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的进厂名额被大伯儿子抢走，后来我当教师，让周围人羡慕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人名地名皆是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诶，你听说了吗？李老师又评上区级优秀教师了！"

"可不是嘛，你瞧人家现在在教育局多有面子。谁能想到当年没去成酒厂，反倒成了他的福气！那会儿谁不说他傻呢？"

"可不是，想当年谁不羡慕进国营厂？现在倒好，他成了咱们村最有出息的人。"

两位拄着竹竿的老人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闲聊，树荫斑驳地落在他们身上。槐树旁的水泥路上，不时有骑着摩托车的村民驶过，扬起一阵尘土。这条路是去年才修的，要是放在从前，可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岁月流转，沧海桑田，他们谈论的那个人，正是我。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我永远都记得那个时候的味道。油菜花开得正旺，空气里飘着淡淡的香气。我和堂弟李志强都收到了县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张薄薄的白纸，在我们村就像是一张通向美好生活的船票。

晚饭后，我坐在院子里的石磨上，看着手里的录取通知书发呆。隔壁王婶家的收音机里正放着歌曲，歌声随着晚风飘进院子。我心里还惦记着县高中，总觉得只有考上大学才算真本事。

"明远，想啥呢？"母亲王秀兰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个破旧的搪瓷盆，在围裙上随意擦了擦手。"娘跟你说，这师范多好啊，毕业就能当老师。你看隔壁李家庆，当了十几年老师，现在不也挺好的？"

母亲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着期待的光。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整天围着锅台转，种着几亩薄田。在她心里，儿子能当上老师，就是最大的光荣。

父亲李建国坐在堂屋的木板凳上，手里捏着个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烟雾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缭绕，映得他的脸若隐若现。他很少说话，但我知道他也在为我的前程考虑。

那个改变我命运的傍晚来得很突然。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准备给母亲烧火做饭。那时候还没有煤气灶，全靠柴火。远房表叔张德山突然推开吱呀作响的院门走了进来。

"建国在家不？"他的声音洪亮，还带着些许酒气。

"德山哥，进来坐。"父亲赶紧把人让进堂屋。母亲手脚麻利地泡了茶，是去年姑姑从城里带回来的红茶，平时都舍不得喝，专门招待客人用的。

"建国啊，我这次来是有件好事。"张德山喝了口茶，压低了声音，"市里酒厂要招工，我托了关系，要到了个名额。你家明远要不要去试试？"

这话一出，堂屋里顿时安静得能听见蚊子飞过的声音。酒厂可是咱们市里最好的国营企业，每个月固定工资，还有住房补贴。最近听说还要分房子，分到了就是一辈子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厂里福利好，逢年过节还能拿到各种东西。这样的好事，在我们村，谁不想要？

父亲犹豫了两天。这两天里，我满心期待，晚上躺在床上想着厂区的景象，幻想着自己穿上工作服的样子。母亲已经开始张罗着要给我做新衣服，还跟邻居说起了这件好事。但就在父亲准备去找张德山表叔答应的前一天晚上，意外发生了。

那天，我刚收拾完作业准备睡觉，就听见院子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大伯气喘吁吁地带着志强来了，手里还提着两斤五花肉。那时候，一斤肉可要三块多钱，普通人家一个月都舍不得买几回。

"老三，老三！"大伯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这事我得跟你说道说道！"

我躺在土坯房里的木板床上，竖起耳朵听着。透过门缝的昏黄灯光，能看见他们的影子在墙上晃动。蚊香的烟雾缓缓升起，屋外蛐蛐的叫声此起彼伏。

"老三，你也知道，我们志强成绩没明远好。这工作要是能给志强，那可真是救了我们全家了。"大伯说着，声音都有些哽咽，"明远是个有出息的，上师范当老师多好啊。可志强要是没个出路，我这个当爹的可怎么办？"

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母亲想说什么，却被父亲轻轻拦住了。

"哥，这事......"父亲的声音越来越低。

"老三，你放心，这事我来摆平。我托人问过了，那边要的是'条件'，我来想办法。"大伯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

我死死攥着被角，心里明白，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就这样要被生生夺走了。

第二天，张德山表叔来家里时，脸色很不好看。原来大伯已经托了镇上的关系，直接去了市里，还送了好几条中华烟和两瓶茅台。那会儿，这些东西都是稀罕物，得专门去市里供销社买，还得有票。

"明远啊，叔叔对不住你......"张德山表叔红着脸说。我强忍着泪水，转身跑进了屋里。

就这样，原本属于我的工厂名额，被大伯硬生生地抢去了。我还是按原计划去上了师范。

临走那天，母亲强忍着心疼，特意蒸了一锅白面馒头，还煮了两个鸡蛋。看着母亲红肿的眼睛，我知道她肯定是偷偷哭过。那时候能吃上白面馒头可不容易，平时都是杂面窝窝头，可这一顿，我却怎么也咽不下去。

一九九一年，我和志强都开始工作了。他进了酒厂，分到了流水线上的工作。每天两班倒，虽然累点，但工资高。我则被分到了山沟里的甘露小学。

记得第一天去学校报到，要走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那条路弯弯曲曲的，下雨天特别难走。我穿着父亲给我买的第一双皮鞋，那是托城里的远房亲戚从百货大楼买的。

"李老师，你这是刚来啊？"一个瘦高个子的中年人站在学校门口，是甘露小学的张校长。学校是几间破旧的土坯房，墙上的标语都褪了色，"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歪歪扭扭的。

全校只有三个老师，除了我就是张校长和另一个女老师王芳。因为老师少，我们每个人都得教好几门课。我负责语文和数学，有时候还得教体育。

最难熬的是冬天，教室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火炉。孩子们都穿得厚厚的，写字的时候手都是僵的。我经常得把火炉的炭火扒拉得旺一些，让靠后面的学生也能暖和点。

相比之下，志强在酒厂过得可是滋润。厂里分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单身宿舍，虽然是集体厕所，但在那会儿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了。每个月工资七十多块，比我的四十多块高出不少。逢年过节还能拿到各种福利，酒厂的酒不说，就连水果罐头都是成箱发的。

"明远啊，你看看志强，现在多好。你要是去了酒厂，现在也住进城里了。"母亲经常这样说。每次听到这话，我心里都会泛起一阵酸楚，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倔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渐渐发现，教书育人其实也有让人欣慰的时候。记得有个叫小明的学生，刚来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我放学后留下来教他，一笔一划地教。过了大半年，他不仅能写得一手好字，还在班上考了第一名。

看着孩子们从一点一滴学起，到能写出工整的字；从背诵九九乘法表，到能解复杂的应用题，每一个进步都让我感到欣慰。特别是当我看到他们眼中求知的渴望时，就觉得这份工作其实挺有意义的。

一九九三年，我开始自学专科课程。每天教完书，批改完作业，就点着煤油灯看书。那时候农村还没通电，全靠一盏煤油灯照明。有时候看书看得太入神，煤油都快烧干了也不知道。

王芳经常笑我："李老师，你这么用功，是不是想去考学啊？"

她也是这一届分来的新老师，我们经常一起探讨教学方法。有时候放学后，还会一起走一段路。她是隔壁村的，每次走到岔路口就分开了。

"要提升自己啊，现在不比从前了。"我常常这样回答。其实心里还有一个想法：知识越多，将来的路就越宽。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一九九五年。这一年，我拿到了专科文凭。同时，学校也迎来了第一次大检查。

记得检查的前一天晚上，我和王芳在教室里忙到很晚。她帮我整理教案，我们都想在检查中有个好成绩。那天晚上的月光特别亮，照在教室的黑板上，反射出一片银白色。

"明远，你说我们这样值得吗？"王芳突然问我。

我愣了一下，看着她在月光下的侧脸，突然觉得心里一动。

检查结果出来了，我的教学成绩得到了县教育局的表扬。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而此时的志强，日子却不那么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