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日)小岛毅
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是一次性的。但是，人类的行为不管过了多久， 其本质也不会发生太大改变。日本当下的外交， 更让我对于这一点深有所感。作为以研究中国思想为职业的人，下面想从这一视角出发，反思过去发生的一些事。
一、征伐还是侵略
文禄元年（1592），丰臣秀吉派十五万大军进攻朝鲜。按当年的干支，韩国将这场战争称为壬辰倭乱。
这场战争从前在日本称为“太阁殿下的朝鲜征伐”。现在的历史学者则倾向于认为这是日本发动的侵略，不少人将之称为“朝鲜侵略”。高中的日本史课堂用的也是这一表述。为此感到不快的人，则批评这是“自虐史观”。
同一战争是称为“征伐”还是“侵略”的差异，与对其评价（即价值判断）的差异相应。如何称呼历史事件，是历史观上的重要问题。历史不是单纯为了弄清事实的工作，也是评价特定事实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处位置的学术。就战争而言，为了惩恶扬善的进攻是“征伐”，而利己的加害行为则称为“侵略”。
秀吉的行为是有先例的。确切来说，是人们认为有先例。这是指神功皇后的三韩征伐（亦称新罗征伐）。《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如下所示（两书细节虽有不同，下述经过则是相同的）。
第十四代君主仲哀天皇为了“征伐” 九州南部的政治势力， 驾临今日的福冈。这时， 一位神灵附身皇后， 降下攻取大海对面宝地的神谕。然而，天皇说“没听说过有这种国家”，怀疑神谕的真实性，随后突然驾崩于该地。其遗孀皇后以妊娠之身乘坐兵船渡海，降服了新罗王。得知此事后，百济和高句丽王大惧，向日本遣使， 发誓今后常年称臣纳贡。皇后归国后诞下皇子， 但仍摄政七十年（据《日本书纪》），使日本臻于大治。这位皇后就是神功皇后，而皇子则是应神天皇。在大日本帝国政府采用江户时代《大日本史》之说将神功皇后排除出天皇序列之前，人们一直以神功皇后为“第十五代天皇”。
今日的实证史学认为，这次“征伐”是《记》《纪》编纂者以当时的国际形势为背景而创造的“故事”，融入了编纂者们自身的愿望。然而，和同时代的日本人一样， 秀吉认为这是不可动摇的史实。基于“朝鲜已在神功皇后时，承诺永远服属日本”这一历史认识，他以“征伐”为名，将其出兵的行动正当化了。
严格来说，秀吉并未以朝鲜为对手。他想征服的是中国（当时是明朝）。他为此要求朝鲜让其军队通过，却遭到拒绝，于是以对方无礼为由而点起战火。
朝鲜当时是明的朝贡国，完全不可能接受秀吉的要求。要说提出要求时日本负责外交的人对此毫无了解， 也是无稽之谈。如下文所述， 明日两国之前是有外交关系的，应该知道明鲜之间的册封关系。尽管如此， 他们也无法遏制独裁者秀吉的意愿，只能在国际上提出无知之甚的要求，结果就只有走向战争。
明为了保护与自己存在册封关系的朝鲜，派出援军与朝鲜军合力同日军作战。秀吉的“朝鲜征伐”也是与明之间的战争，日本当时称为“入唐”。
丰臣秀吉像
丰臣秀吉为何想进攻明朝呢？
从教科书到小说，都说“丰臣秀吉完成了天下的统一”。天正十八年（1590），秀吉消灭小田原北条氏，在军中接受伊达政宗等东北大名的参见，由此日本全国的大名都已臣服于秀吉。漫长的“战国乱世”应该收场了，和平也应该可以恢复了。但事与愿违。在进攻小田原之前，丰臣政权已开始准备“入唐”。统一天下、结束国内战争后仅两年就对外出兵一事，不禁让人心想：“难得和平，何故为此？”
其实，“统一天下”和“入唐”之间存在连续性。丰臣政权的特征在于，秀吉以关白之位代行天皇职务，利用这一权力发布了称为“总无事令”的私斗禁令，并以此为由向各地大名施威。其逻辑是，军事行动应由作为天皇代理人的自己全权掌握。当然， 秀吉也拥有让禁令不至于沦为空谈的暴力装置。
我们现在会认为，“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为了终止内战，理应将军事权集中于一处”。但是，这个常识对于平安后期以来， 在各自地盘上拼上性命守护土地的领主来说，并不是熟悉的观念。律令体制崩坏以后，中央政府掌控下的军事一元化体制一直没有得到确立。丰臣政权正试图推行全新的、脱离当时常识的举措。小田原北条氏顽强地拒绝了秀吉要其服从的要求。他们不能理解秀吉的崭新想法。就他们的常识而言，秀吉没有理由特地从京都、大阪率大军攻向关东这个偏僻地区。正是因此，小田原之役大概也有杀鸡儆猴的目的。东北的大名会到军中参见秀吉，正是由于确认了后者是认真的。他们的常识被颠覆了。
我们认为“小田原征伐”是统一日本国内的事业而赋予正面评价，而将“朝鲜征伐”视为对外侵略战争而做出负面评价。然而，我出身关东，所以就我的历史认识而言， 前者也是侵略战争。自 12 世纪末源赖朝镰仓开府以来—不，再上溯的话是 10 世纪的平将门起兵以来，关东地方都是独立于京都朝廷的地方。足利将军家虽然是关东出身，但将根据地设于京都，在那里开设幕府，而在关东建立分家，委以统治东国之任（即镰仓公方）。战国大名北条氏本来是伊势氏，后来改称北条，就是因为从前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氏之名在关东颇有威望。与靠藤原氏养子的身份才做到关白的男人—秀吉以“藤原秀吉” 之名就任关白，后来由天皇授予丰臣这个新姓氏—相比，北条氏大概觉得自家旗鼓相当，甚至更为高级。日本列岛的东部与西部，本来就很不一样。
就这样，秀吉实现了前无古人的成就。不，还不算完全实现。小田原之役不过是让列岛内部实现统一，而丰臣政权的视线此时已投向海外。
二、夜郎自大
1368 年，明取代元，建立了中华王朝。
与宋元不同的是，明的贸易对象限于其朝贡国。于是在 15 世纪初，“北山殿”即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足利义满，恢复了两国之间自遣唐使以来中断的关系，向明朝贡，获封“日本国王”。这是自 5 世纪倭五王以来，日本国内首次公布中国皇帝册封的举动。准确说， 关于倭五王在国内公布自己获得册封一事，并没有相关史料，而 3 世纪卑弥呼的事也暧昧不明，因此义满在国内公布的举动放在日本史上可能也是首例。
此后，日明之间这个关系维持了一百五十年。遣明使的次数堪比遣唐使， 多达十八次。虽然很多人批判足利义满的对中朝贡外交，我却认为其外交政策值得高度评价。
随着室町幕府的衰退，以山口为根据地的守护大名大内氏取代足利将军家派出遣明使。毛利元就消灭大内氏后，日明间的外交关系就此终止。当时倭寇（所谓的后期倭寇）极为猖獗， 丰臣秀吉在天正十六年（1588）颁布海贼取缔令以禁止倭寇， 濑户内地区和九州的各大名都臣服于他，于是日本的外交权统一于丰臣政权。侵略朝鲜的文禄之役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秀吉从前线大本营名护屋（ 今唐津市）寄给外甥关白秀次的书简中，提到一个著名的设想。根据其说法，秀吉似乎打算在征服朝鲜后攻入明朝，吞并全境，然后以北京为据点，设立占领区政府，他自己则移居浙江宁波，雄视整个东亚。这一设想有多少可以当真，它究竟是秀吉自己的考虑，还是其政权中全体成员的意向，目前难以遽定。不过，说这是自我高估的妄想、是夜郎自大的表现，大概不错。不禁令人想起，昭和时代大日本帝国的军部中，也流行过日本在和美国二分世界后展开最终一战的想法。
据说在丰臣政权出兵朝鲜之际，其内部也存在慎重派。有人认为，千利休（秀吉的文化、政治顾问）切腹， 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曾批判兴师。德川家康（助其统一天下的创业期重要人物）也似乎慎于出兵，对秀吉阳奉阴违。取代千利休和德川家康而抬头的，是一群年轻人。其中的代表是石田三成和小西行长。他们名义上是大名（武将），实际上更接近于作为能吏而负责政务的秘书。其中不少人自幼就由秀吉养大，因此与千利休是界会合众（在室町时代指导都市政治的豪商）、德川家康是三河的战国大名不同，他们唯独裁者秀吉的马首是瞻。
千利休像，利休对秀吉入侵朝鲜的決定不以为然，后被逼切腹。
三成和行长负责统筹战争，渡海到了朝鲜。实际上与明鲜联军作战的，是奉秀吉之命、率领自己的家臣团渡海的各大名。加藤清正的表现相当有名，黑田长政在作战中也勇猛果敢，进军到半岛北部。但当最初的闪击战停下来后，战况的发展渐渐不如理想。小西行长在日本尚处优势的局面下，开始筹备讲和。与明方代表达成协议后， 明的使节团在庆长元年（1596）来到大阪城。然而，行长他们为促成讲和，没有将具体的条件准确传与秀吉，以致会面时秀吉认为受骗而大怒，和议决裂，于是再度出兵（即庆长之役或者说丁酉倭乱）。
秀吉要求的是将半岛南部割让与日本，以及明向日本表示降服（将明的公主嫁入天皇家等）。然而，明使带来的和约，其内容则是明朝皇帝任命秀吉为日本国王，并许可其进行正式的贸易。秀吉为自己被降格对待而愤怒不已。
江户时代后期形成了一种解释，认为秀吉之所以拒绝讲和， 是因为“自己是天皇之臣， 没有被异国君主封为日本国王的道理”。这一解释之后在明治时代被国家认定为正确的历史认识，直到昭和战败。当时接受教育的群体中，仍然有人至今墨守这种认识，认为对中外交就该如此。
不过，这并非史实。
如前所述，自足利义满以来，日本就对明实行朝贡外交。大内氏代之而起，负责日明、日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名义上仍是日本国王向明朝贡、和朝鲜国王结成友谊的外交仪礼。大内氏内心如何考量这一关系，不得而知；但是，这种场合中的日本国王，仍是足利将军家。因此，可能一开始是丰臣秀吉个人为让明降服而开战的， 但在交涉现场推动讲和的人， 则想通过复活室町幕府、以及其后大内氏的外交政策所确立的关系，来结束战争。秀吉拒绝讲和，不过是出于对无果而终的厌恶。
奉秀吉之命而出兵的大名，其实也期待凭借在当地的战果， 获得恩赏。他们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府军， 只是联合起来的私兵。当时还有战国时代的遗风—更准确地说，是镰仓武士以来“武人”的传统：为主公作战（奉公），其目的就是获赐相应的土地（御恩）。元寇即蒙古袭来，对日本来说则是一场防卫战争。但面对此事，镰仓幕府召集到前线与蒙古军对峙的御家人同样并未抱有多少“守护日本国”的崇高意识，而是想从“镰仓殿”（事实上是当时的执权北条时宗）处得到土地，作为战斗的回报。
三百年后事情也没有变化。对于赴朝鲜作战的大名而言，重要的不是“日本国君主天皇及其代理人秀吉受到侮辱”，而是没在朝鲜抢到土地的话就与恩赏无缘，这是一个极端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兵后空手而回，是很麻烦的。他们自己是这样，他们的家臣同样不能接受。家臣们从军是为了恩赏，而非“为天皇陛下”“为国”作战的荣耀。对于在朝鲜前线作战的大名来说，要把讲和时日军已占领的地域还给朝鲜， 是岂有此理的事。而且， 因为行长他们是秘密和明交涉的，这也使得对他和三成的不信任感在前线大名间蔓延。
小西行长像
行长没有正确地将讲和条件传给秀吉，于是失势，但没有受到改易或处死的严厉处罚。结果， 三成作为奉行， 其分量变得更为重要， 但他仍然对秀吉唯命是从。战事再起后，情势日益不利于日军， 他没能提出突破困境的计策。战况上，制海权已为朝鲜水军所夺，不再能自由地为当地部队提供补给。而在前线将领加藤清正和黑田长政眼中，补给是奉行的任务，三成却做得一塌糊涂，因此认为三成有心为难自己。其实可能是三成由于对秀吉唯命是从，在后者面前难以提出重新讲和的建议。他对前线部队见死不救，或许是一种“未必故意”。毕竟，前线的败北是前线指挥官的责任， 不至于责怪到他。这种明哲保身、逃避责任的“事不关己主义”，在长于实务的能吏中颇为常见。
日本的国家利益就这样受损了。大权在手的独裁者秀吉麾下， 既有对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但隐忍不发（当是为了避免利休那样的下场）的德川家康和黑田孝高，也有眼中只知获取个人战功、自私自利的加藤清正和黑田长政，还有作为能吏而唯命是从到极致的石田三成，三方都不是能提出外交政策、打破现状的人。终结这场“不幸的战争”的“圣断”迟迟未能下达，直至有权下决定的人死掉为止。
庆长三年（1598），秀吉刚死，丰臣政权就向在朝日军下令撤兵。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的， 据说是德川家康。当地指挥官归国后，把战场上尝到的辛酸，都归怨于奉行石田三成。因此，不少受过秀吉恩惠的大名，在关原合战中加入了家康的阵营。
三、能吏误国
说起来，室町时代是由五山僧担任外交官的。
五山是 13 世纪中国南宋所设的制度。该制度将寺院分为教（教学）、律（寺院的戒律）、禅三个系统，从中各选核心寺院五所来统括其他诸寺， 以期在教门内确立秩序。中国的禅院五山，在当时南宋朝廷所在的杭州选了三所，在与日本开展贸易的港口宁波选了两所。
大概在镰仓时代末期，日本的建长寺和圆觉寺也开始称为五山。这些寺院由南宋渡日的僧侣开山，估计五山的制度化正出于他们的提案。其后，足利义满时以京都五山（实际上是六寺）和镰仓五山并立的形态让该制度最终定型。京都五山按顺序来讲是南禅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五山则是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它们全都是幸存至今的名刹。
室町幕府将五山僧侣作为政治和学术顾问而加以重用。他们通晓中国文化，擅长汉诗文，在对明和朝鲜的外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室町到织丰时代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五山僧侣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各地的战国大名，都尊与五山有些关系的学僧为幕僚，让他们发挥治理领地的干才。其中著名的有今川义元麾下的太原雪斋，以及毛利家的外交僧安国寺惠琼。军师原本指的就是这群僧人。竹中半兵卫和黑田官兵卫（孝高）的军师形象，不过是江户时代以来的产物。历史上实际担任军师的其实是五山僧。
在丰臣秀吉时代，遣明使业已告终，这代五山系的学僧都没有渡明的经验。前文提到，明代原则上只容许朝贡形式的贸易，因此渡海的僧侣也依赖于遣明船，他们在中国国内的行动还要受到管制，不能自由参访各地寺院，因此所见所闻相当有限。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五山僧失去了提出、改变外交政策的相关机会。丰臣政权成立时，距离最后一次遣明行动，已有四十年之久。但是，凭借在五山学到的汉籍知识，以及前辈传下来的国际关系上的大局观，这代五山僧在丰臣政权内，应该属于出兵朝鲜问题上的慎重派。
自镰仓幕府创立以来，僧侣就在负责武家政权的文书行政工作。大多数武士都没有使用汉文的能力。五山僧与中世纪欧洲拥有书写拉丁文能力的基督教圣职者的角色相当。僧侣们尤其活跃于外交这个领域，毕竟与明和朝鲜往来的文书都需用正式的汉文写成。公家虽然有运用汉文的能力，但他们自平安时代以来，就死守日本一国主义而对世界形势漠不关心。在室町时代的日本熟知外国事务的人，其实是五山僧。
五山僧不是外交专家。确切来说，他们是拥有丰富学识和文才、通晓东亚世界国际文化的通才。
与五山僧相比，石田三成和小西行长则是专才。
他们的确是能干的官僚，对于丰臣政权的运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人才。发现并任用他们的秀吉本人，当年在织田信长麾下被指派过同样的任务。但无论如何，他们并不具备五山僧那种从入门修行开始就逐渐培养起来的人文素养。而且，他们在主公面前，向来唯唯诺诺，长于保身之术。正因如此，他们才能一直作为政权首脑，独领风骚。
石田三成像
然而，像在处理出兵朝鲜问题的外交场合，他们的长处则适得其反。只讲行政能力的话，在东亚的文化世界只会被视作野蛮人（东夷）。五山僧所具备的文化素养，不是一时三刻能培养出来的。当然，我也不是想说，中国、朝鲜因此就更优秀，或者只要有通才就万事无忧。这两个国家也有各自的问题，以致在 20 世纪受到日本欺凌。不过， 人间万事都如塞翁之马， 日本虽然培养出优秀的官僚和军人， 在西洋化、近代化的路线上取得成功，实现了秀吉以来向大陆拓展的梦想，但也正因此而走向败亡之道。毕竟，专家只能看清自己所熟悉的范围、领域。
在昭和初期的日本，军部势力日益膨胀。其中的领袖，不是像清正、长政那样勇猛果敢的武人， 而是身在后方、如参谋畑俊六之流足智多谋的将校，即三成那种长于实务的能吏。他们在军队这个组织中大显身手。这群人反对裁军政策，扩大军部的特权， 建设出世上屈指可数的强大军队，并调动工程技术的专家，开发出世界最高水平的军舰和战斗机。大日本帝国的陆海军，先后打赢了清、俄、德等国，并在与中国胜负未决之时向美英挑起战端。不得不说，这就是专家主导下的国家的悲剧。
外务省则没有决定外交政策的权限，只有一班叫作外交官的专家聚集于此。他们精通自己的本职工作，却无力阻止日本在脱离世界形势和国际惯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能因为凭借自己的经济、军事力量，获得了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开始自我感觉良好。1930 年代，日本这个国家的举动，大概在国外看来是很离奇的。“大日本帝国”，就如这个自称一样，完美演绎了什么是夜郎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