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阶级的诞生
适应武力争夺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的需要，武士应运而生，并且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武力化的进程中发展壮大。
庄园制的产生、天阜大权旁落和国家军制崩溃，导致社会势力多元化、社会矛盾尖锐化、社会控制虚弱化和社会斗争武力化，形成武力至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武士的生存土壤。
在经济领域，出于维护和扩大生存利益的需要，不惜动用极端手段。神社、寺院也不顾经文所戒，以恐怖手段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在政治领域，地方豪族和中央权贵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也走上了武力化的道路。
武力争夺土地财富与政治权力的斗争，为武士的产生、崛起和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9世纪40年代前后，政治权威的行使越来越依赖武力，地方政府和中央朝廷也要招募武士维持统治秩序。
l1世纪中叶，武士成为摄关家和上阜争夺中央最高权力的工具。
武家作为政权担当者之佣兵而存在，并借机扩展势力。
最终从争权夺利的工具发展为行使政治权威的统治阶级，直接对国家实行军事统治。
1180年，源、平大战爆发。1185年，源赖朝打败平氏。1189年，武力征服全国。1192年，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建立幕府，武
士政权正式成立，武士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平安时代的主从关系
武士产生后，武士集团内部的主从关系也随之形成
。武士集团内部之所以形成主从关系，首先与武士的存在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武士作为庄园主捍卫和扩展庄园土地的武装力量而产生，
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作为一个单打独斗的侠客或勇士而存在，而是作为以庄园主(庄官)为首领的军事集团的一员而存在，即作为武士团的一员而存在。
在这些领主层中，一族首长与一族的子弟和支配下的名主百姓等结成主从关系，形成一个战斗团体。此即武士团的雏形。
武士集团内部之所以结成主从关系，其根源或动因，
一是保障和扩大双方的物质利益，二是扩大和增强双方的军事实力
。家臣凭借主君的势力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主君则利用属下众多家臣武士的力量，扩大军事和经济实力。
主从关系以利益为基础或纽带，是主君之“御恩”和从者之“奉公”的交换关系。
江户时代的经济学家海保青陵将其比作商人与顾客的买卖关系。“主从关系是主君给与从者领地、米、佣金等以保证从者的生活，从者则尽心为主君忠勤奉仕，因此，两者的关系完全是相互的。”
主从结合既是武力的结合，又是利益的结合
。通过私人性的利益关系，将主从双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使武士团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主从双方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统统取决于武士团的兴衰，共同对武士团的兴衰负责任。
平安时代武士社会内部的主从关系，以源氏武士团的主从关系最为稳定和牢固。无论是主从双方在战争中结成的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死关系，还是恩赏与奉公的经济关系，都堪称典范。
镰仓时代的主从关系
平安时代武士内部的主从关系仅仅是自然形成的私人性关系，
镰仓时代随着武士成为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武士内部的主从关系也上升为一种国家制度，成为国家制度结构的柱石和社会结构的中轴。
于是，武士集团内部的主从关系，更广泛地影响武士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直接影响武士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而且，主从关系的影响也突破了武士局限，影响到社会各阶级，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镰仓时代呈金字塔结构的武家社会，所有武士都生活在主从关系的链条之中。
“将军”位于金字塔的塔尖和主从关系链条的顶端，链条的中间是作为“侍的御家人和非御家人，最后一环是处在金字塔底层的家子和郎党、郎从。
大体上可以简略地表述为:将军一御家人一非御家人一家子一郎党、郎从。
当然，武士的等级越多，主从关系链条的中间环节也越多。
镰仓幕府时代代表性的主从关系，乃是将军与家人之间的主从关系，称为御家人制度。
御家人的意思就是“家人”或“家臣”。因为是将军的家人，为对将军表示尊敬，故称将军的家人为“御”家人。同时也有对将军的家臣表示尊敬而称之为御家人的含义。
镰仓幕府时代，正式揭开了幕府与朝廷同时并存的“二元政治”格局
，存在着两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系统，一套是公家的天阜一朝廷一国司一郡司，一套是武家的将军一幕府一守护一地头。与天卓朝廷地方政权的国司、郡司相对应，幕府在地方有守护和地头。
御家人担任地方各国的守护和各地庄园的地头，集中说明了幕府的地方政权机构，实质上是建立在守护、地头作为家人从属于将军的关系之上的，说明私人间人主从关系正式成了国家的政治制度。
正是由于御家人制度的稳定性，从而使幕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武家政权得以保持步调一致，有力地巩固了武家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主从关系以主君的“恩惠”和家臣的“奉公”为基础，武士之魂一-主从关系的责任与义务，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关系，润
滑剂是主君对家臣武士经济生活的保障，倘若润滑剂消失，家臣武士将很难继续履行主从关系的责任与义务。
作为镰仓幕府政权基础的御家人也不例外，一旦幕府不能切实遵循御恩与奉公的游戏规则，那么，御家人制度也必将瓦解，并且动摇镰仓幕府的政权基础，使镰仓幕府走向衰落。
尤在抗元战争的胜利后，御家人承受了重大的军事和经济负担，付出了重大牺牲。
镰仓幕府因拿不出土地来赏赐抗元战争中有功的武士，破坏了“御恩”与“奉公”的游戏规则，引起了御家人的普遍不满。
大多数御家人却因战争负担而穷困没落，甚至不得不将土地典当给高利贷者。御家人的贫困没落，又加速了御家人制度的崩溃
许多贫困没落的御家人背叛不可信赖的幕府，转而与守护大名结成主从关系，撼动了“御家人直属幕府的根本原则”。13世纪末、14世纪初，各地势力强大的守护等有实力的御家人，开始了反对幕府的斗争。
至此，御家人制度彻底瓦解，将军与御家人之间通过御恩与奉公结成的封建主从关系破裂。
室町时代的主从关系
在日本武家社会的三个幕府政权中，室町幕府时代将军的权威最低、统治力最弱，武家社会秩序最混乱。即使是在足利幕府极盛时代，即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治时期，武家社会也无秩序可言，既有足利氏内部的权力之争，又有守护大名与幕府、守护大名之间的战争。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足利氏武家政权的基础脆弱。
将军与守护大名之间、守护大名与地方武士之间，没有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私人间的主从关系，没有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于是，将军对守护大名、守护大名对地方国人武士的约束力减弱。
随着守护统治力量的增强，庄园主为确保收入，不得不采取将年贡交给守护或其家臣承包的“守护承包制”，即守护承诺每年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庄园领主则将庄园全权交给守护大名。
在庄园领主愈来愈仅存名义，许多庄园事实上已脱离庄园领主之手时,守护则拥有愈来愈多的土地，他们还将庄园土地分给家臣,加强对领国的统治。
这些守护以不断扩大的权力，取得了所在国的经济权和土地所有权，他们扎根在土地上，控制庄园，将国内在乡小领主和武士编入自己的家臣团。
14世纪后期，守护成了领有自己的领地、统治农民、与国内武士结成主从关系的武士大封建主，即日本历史上所称的“守护大名”，其国也被称为领国”或“分国”，守护大名领国制开始形成。
随着守护大名成为掌握一国或数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的统治者，这种地方分裂主义势力，也有了将要超越幕府统治的必然趋势。
守护作为室町幕府的权力基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和地位超过镶仓时代的守护。
然而，他们不仅没有竭尽全力捍卫室町政权，反而成为武力冲击室町政权的决定性力量，根本原因就在于室町时代主从关系的脆弱。
德川时代的主从关系
德川幕府在三个幕府中，是统治时间最长久，统治制度最完善，统治秩序最稳定的。
长达265年的统治时间，是幕府政治的极盛时代，封建制据与封建混战不再重演，既未发生过诸侯反抗中央和武士叛乱的政变，也未发生过地方之间的争斗等。尽管参觐交代制度令所有大名穷困潦倒，负载累累，但却无人敢于反抗。“直到它的末期，还在日本维持了武装和平，实施中央集权统治，这种统治完全是为德川氏服务的。”
这不得不归功于主从关系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德川氏依靠武力取得将军的称号，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权力性君主”具有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政治上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德川家的家长代代拥有“征夷大将军”的称号，
掌握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幕府的一纸命令便可将形同东方专制君主的大名进行移封、转封、减封和改易:拥有传统精神权威的天阜，处于幕府官吏的监视和《禁中及公家诸法度》约束之下。
前三代将军家康、秀忠、家光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推行强权政治，通过改易、转封和削封的方式削弱大名的实力，仅被没收领地的大名的就多达120家。
这种武力政治巩固了德川氏的统治地位，完善了统治体制，造就了德川氏的太平盛世。
勿容置疑，
德川时的代主从关系也是以“御恩”与“奉公”为基础的支配与服从的结合关系。
同时，这种关系又是具体的、直接的、纵向的上下级关系。幕府有恩于大名、大名有恩于藩臣，因此，大名要对幕府尽奉公义务，藩臣要为大名效劳。这些主从关系的结合要素、权力义务，与平安、镰仓甚至室町时代几乎完全一样。
不过，与平安、镰仓和室町时代的主从关系相比，
将军与大名、大名与家臣的主从关系更为牢固主君的权力更大，家臣完全没有选择余地。离开主君，不仅意味着失去武士的身份、地位和权力，而且意味着失去经济来源。
究其根源，就在于主从关系的基础与纽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也是德川时代主从关系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