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1937年8月13日的第二次淞沪会战（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抗日战争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战役要么是双方都有共识是由日本方面主动挑起（如皇姑屯事件、柳条沟事件、武汉会战等）；要么就是双方互相指责是对方挑起事端（如卢沟桥事变）。
只有第二次淞沪会战是双方都争着担责任，强调是自己一方主动进攻。日本方面争责任的原因很奇葩。二战期间日本的陆海军对立十分尖锐，基本达到了只要对方坚持，自己就一定要反对的程度。
所以日本方面认为这次战役是日本海军主动挑起的，目的是拖陆军下水并使当时正在进行的中日秘密会谈破裂进而扩大战争。国民政府争担责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原因是国民政府确实是有目的的主动发起战役。
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黄绍竑，在战后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中有如下陈述：
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的，亦可以说日本是被动的，而我国是主动的。最高统帅的决策，是要以主动地姿态，先把上海敌军的根据地摧毁，然后再主动地向华北作战，即使不能将敌人根据地铲除，亦须吸引其兵力到这方面，以扰乱其既定计划。
国民政府做出这样的判断和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日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国民政府觉得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将日军从华北吸引到华南歼灭，然后再图华北。
造成误判的主要原因是，五年前的第一淞沪会战（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称为第一次上海事变）。当时国民政府出兵五万（主要为第五军和第十九军）和八万日军在上海激战一个月，国军以少打多，伤亡约14000人，给日军造成伤亡10000余人。
而且参战的国军还不是国民政府的精锐主力（蒋的嫡系部队），所以委员长认为这次集中优势兵力，并出动嫡系部队—
德械师
，击败日军不是什么大问题。
被检阅的国军，图中德国军官为国民政府聘请的顾问
然而第一次淞沪会战国军取得不错的战绩，主要原因并不是参战国军的战斗力胜于或者接近日军，而是国军选择的战术正好克制了当时日军的短处。
整个战役期间，国军依托大量工事和堑壕处于防守态势，当时的日军攻坚能力严重不足。很多时候，日军只能绝望地使用“肉弹战术”来突破这些坚固的防线。
到了第二次淞沪会战初期，中日双方的态势发生了逆转，日军防守，国军进攻。而国军的攻坚能力，比第一次淞沪会战的日军更差。
结果是精锐的德械师虽然素质不低，装备也优于防守的日军。但因缺乏攻坚作战的训练、经验与手段，宝贵的人员、重火力装备都无谓的损耗在日军的防线前。在第二次淞沪会战中，国军损失了约半数的坦克部队，但没有取得任何较为重要的战果。
1937年9月3日，淞沪会战，日军陆战队缴获的国军坦克
其后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不断到达，此消彼长之下，双方的力量对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国军也被迫转入了守势。这个时候就显示出了中日军队真实的素质差距。
日军大量总结了第一次淞沪会战的经验教训，并派出了攻坚专家松井石根指挥。加强炮兵配置、利用海军舰炮和航空兵攻击坚固工事等。
日军还学习了第一次淞沪会战中十九军使用的小股步兵利用城市建筑进行渗透作战的战法，并配以他们独有的“武士道”武装的人弹，在国军防线后方制造混乱和杀伤。
而国军呢？总结学习能力严重不足，甚至都无法照搬数年前十九军的经验。大部分工事的强度，在日军眼里还不如第一淞沪会战。这也导致了国民政府大量部队被日军用重火力消耗于简陋工事中。
注：当时中央军的第一流部队一般只能硬顶七天，就伤亡殆尽，而胡宗南麾下守刘行部，只三天就溃不成军。而西北军的王修身部虽然是杂牌部队，却在刘行顶了九天，因为他们比较会挖堑壕。
第一次淞沪会战时，日军因无法正面突破国军防线，就采用两栖登陆绕后的方法。以第11师团突然在浏河登陆，迫使腹背受敌的国军主力撤出上海。
按道理说吃了一次亏应该提前防备吧，结果第二次淞沪会战日军还是轻松地在杭州湾登陆。上海城内已遭受大量伤亡的国军，再也无法坚持形成了溃败。
更加悲剧的是，委员长在德国顾问们的帮助下为淞沪会战准备的“
塞克特防线
”，极其的德国，这个防线啥都好就是只有“纵”没有“深”。只要一点被突破，防线其它地方再长、再坚固也都失去了作用。
而且战役总预备队被放在南京，没有注意到当时糟糕的道路条件，从南京开车到上海至少也要20个小时。如果调派大军，时间只会成倍地向上翻。
这些是淞沪会战后国军形成大溃败局面的重要原因，对于其后首都的沦陷、大屠杀惨案的发生，蒋委员长因其糟糕的军事组织、指挥、管理水平，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第二次淞沪会战中消耗国民政府大量主力部队和重火力装备，这些对于当时贫弱的中国来说补充和恢复都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军节节败退处处受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淞沪会战另外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是，战役的规模如此庞大，交战双方居然都没有向对方宣战。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发布的《自卫抗战声明书》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穷国、弱国连战争的自由都没有。
国民政府不宣战的原因有两个，一部分原因是不想打，一部分原因是需要西方国家的物资和工业品。
不想打的原因是，当时国内局势复杂，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并不愿意和日本全面开战消耗实力。所以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还是抱有，以向日本有限妥协换取时间的幻想。
需要西方国家援助就更好理解了，因为当时中国极其贫弱，很多物资、工业品（尤其是军事装备）都无法自给，需要通过援助或者贸易从西方国家获取。
而当时日本没有和西方各国宣战，国民政府与西方各国之间也没有军事同盟关系。一旦中日宣战，日方则可以依照当时国际法要求西方国家保持中立，停止贸易和援助。如果这样，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就是釜底抽薪，抗战将变得更加艰难。
注：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没有对日宣战，庚子赔款也没有停付（依照条约，没有不付的理由）。但是直接付又说不过去，国民政府就把赔款付到汇丰银行的账户上。1939年日本强行控制中国海关，激怒了英国人，英国就不允许汇丰银行将钱转给日本，国民政府就乘机停付了。说点题外话，一战对于中国也不是啥好处都没有，起码民国政府通过战争的胜利取消了德国、俄国、奥匈的庚子赔款（这三国占比超过庚子赔款的一半）
那么日本为什么不主动对中国宣战，进而要求西方各国保持中立，实现对中国军事物资供应的封锁呢？
原因不复杂，这个保持中立切断供应是把双刃剑，保持中立对对交战双方同时保持中立。说白了就是日本当时也挺贫弱，也需要西方国家的物资供应。
比方说对于现代战争最重要的两项物资钢铁、石油，日本就无法自给。由于工业的落后，日本自己冶炼的钢铁质量还不如直接融化的美国废钢。一旦宣战，美国一卡脖子，造炮弹都会成为问题。
四行仓库保卫战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外交环境中，用爱国将士的生命上演的一场秀。坚守的目的是委员长希望西方国家给予日本压力，日本不能攻克的原因是怕炮弹打到背后的租界，引来西方国家的责难和制裁。
所以中日双方进行着奇怪的战争，双方互不宣战，原因是为了获取战争资源以便维系战争。战争其实比我们表面看上去的更加荒唐和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