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中央军委锄奸部部长吴溉之获悉一条可疑的线系，便派锄奸部钱益民去中央社会部与治安科长陈龙联系。这个陈龙就是延安第一保镖，重庆谈判时毛主席钦点的贴身警卫。
钱益民一到陈龙那里，顾不上喝水，便从兜里掏出几页材料，放到陈龙的桌前。陈龙展开一看，原来是抗大的一份学员登记表，表上的学员名叫郑行潮，来自东北，填表时间是 1939 年。钱益民对陈龙说：“他已经毕业留校，最近发现他有些可疑情况，吴溉之部长要我找你汇报。
钱益民
接着钱益民谈了郑行湖两个疑点：一是自称文化不高，但是有人发现他懂日文，二是说陕北无亲友，却三番两次往绥德跑。
陈龙边听边思索，认为吴溉之发现的这个人像有点来历，不可忽视。于是答应说：“工作由我们两家来做，为了保守秘密，其他人不要插手。”
陈龙
为弄清郑行潮常去绥德的疑问，由社会部治安科与军委锄奸部侦察部轮流跟踪监视，不出一个月，就弄清了郑行潮去绥德既不是探亲也不是访友，而是去找邮局的一个邮差，两人碰头，郑把一封信交给邮差旋即返回。
是什么信，不在延安寄，还要往绥德跑?郑行潮的疑点越来越大。
有的领导提出马上把郑行潮抓起来审讯，有的说把郑交给学校，组织群众批判揭露。对此，吴溉之和陈龙都不赞成，他们各自向有关领导说明秘密侦察的作用和下一步的打算，终于获得领导的同意，对郑继续进行秘密侦察。为得到证据又不惊动郑，决定在绥德那个邮差身上下功夫。由两家各派一侦察员，加上边区保安处调来的一名搞技术工作的侦察员，在甘戈驿伺机扣下那个邮差的邮袋，交给技术人员，在不露痕迹的检查之后，再把邮包还给邮差。行动小组依计而行，干得干净利落。通过信件检查，终于获得了郑与绥德国民党特务机关相互联系的内容，同时还得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给郑的一张通过国民党地区的秘密路条。
获取了证据之后，许多人认为可以收网捉鱼了，但吴溉之和陈龙商议后没有惊动郑行潮，决定利用那张秘密路条，派侦察员布鲁，到国民党占领地区去走一趟，争取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绥德一带的秘密据点和情报网全部摸出来。
布鲁
布鲁乔装成一名国民党高级特务，公开身份是某报社的记者，带着几个随从到了国民党占领区，凭着那张路条，以巡视为名，首先找到了这一地区的特务机关头目，听取他们对延安开展情报工作的全面汇报。接着布鲁又到了甘戈驿，会见了潜伏在这里的特务头目何某。何汇报完工作后，听说布鲁还要派人潜入延安，便托布鲁把对郑行潮下一步工作的指示带去。
布鲁让另一侦察员在抗大校门外将那份“指示”交给了郑行潮。郑看完指示后，便把近日搜集到的有关延安的军队调动、整风、审干进展情况写成报告交给侦察员。侦察员把报告交给布鲁，经过改写，又送到甘戈驿。这样，就完全控制和掌握了郑与特务机关的活动情况。不仅弄清了以绥德为中心的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网络，连延安邮电特务的潜伏活动也查清楚了。
直到这时，吴溉之和陈龙才报请批准逮捕郑行潮，拔掉了国民党军统局煞费苦心安插延安抗大的又一颗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