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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自顾顺章叛变革命后，党中央虽然没有全军覆没，但生存颇为困难，尤其是经费极为紧张。人员生活费用、印刷宣传册、营救被捕同志，这些都需要钱。那时党中央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共产国际，一部分是自筹。由于白色恐怖，共产国际很多时候都进不来上海。所以，为了维持中央机关正常运转，只能由全国各个苏区向上海中央机关提供经费支持，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江西的中央苏区。

1931年底，上海的中央机关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时刻，于是便向毛泽东同志发来电报，让他赶紧派人运一批经费过来。毛泽东接到命令后，没有怠慢，立即下令收集黄金，弄了一堆金戒指、金项链等等。但这些东西不好运送携带，于是又熔成了小金条。其实不小，10两一根，一共12根，120两，差不多七八斤的样子（那会儿16两一斤）。

黄金弄好后，将进一个箱子里，锁得严严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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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题来了，当时白色恐怖极为严厉，到处是国民党军队的关卡，如何将这箱子金条运到千里之外的上海去？另外，如何能保证这笔宝贵的经费不丢失或者被偷？

当然，这难不倒咱党内的能人。

当时苏区的财政部长是老一辈革命家林伯渠同志。他具体负责筹集了这笔经费，同时也想好了如何运送。

从瑞金到上海的路程一共分为七段，由七个地下交通员来负责运送。为什么要分这么多人运？很简单，路途遥远，一个交通员不可能每个地方都熟悉，找的七个交通员都是在自己特别熟悉的地面上走，他才知道哪儿有敌人、哪儿有警察、哪个旅店更安全、哪儿有盗贼等等。

找了七个交通员后，每个交通员如何来交接？林伯渠想了一个法子。他专门做了一枚棋子，上面写了一个“快”字，之后用开水煮，做成一个别人没法模仿的一个老棋子，于是就把它切成七瓣。七个交通员每个人手里有七分之一个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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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棋子，每个交通员的上级再给每个交通员一把锁跟一把钥匙，但是这锁呢并不是这把钥匙开的，这锁跟钥匙不是一套的。怎么操作的？就是，这120两金条，交给下线之前先对两样东西：第一就是下线的钥匙要能开上线手里这把锁，要能开我这把锁，说明你就是那交通员；第二咱俩再把棋子一对，咱俩都是七分之一个棋子，于是你带着你的锁和棋子继续往下走，你的下线会开你这把锁，如此循环往复，到最后一站就合成一枚完整的棋子。然后棋子就交回到中央去。直到七个都拼齐了，这边就知道金条送到了。如果缺失，说明其中一环就出事了。

可以说，这套运送方式已经将可能遇到的危险降到最低了。

但即使如此，最后还是出事了。

按照计划这批金条应该是12月上旬到的，可上海中央等来等去一直没等到经费，于是便几次发电报到江西苏区询问情况，毛泽东回复说，经费11月就已经派人送出去了。

很快，七块棋子中的前六块都回来了，就只有最后一块没有回来。到了年底，依旧没等到，这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批经费在中途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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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到经费，上海中央将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了一顿，这事毛主席自然是冤枉的，在运送问题上他已经作了如此周密的安排，但那种环境下，千里迢迢他又如何能掌控？

虽然如此，他还是让当时的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来调查这事。

但这事压根就无从查起，因为那批金条是上海附近的松江失去踪影的，总不可能跑到松江去查吧？

加之当时反围剿斗争激烈，之后又是长征，这案子也就放下来了。但毛主席心里一直没有忘记这案子。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他找来新上任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要他查这起案子。

当时公安部有一个悬案办，专查历史悬而未决的案子，所以，这起案子自然划归到悬案办来查。因为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案子，公安部在悬案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精兵强将，成立了专案组，专查这个案子。

这事当年是林伯渠具体负责的，专案组先是拜访了林伯渠同志，问这批金条第一个交给了谁。林老回忆一番后，说：记得是交给了高自立的警卫员，你们去找高自立吧。

高自立当时是三军团的政委，如今是热河财政局的局长。于是，专案组赶到了热河，找到了高自立。高自立说：这警卫员姓林，如今在广西军区当副师长，你们去广西找他吧。

于是，专案组又赶到了广西，找到了林副师长。林副师长回忆说，他清楚记得交给第二个交通员，但不知道他名字，因为当时都是单线联系。专案组又让他回忆这第二个交通员的身体特征。林副师长回忆了一番。经过一番查找，专案组终于找到了第二个交通员，如今在山西某县当县委副书记。

就这样，经过半年查找，陆续找到了当年第三、第四、第五以及第六个交通员。

这第六个交通员是一个竹匠。这个30年代的交通员也算是老革命，怎么成了竹匠呢？其实，当年他将那批金条交给第七个交通员后，他就一直没有接到上级委派他任务和指示，加之当时白色恐怖，他也没有再找组织，一直隐居在乡间。解放后，他找到组织说明了情况，但他已经脱离组织超过10年，不可能再回到组织，没办法，只能回到乡下，以竹匠为生。

专案组让他回忆当时是如何将金条交给第七个交通员的。

竹匠说，他到了松江以后，就住在一个叫汉源的旅馆里，刚入住没多久，就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黑裤子、戴着黑帽子而且还这样揣着手的人，进来就问那掌柜的，说杭州口音来的客人住在哪间屋（竹匠是从杭州送往松江）。竹匠对他说我就是。于是俩人进屋，按照所有程序先对暗语，下线拿钥匙开上线的锁，然后对棋子，都对上了以后，就交给了那黑衣人，二人并没有多说话，因为交通员对交通员基本上除了对暗语什么话都不说，然后这黑衣人就走了。竹匠就回杭州了，他说我到现在为止就知道这些事儿。

专案组听完，有些灰心，因为就知道一个黑衣人，过了18年，如何找？

专案组对竹匠说，“你再仔细回忆一下，看看这黑衣人有没有什么特征？”

竹匠努力回忆了一下，终于想起了一件事：“当时他从皮包里拿棋子的时候，我发现他包里有一张蓝色的单子，像是旅店的押金票据。跟我住店的押金单子是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