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民军队能在数十载的征战中，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是因为这是一支为国家为人民而战的正义之师。当然，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采取军事主官加政治主官的“双长制”，也是人民军队取胜的法宝之一。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和他的政委赵刚，就是典型的好搭档。在开国将帅中，有许许多多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在生活上互相关心的军政好搭档，比较著名的例如：从八路军120师合作到第二野战军的刘元帅和邓政委；19兵团的杨得志和李志民；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的王近山和杜义德。
当然，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林总和政委罗帅，也是配合默契的好搭档。罗帅病逝后后，一向深居简出极少露面的林总亲自参加了追悼会，而且陪着罗帅的家属等到骨灰放好后才离去。林总在挽联中写道：“数十年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朝永诀，痛失挚友知心。”他把罗帅称为“挚友知心”，可见两人的良好关系。
林总和聂帅也搭档了很长时间。红军时期，林总和聂总分别任红一军团的司令员和政委；抗战初期，林总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聂总任副师长（在党内其实相当于政委）；解放战争期间，林总、聂总和罗帅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一起指挥了平津战役。
然而，聂帅和林总虽然先后共事3次，时间达到6年之久，两人却始终未能结成像刘邓、陈粟一样的至交，最后，两人还几乎分道扬镳。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两人在年龄、学历、资历等方面的差异较大
聂总生于1899年12月，整整大了林总8岁，“代沟”是比较大的。1925年9月，聂总从苏联回国后，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而这时的林总是黄埔四期的学生。所以，两人之间的第一种关系是师生关系。这时候两人接触不多，聂总对林总在黄埔时的评价是“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也就是说，林总这位学生给聂总的“第一印象”并不是很好。
两人的学历差异也很大。聂总年轻时曾就读于江津县立中学，1922年就读于比利时的沙洛瓦劳动大学，两年后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还在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过军事。可以说，聂总是一名学贯东西，文武兼修的儒将。相比之下，林总的学历显得比较低，他毕业于武昌共进中学，然后在黄埔四期学习了半年多，早期也没有留洋的经历（1938年才因为负伤赴苏联养病和学习）。
十大元帅中，聂总排名较后，但是无论党龄军龄，他都是靠前的。他早在1923年春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仅仅晚于朱老总，远远早于彭老总、贺老总等人。而林总1926年3月在黄埔军校才转为中共党员，比聂总晚了三年。而论在我军的资历，聂总在十大元帅中是最老的。早在1926年7月，聂总便担任了任中共广东区党委的军委特派员；林总虽然在这一年的10月加入了叶挺独立团（这是我党最早控制的一支部队），职务低（见习排长）不说，他还是由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的聂总亲手分配下去的。
两人虽然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职务悬殊很大。林总当时是11军25师73团3营7连连长，是在聂总和周士第等人的率领下参加起义的。聂总是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军委书记，11军的党代表，妥妥的林总的上级！
也就是说，聂总较林总，无论年龄、学历、早期资历和职务，差异都比较大，这已经决定了两人日后很难成为至交。
林、聂共事期间，林总的许多言行让聂总不认可
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占漳州后，林总想发一发“洋财”，不久就出现了红军战士在街上拿皮鞭打人，不利于军民团结的现象。聂总赶忙加以制止，他认为，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予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不能拷打他们。
林总反问：“没钱就不能打仗，我们还要不要钱？”聂总生气地说：“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甚至把漳州所有财主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
这是两人合作中的第一次争吵。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战术，红一军团在广昌战役中损失了5000多人，没想到，以前一提起短促突击就牢骚满腹的林总竟然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讨好李德。到了遵义会议上，与会者多数人都对“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进行抨击，林总则一语不发。会后，李德来到红一军团时，林总对他已经是冷若冰霜。林总对待李德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让他在聂总心目中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遵义会议后，在新的班子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改变了被动的局面。但是这种在运动中战胜敌人的做法，部队行军多，有时候还得“兜圈”，当然也比较疲劳。林总这时候牢骚满腹，他认为这样会把部队拖垮，他不认可伟人的指挥，还打电话要彭总来指挥，遭到彭总的严厉斥责。聂总警告林总这种想法的严重错误，但林总我行我素，甚至给“三人小组”写信，要求毛从指挥的位置上下来。他要聂总签字，遭到聂总的严词拒绝。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一把手”张某阴谋掌控中央，他想让聂总到31军去当政委，林总也到别的军去当军长。聂总提醒林总要防止张某的阴谋，林总却说聂总搞宗派主义。聂总严正地强调这是路线问题，不是宗派主义。林总发火了，拍桌子说：“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2万多，他有8万多。”聂总也以拳头猛击桌子，义愤填膺地反驳：“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
红军长征胜利后，决定在陕北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林总看到荒凉的陕北，悲观失望了，说要去陕南打游击。聂总劝说他，给他做工作，但林总听不进去，情绪一直比较消沉。后来林总正式把要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正式上报给中央，于是中央让左权代替林总，调林总任红军大学校长。在林总离开红一军团时，林总对过去的事情仍然耿耿于怀，又和聂总争吵了一番。
平津战役中，聂总与林总再度合作。聂总提出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林总根本不当回事，不予理睬。聂总只好单独向中央发电，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建议。林总见到主席表态支持聂总，才不好再反对。后来北平和平解放，人所共知。
林、聂难以成为至交，最根本原因是两人的性格差异太大
在林、聂两人合作期间，林总的一些做法和想法对错与否，我们不好妄作评论。但聂总是一个“厚道人”（伟人语），他襟怀坦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居功，不自傲。所以，他和林总一起被派到红一军团工作。
朱老总当时就告诉聂总，林这个人非常不好相处，军事上有自己的一套，但是独断专行。喜欢排挤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
林总上了井冈山后，在频繁的战斗中，他指挥灵活，调度有方，身手不凡，打仗很出色，提升也快。1930年8月，年仅24岁的林总便担任了红四军军长。但是林总的性格内向，除了失去理智的时候说说怪话，发发牢骚，很少把自己的心事暴露出来。
两人的性格差异，让聂总和林总在共事期间总是不那么轻松愉快，他在回忆录中说：
“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鹰鸷。”
当时，聂总认为，林还年轻，经验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必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因此，聂总尽量支持林总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加争论。但是，遇到原则的问题就不让步。
然而，随着两人相处时间加长，这种性格的差异最终让他们仅仅成为普通的工作上关系，始终无法成为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的至交。
结语：林总、聂总，都是战功赫赫的共和国元帅，虽然他们在共事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两人没能像刘邓、陈粟等人一样成为至交。然而，并不影响他们指挥红一军团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成为中央红军的第一主力；并不影响他们指挥115师取得平型关首战的辉煌；也不影响他们指挥第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某种意义上说，两人的互补关系，恰恰是他们指挥部队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