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晚清以降的小说创作，人们通常会从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谈起，并刻意强调这一时期小说的一系列变革和创新。
的确，这一时期的小说无论是内容、形式乃至传播、接受，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为此有研究者提出没有晚清就没有五四之说。
应该说，这一论断是可以成立的，但还不够完整。因为这一时期中外交融，古今杂糅，小说发展演进的情况颇为复杂。不管在任何时候，文学创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以小说而言，无论是白话小说还是文言小说，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各自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创作传统，而且一脉相承，绵延不绝，传统的东西不可能被人们一下放弃，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只是人们更多关心新变的一面，对那些沿袭传统或潜在发生改变的东西，则关注不够，甚至被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或遮蔽掉。
小说史研究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尽可能还原小说发展演进的原貌。抓住当时显性的线索固然重要，展示那些被遗忘的文学风景也同样重要，这有助于还原历史的原生态，更为全面深入地把握一个时期小说的全貌。
具体来说，除了小说界革命，除了白话文运动，除了四大谴责小说，除了小说报刊，晚清以降作为守旧代表的文言小说在这一时期是如何发展演进的，与以往有何不同，这同样是需要加以关注的。少了这一环节，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学史的了解是不完整，也是有欠缺的。
如果从作品数量上看，晚清时期受新文艺思潮影响创作的小说固然不少，那些继承笔记小说传统撰写的作品也不在少数，放在一起也是相当可观的。
据统计，仅光绪年间，各书坊就刊行了五十多部笔记传奇作品集，民国期间共刊行文言小说集上百种，至于报刊刊载的文言小说更是有上千篇[1]，加在一起的总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由此可见，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尽管新小说声势浩大，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但文言小说的创作并没有停止，反而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形成文白并峙的文学景观。
之所以如此，与其背后庞大的读者群有关。1908年，曾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小说行情：“就今日实际上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2]这个观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值得一提的是，新旧小说的创作并不是辨别新旧派文人的必然标志，尽管人们很容易这样做。这一时期的不少新小说家如吴趼人、李伯元、徐枕亚、李汉秋等皆为多面手，他们在写新小说的同时，也在创作旧体小说。
以吴趼人为例，其在文坛的名声主要来自新小说的创作，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等，风行海内，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但同时他也撰写《札记小说》、《我佛山人笔记》这样的笔记小说。
对这一现象可做多方面的解读，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写这样的作品更为顺手，更接近自己所受的教育及以往的阅读体验。当然，这类作品读者多，有着很大的市场，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否则他们不会公开刊布这类作品，毕竟他们的创作是市场化的。
这一时期，新小说有其读者，旧体小说同样有着相当庞大的读者群。这表现在很多笔记小说被翻印，其数量并不少，比此前各个时期都多，销路也不错。晚清以降小说的繁荣也包括旧体小说在内，这是需要强调的，以往的研究者很少提及这一点。
总的来看，晚清以降文言小说的创作主要有如下两种类型：
一是对小说传统的继承，即采用传统笔法创作的小说。
这在林纾的《畏庐笔记》、《畏庐漫录》、《畏庐琐记》等作品中体现得很是明显，这类作品采用笔记体，或记录见闻，或谈论掌故，或针砭时弊，随兴而谈，篇幅不长，汇而成编。
林纾可谓传统文化的守望者，面对时代的变革，他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守旧立场，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频频发声，成为一个标靶型人物。这种守旧也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他继承的是小说创作的旧有传统。
当然，其创作完全沿袭古人的老路是不可能的，他也在进行着变革。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守旧者，竟然翻译大量外国小说，广受欢迎，不知不觉中成为时代的启蒙者。只不过林纾进行的变革更多限制在文学传统的范围内，他进行的是文学演变而非文学革命，不易被察觉。
在这类创作中，值得关注的是较为集中出现的一批《聊斋志异》的仿作，如留仙后人的《聊斋志异外集》、饮香室主人的《新新聊斋》、治世之逸的《新聊斋》、《后聊斋志异》、吴绮缘的《反聊斋》、贾茗的《女聊斋志异》等。
这些小说明确以《聊斋》作为书名，一方面表明所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借助这部名著显赫的名声，便于书籍的销售。可以将这类小说的创作看作是晚清以降作者向蒲松龄、向中国传统小说的致敬。
《聊斋志异》所讲不外鬼狐花妖，虽然在当时看来是反科学的，但并不因时代的变革而被淘汰。即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而一旦小说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立即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作品一起，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
这就是传统文学的魅力和力量，在强调晚清以来新文学的创新时，同样需要注意这一点，否则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认知是存在偏颇的。
同样向传统致敬的还有虞初小说系列，如胡怀琛编订的《虞初近志》、姜泣群选辑的《虞初广志》、王葆心编纂的《虞初支志》等。《虞初志》系明人陆采所编，将前人特别是唐人传奇小说汇为一编，面世之后，广受欢迎。
此后不断有人模仿这种编辑方式汇编前人小说，如《续虞初志》、《广虞初志》、《虞初新志》、《虞初续志》、《广虞初新志》等，形成一个颇有特色的虞初小说系列。
这一时期，这一系列再添新品，说明这类作品仍深受欢迎。对晚清以降小说的变革固然可以唱颂歌，但不能简单地将当时继承传统的创作一概视作僵化落后。这是文学发展演进的正常现象，应该以平常心看待，少一些价值判断，多一些观察理解。
二是顺应时代潮流进行的创新。
比如徐枕亚的《玉梨魂》，作品描写了青年教师何梦霞与年轻寡妇白梨影的凄美爱情，这在题材及思想内容上无疑是个创新。
尽管中国古代爱情题材的小说作品很多，但还没有写寡妇之爱的作品，比如《红楼梦》中的李纨就是一位年轻的寡妇，作者写到贾宝玉、秦钟、智能儿、司棋、小红等人的爱情，但绝不涉及她的情事，而是将其塑造成一位心如死灰，终身守节的贞女。
在理学盛行的时代，寡妇恋爱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情，是绝对禁止的。在明清时期，这可以说是小说的一个禁区，没有人敢触及这一禁区。
到晚清民国时期，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徐枕亚不仅触及这一问题，而且予以正面描写，这是需要勇气的，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且这部小说的文句骈散相间，语辞华美，与此前的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代表着小说的创新。
与徐枕亚《玉梨魂》相映成趣的还有苏曼殊的《端鸿零雁记》，这部小说正面描写了一位僧侣的爱情，这在题材及写法上也是一个突破。
此前的小说往往将涉足情爱的僧人丑化，塑造成十恶不赦的淫僧，如《水浒传》中的裴如海，“三言”、“二拍”中也有不少类似的描写，透出一种恶趣。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晚清时期的小说界革命中，文言小说并没有缺席，也在发生着改变。
晚清以降，时代发生巨变，西方思想特别是科学思想及文艺思想的传入，对中国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志怪类小说而言，科学思想的接受使这类题材作品的写作发生重要改变。此前干宝撰写《搜神记》固然是小说创作，但其目的却在“明神道之不诬”[3]。
其后的作者在此方面态度含糊，对鬼神在信与不信之间，像纪昀写《阅微草堂笔记》以神道设教这般清醒的人并不多，正如鲁迅所言：“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过他以为对于一般愚民，却不得不以神道设教。”[4]
到了这一时期，人们逐渐接受科学启蒙，志怪小说的写作摆脱迷信思想，其中的鬼神等超自然描写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较为纯粹的文学创作手法，这类小说的文艺性反倒由此增强。文言小说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没有新小说那样激进，那样引人注目。如果说新小说反映的是引领文学潮流者的理念，文言小说则反映了整个社会文学创作的共同进步，当然步伐会相对稳健一些。
除了题材内容、思想内涵，晚清以降文言小说的文本形态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比如出现一批采用骈体创作的作品，此前骈体类的小说只有《游仙窟》等少数几种，这一时期的作者则有意采用，形成一个文学现象；再比如这一时期的文言小说有长篇化的倾向。
就传统而言，文言小说大多篇幅短小，长篇仅有《蟫史》、《燕山外史》等，数量极少，到了这一时期则出现了长篇化的趋势。特别是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不仅长篇化，而且使用第一人称，个性鲜明，抒情性强，与以往的文言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
上述这些带有探索色彩的文学创作表明，随着文化语境的改变，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一样，也在顺应时代，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改变。
这种改变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文言受到指责乃至被废除戛然而止。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此前此后的文言小说创作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这一时期围绕着文言小说的种种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发展演进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如果没有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以废除文言为口号的文学革命，依靠文学自身的演变机制，能否完成中国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答案应该说是肯定的，至于时间，肯定要大大延迟，过程会比较漫长。
文言的被废除有其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有一个事实摆在那里，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借助官府的力量废除文言之后，文言小说的创作尽管被边缘化，却并没有停止，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间，不断有新作刊行面世，由此可见旧体文学强大的生命力。
这些旧体小说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自身具有文学价值，从中可见中国小说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其中有不少作品有着很高的文学水准，此外还具有认识价值，从中可见晚清到民国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异常丰富多元的世界，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浮世绘，中与外、新与旧，就这样错综地交织在一起，通过这个作品，可以直观地感受到。
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通过旧体小说看到的世界与新式小说所展现的时代风景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其价值所在，而且是不可取代的。
近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与不断深入，人们对晚清小说的认知与阿英撰写《晚清小说史》的时候大为不同，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重启近代文学研究的时候也不一样，进入新世纪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旧体文学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逐渐成为近年来一个新的学术热点。
相比之下，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章回小说受到较多关注，文言小说则仍是一个较为冷门的领域，相关著作只有张振国的《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民国文言小说史》、吴礼权的《清末民初笔记小说史》、郭战涛的《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研究》等为数不多的几部。
之所以如此，与学界的不够重视有关，也受限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大量的作品在当时刊布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版过，分散于各类报刊中，分藏于各个图书馆里，即便是有心研究，也有种种不便。总的来说，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可供开拓。
在此情况下，有必要从文献的搜集整理这一基础工作开始，将这一时期的旧体小说汇编出版，为研究者集中提供一批以往被忽视的重要文献，推动研究的不断深入。
王振良主编的《晚近志怪笔记小说汇刊》就是这样一部顺应学术需求而编印的大型旧体小说丛刊，该书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七十多种志怪笔记小说汇为一编，在同类书籍中是规模最大的一部。
这七十多部作品集中展示了晚清到民国旧体小说创作的风貌，为我们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小说史的别样风景，这样的风景自有其动人之处，长期以来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全书所收作品有些人们较为熟悉，比如林纾的《畏庐笔记》、《畏庐漫录》、《畏庐琐记》、徐枕亚的《枕亚浪墨》等，但更多的则是人们不大熟悉甚至可以说是颇为陌生的，而且其中不少作品现在已很难看到。
晚清民国时期虽然距离现在不远，但很多书籍印量很小，流布不广，研读使用并不方便，由此可见该书的重要史料价值。
主编王振良兄多年以来致力于各类文史文献特别是天津文史及古代小说文献的挖掘整理，成就卓著，在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先后编印《民国中国小说史著集成》、《民国红学要籍汇刊》、《民国时期小说研究稀见资料集成》等大型小说文献丛刊，造福学界。这次再次出山，推出《晚近志怪笔记小说汇刊》，可谓功德无量。
总之，《晚近志怪笔记小说汇刊》的出版为研究者的阅读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对晚清到民国旧体小说的研究无疑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期待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关注并投入这一领域，推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注释：
[1] 参见张振国《民国小说史》，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9页。
[2] 觉我《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余之小说观》六)，《小说林》第10期，1908年。
[3] 【晋】干宝《搜神记序》，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19页。
[4]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