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钟伟将军不满被评定为少将军衔，牢骚满腹，在背后说怪话。时任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谭余保知道后，便找其谈话说：“授予了你少将军衔还不好吗?、我是什么“芝麻辣椒酱’也没有，不也很好吗?”。
钟伟是参加平江起义的老红军，红军时期的师政治部主任，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还任过四野四十九军军长，曾是彭德怀、林彪手下战功赫赫的名将，谭余保有何资历，可以训斥钟伟少将。
湘赣苏区领导人之一
1927年2月，洮水狮子班头面人物谭余保，被来到洮水开展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李炳荣、杨绍发展为党员，并担任了洮水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兼财委主任，从此谭余保开启了他的革命之路。
1927年11月，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进军并冈山以后，毛主席派工农革命军再次茶陵城，建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余保参加了工农红军，跟随红军到了砻市，登上井冈山，后来被派遣潜回茶陵洮水做地下工作。
1930年下半年，茶陵大部分被工农红军攻占，成立了9个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谭余保先后在三、六、七区担任区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5月，谭余保被选为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1932年上半年，由湘赣省发起的有29个县、道、区参加的三个月革命竞赛运动中，茶陵得分最多，总评第一。茶陵被称为湘赣苏区的模范县。
1932年8月，湘赣省苏维埃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谭余保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当时湘赣苏区“肃反”扩大化，有人供出省儿童局长胡耀邦、王恩茂、谭启龙三个红小鬼是AB团分子。主管肃反工作的省委常委刘士杰(后叛逃被杀)、省保卫局长潭中山坚持要将他们捉起来。谭余保明白，这三个红小鬼只要一被捉起来，十有八九要被枪杀。在这关键时刻，谭余保站起来说：“这三个红小鬼，是放牛娃出身，年纪小，不会是AB团分子，不能抓!”
冯文彬
当时，中央巡视员冯文彬也在场，他当即支持谭余保的意见，并把这，胡耀邦、王恩茂、谭启龙三人带到了中央根据地，保住了他们！
1933年11月21日，谭余保在湘赣省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次年1月，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召开，谭余保任湘赣省代表团团长。在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会议期间，毛主席亲切接见了谭余保，并赠送给他一把“白朗宁”小手枪。
艰难重建湘赣根据地
1934年7月23日，红6军团撤出湘赣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谭余保和湘赣省省委书记陈洪时、司令员彭辉明留下来领导湘赣边区的斗争。在与敌人斗争中，彭辉明司令员牺牲，红4团团长李宗保、政委旷珠权，省委书记陈洪时、原政治保卫局长、中共莲安萍特委书记刘发荣等相继叛变投敌，整个湘赣根据地濒于崩溃。
叛徒陈洪时
谭余保逃出叛徒陈洪时的陷阱后，经茶陵自水陇折入莲花县境内的棋盘山，与莲花县委的同志会合，收拢离散的同志。
1935年7月的一天，谭余保把收拢来的40多个同志召集在一起，举行了著名的棋盘山会议。他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
“湘赣边区是毛泽东亲手建立的一块根据地，竖在这里的红旗绝不会倒！……”
这次会议组建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谭余保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并同时组建游击队司令部，谭余保任政治委员兼司令员，党政军一肩挑。棋盘山会议结束了湘赣边一年来的混乱局面，是湘赣边在红6军团长征后，走向艰难发展的起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谭余保的带领下，茶攸莲中心县委、莲安萍中心县委、萍宜安中心县委及九陇山、铁镜山、七古山等地党的组织先后恢复，游击队也由三个大队增加到四个大队和一个教导队。
1937年10月下旬，受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委派，陈毅几经曲折，在九陇山找到了谭余保"的游击队。尽管陈毅出示了项英的信件，出示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宣传品,谭余保还是不相信他,开口闭口骂他徒，将其捆缚禁闭，甚至用烟管敲他。继之进行审讯，一度准备要枪杀陈毅。
陈毅从党章规定，讲到红军长征，讲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鲸吞华北，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形势，阐述了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的道理，苦口婆心地劝说谭余保。
陈毅元帅
但是谭余保仍然半信半疑，于是谭余保命令交通员下山，按陈毅给的路线，到吉安新四军通讯处了解了真实情况，这才知道两党的确是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的留守红军也的确改编为新四军。于是谭余保亲自给陈毅松绑，并向陈毅赔礼道歉。
之后，谭余保将湘赣边的游击队，从武功山、九陇山、五里山、太平山、柑子山集结起来，成立了一支400多人的队伍，这就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大队。
后来，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谈起这件事，夸奖谭余保政治性强，办事“粗”中有细。
多年后，陈毅邀请谭余保来自己家吃饭，风趣的说道：“你如果当初那时把我杀掉，现在不就少了一个元帅了嘛？”，在座众人听后哈哈大笑。
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
从1953年至1963年离开湖南为止，谭余保在湖南期间，主要精力用在主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方面。他成绩卓著，堪称“冰清玉洁，铁面包公。”
1955年，时任中南军区编练司令部司令员的钟伟，嫌上级授予他的少将军衔低了，牢骚满腹，在背后说怪话。谭余保知道后，便找其谈话，对他说:
“授予了你少将军衔还不好吗?、我是什么“芝麻辣椒酱’也没有，不也很好吗?”
接着又严肃地批评了他，钟伟以前常到谭余保家里叙谈，自从这次谈话以后，他再也不去了。当有人提起这件事时，谭余保说：
“怕得罪人，怕丢选举，能维护党的纪律吗?我是不怕丢选票的，看到了，听到了就要讲。”
大跃进期间，湖南有一个地委书记向省里报了他的实验田亩产稻谷一万多斤的高产记录。谭余保一听就说：“这是没有做过田的人说的。”他坚持派人检查，发现这位书记不惜人力和物力，将几丘田里的禾搬到一丘田里来，然后拍照过秤，骗取荣誉。谭余保立即责令这个地委书记写出检查。
1959年初，他冒着产寒亲自下到洞庭湖地区调查。2月20日他针对社会上水稻种植“越密越好”、“越密越不易倒伏”、“密无止境”的说法，向省委和省委书记周小舟递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一开头就指出：
“有这么一种人，既不请教农民，又不作科学分析，也不亲手实验，更不重视已经取得的大量成功经验，和若干失败教训，只是一股劲地叫喊要高度密植。对此，群众肚子里有意见,不过怕戴帽子,伯挨“辩论’口头不说而已。显然，这样做影响所及，不但直接危害今年农业生产更大跃进，同时，也危害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接着，谭余保在这个报告中，以他在大区湖农场三分场和南县红光公社等地调查所得的大量材料，得出结论:
“今年水稻的密植，每亩种籽限制在十五斤左右……种籽下得过多，不但影响产量，而且将造成粮食的浪费。”“如果按每亩十五斤下种”，全省将“节省十亿零五千万斤粮食……”。
1959年2月下旬，朱德来湖南视察，认为这篇调查报告很好，将它带到了中央。同年4月，毛主席写了《党内通讯》一文，发至全党，其中的一条就讲了密植问题，强调了“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这里面就有谭余保的一份贡献。
1980年，谭余保因病去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