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春安徽淮南，改革开放之风已经吹遍大街小巷，到处是一片蓬勃向荣之景，煤炭部部长高扬文来到全国五大煤矿之一的淮南煤矿调研，时至中午，高扬文来到食堂就餐，他竟目睹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现象：只见几个孩子在食堂讨饭，捡取饭桌上工人丢弃的馍皮、剩菜来吃。一经询问，这些孩子皆为旷工之子。高扬文见此情景，不知不觉间潸然泪下！
高扬文在煤矿
高扬文原名高芳鸿，曾用名扬文。1917年9月3日生于山东省蓬莱县(今蓬莱市)后关村一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饱尝生活艰辛。八岁就为富户出殡时打执事，挣些小钱补贴家用。冬天提着瓦罐，到救济站排队领稀粥。每月拿着姥姥的孤寡牌，到县政府领取一吊钱的救济费。
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过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等职。建国初期在团中央工作，后任中央有色金属工业局局长、冶金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北京市委工业书记和煤炭部部长等职务，是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奠基者，为冶金工业的发展和煤炭工业的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高扬文看到的是当时煤炭行业的一个突出问题“黑人黑户”，因为之前煤炭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需要大量劳动力，并且工作环境非常差，因此很多煤矿从农村招工，在那个年代，煤矿工人在城市属于底层的存在，这些农村来的青年工人很难在城市找到媳妇，只能在农村老家攒钱娶个媳妇，戏称“向阳花”，生个孩子，因无法解决城市户口，戏称“非洲娃”。因为媳妇和孩子都无法转成城市户口，无法上学，无法享受商品粮和副食品供应，加上矿工薪资微薄，买不起高价粮，导致全家生活困窘，许多孩子只能跑去捡剩饭，捡煤核，孩子长大了也没法就业娶媳妇。
随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也登载了淮南煤矿“黑人黑户’情况，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重视。高扬文安排有关部门调查摸底，得知全国统配煤矿“黑户”约略30万，“黑人”120万人以上。面对如此巨大数字，许多人都劝高扬文知难而退。但他“左思右想，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高扬文此时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他代表能源委向国务院领导汇报能源工业有关问题时抓住机会把煤矿“黑人黑户”问题“端”了出来。讲到煤矿工人及其家属的艰难状况，高扬文禁不住再次流下了泪水。国务院领导很受感动，当即原则同意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在计划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的八十年代初期，一个户口所牵涉的并非仅仅是户口本身，实际上它关联着教育资源的增多、商品粮及副食品的调配、职工住房的分配、城市商业的配套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讲，一个户口牵扯到了各个方面，稍有变动便会影响全局。而且，“黑户”问题并非仅存在于煤炭行业，许多行业比如建筑行业、纺织行业等都存在工人落户的难题。
无奈，高扬文再次找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有劳动人事部、公安部、商业部等部门参加的协调会上，万里副总理一锤定音：“现在只解决煤炭一家，其他部门以后再说，谁有意见，谁到煤矿挖煤去!"，就这样煤炭工人落户问题才得以顺利推行下去。
当年中央决定对煤炭工业采取的六项经济政策中，有一条就是用三年左右时间，逐步解决煤矿并下工人家属落上城镇户口问题。此外还有井下实行四班六小时作业制，免费提供班中餐等。落户政策于当年7月在本溪召开的煤炭工作会议上宣布后，受到煤矿职工由衷欢迎，劳动热情高涨。
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1982年，煤矿工人落户分别在鹤岗、铁法、大同、霍县、六枝、淮南6个矿务局进行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1984年7月6日，国务院以91号文件批转了煤炭部会同劳动人事部、公安部、商业部等部门《关于煤矿井下职工家属落城镇户口工作》的报告，至此煤矿农转非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截至1986年7月，根据中国煤矿地质工会统计，在全国26个省区中，有14个省区完成了落户工作，10个省区尚在进行，2个省还没有落实。办理28.1万户、102.6万人。至此，煤矿上的“向阳花”、“非洲孩”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