用其实要求更高。这就需要良好的信息流、资源流、人才流乃至技术流，持续地关注到乡村。
第四，多目标协同，系统式和可持续的发展，需要精细的方案与设计，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政策。要设计出适合每个乡镇的方案，也离不开的是乡镇领导人和带头人能力与意识转变。
这么目标背后折射的是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要求，而这正是普惠金融的特点和特长。这就涉及到了普惠金融“为什么行，怎么行”的问题。
这次我们在遂昌县已经看到普惠金融改变乡村社会的具体实例。我想谈两个有价值例子：
第一是巾帼共富工坊。当大搬快聚的新居民聚集到县城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就业和吃饭问题。几万人一起聚集和找工作，让这个任务难上加难。为此，安置小区留出厂房空间，社区与企业主集合的市场订单信息，配合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就在安置小区附近开办了来料加工作坊。当男性新居民还能去更远地方务工时，留守的女性就需要依赖这样的工坊。既有工作和收入，又能方便照顾孩子。显著地缓解了搬迁安置对生活、心理、家庭教育等多方面的扰动。
第二个是乡村金融机构有效地的补充到乡村养老活动当中。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严重的老龄化、乡村空心化实际上对乡村养老和医疗卫生系统提出的严峻的挑战。尽管我国实现了每个乡村、乡镇都设置卫生服务站，并配备1-2位健康服务人员。
但举例来说，现有的乡村医疗条件能够适应当前多样复杂的慢性病治疗吗？从相关统计数字来看，不仅治疗应对能力不足，乡村慢性病的知晓率也远低于城市。类似地，乡村心理卫生体系能够对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提供支持吗？还有，在当前财政压力下，乡村医疗服务人员的薪资激励还充足和稳定吗？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乐观。简而言之，老龄化乡村对于健康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难以从现有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中得到与之匹配的供给。
而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在这种供需不匹配的大背景下，是乡村金融机构站了出来，补充到了乡村养老和医疗服务供给当中。乡村金融机构摇身一变，利用它们在物理网点、人才、资金优势，加上市场化管理下运营效率，与医疗卫生部门一道，支持起了乡村老人的医疗健康。当然，由于专业化程度不足，当前乡村金融机构的养老服务支持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参与到是基本体检、物资发放以及健康宣传。
未来，如果能够为他们配备更好地健康筛查能力，就能够为更多弱势的乡村老年人实现早筛查，早治疗，极大的减少大病支出，从而压低因病返贫的可能。实现从身心健康，到金融健康。而有了更好的财务状况，乡村老人可以投入到更多有益的生产生活当中，再构筑从金融健康，反哺到身心健康的循环。
从这些案例，我有两点体悟与大家分享：
第一，乡村普惠金融才是乡村繁荣的真正的共同受益人和缔造者。他们不仅是乡村生产经营的信贷提供方，也是许多乡村综合服务站的出资人，还是乡村社会家庭的协调员，更是乡村信息网络的编织者。
第二，乡村金融和乡村金融机构有能力有效、高效承担起经济金融以外多样的社会、公共职能。以往，我们定义这种现象为乡村金融机构的双重职能。现在来看，可能是多重职能。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乡村社会、群体和行为的大量数据，有着独特的价值。一个乡村老人可以没有智能手机，但一定有银行账户和社保账户。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些数据，并将它服务于乡村养老、健康医疗、农业发展，乃至气候适应性提升，必然有着巨大的可持续发展价值。
我们在一线收到了积极的反馈，不同的乡镇、村落对我们的反馈是多元、多样的。这就要求我们持续深入、耕耘试点地区，适应不同乡镇的发展需要。举例来说，有的乡镇土地禀赋较好，农业规模较大，收入较高，这部分地区的主要诉求，就是利用金融推动可持续和高质量生产；相反，在同一县区的另一个村落，山地更多、水资源缺乏，农业生产回报更低，这样的乡村就需要我们从生产技术、供应链信息乃至能力建设方面提供支持，共同打造高附加值农业相关的合作金融模式。
回顾中国乡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其实践成效令人瞩目。截至2023年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已突破45万亿元，较十年前增长近3倍；农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可得性显著提升，乡镇银行网点覆盖率达到98%。在精准扶贫的关键时期，金融扶贫贷款累计发放突破9万亿元，直接支持20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些成就不仅是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响应，更为发展中国家探索普惠金融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所有。就像很多人谈起中国脱贫的经验，往往会问起，下一步是什么。同样，对于在中国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了这样的历史性成就以后，下一步又将走向哪里，是我们站在这个历史的当口必然要深思的问题。
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老龄化加剧、生态与土壤等自然体系被打乱等多重因素下，如何利用好中国普惠金融强大的辐射与供给能力，可能是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所以说，从深入挖掘乡村普惠金融的社会职能看，十年的中国普惠金融改革，从顶层设计，到接近百分百的覆盖率，它不是划上句号，而是开启了一段更深、更远的高质量新征程。如何发挥好乡村普惠金融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职能，是属于中国课题，也将是属于世界的关键经验。
面对不断变化的乡村社会，我们感到任重道远。三无一有的理念和感召受到试点乡村的认同，但从目标框架，发展为具体的项目措施，最终实现可持续目标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为此，我们和世界资源研究所衷心邀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支持，甚至与我们一道，携手并进。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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