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30岁就被誉为川中名将。他思维敏捷，善于学习，加上在俄罗斯伏龙芝军校进修，学贯中西，军事指挥能力堪称近代翘楚，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四，仅次于朱、彭、林。
然而，纵观刘帅几十年军旅生涯，有一个奇特现象：只要调到机关担任参谋长，军事才能就受到压制，放出去独当一面就战绩非凡。
第一次是在南昌起义中担任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参加南昌起义之前，刘帅在护国、护法、讨伐吴佩孚中均表现出色，战功赫赫。1926年5月，他经过反复研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
1927年7月，鉴于他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前委任命他为八一南昌起义参谋长，负责起义的组织和策划。从起义本身的组织来说是成功的，4个小时解决战斗，胜利夺取南昌城。
然而，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起义限定在城市，3天后部队南下，连续遭遇挫折，最终全军覆没。南昌起义存在先天不足，一是在大城市开展暴动，无法摆脱敌强我弱的局面。二是南下路线存在重大风险。起义军想要重新占领广州，获取苏联援助，开展二次北伐，结果一路上遭到敌人连续围攻。作为参谋长而非决策者，刘伯承想要在中央既定方针下发挥更大作用是很难的。起义失败后，刘伯承被撤掉了参谋长职位。
第二次是红军时期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刘帅从苏联归国后进入苏区，先任红军校长后是军委总参谋长。在刘帅能够充分发挥谋略和力量的前提下，他的作用是突出的。1932年10月，他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第四次与前三次有一个显著不同，就是打运动战取胜，这是刘帅的强项。第五次反围剿，刘帅因得罪李德被贬为第五军团参谋长。
在苏区担任总参谋长两年，刘帅尽量保持低调，却被洋派的教条主义作为军事上的依靠，处在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的特殊位置，指挥才能被“短促出击”等肤浅战术消耗，也受到本土派将领的抵制，作用发挥受限。
第三次是三大主力会师后担任总参谋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陕北会师后，刘帅再次担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等职。在此期间，发生了西路军祁连山全军覆没的重大历史事件。虽然组建援西军，刘帅亲自指挥，但是由于组建时间太晚，未能及时增援，教训也是惨痛的。
分析刘帅三次担任参谋长的经历，可以清晰发现一个现象：刘帅担任参谋长期间，均受制于路线影响。作为一名纯粹的军人，他主要负责军事指挥，无法置身政治斗争的世外。
刘伯承也由此成为人民军队中唯一两次被罢掉总参谋长职位的“倒霉人”。延安整风期间，他曾信手写下：“三参总戎幕，一贱两罢官。脑汁贫且病，匆匆已十年。”
毛泽东执掌领导权后，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充分肯定，在各个历史时期战功卓著。
一是长征突围开路先锋。
突破湘江后，刘帅恢复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这是刘帅在红军队伍里第一次获得直接军事指挥权。部队落到刘帅手中，一下子就活了。
他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用兵不拘一格，堪称神笔。指挥干部团强占皎平渡，保证全军安全北渡金沙江，为全军开路。最重要的是，他在北渡金沙江后担任先遣队司令员，组织彝海结盟，彰显了军事和政治素养双丰收的高超水平。
二是坚持抗战坚强柱石。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刘伯承担任三大主力之一的129师师长，由此获得真正施展才能的舞台。他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在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扫荡后，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百团大战中，129师担任主力，有效破坏正太、平汉、自晋和同蒲铁路交通线。129师的386旅，成为日军最头疼的部队。
三是解放战争破局开篇。
1945年9月至11月，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粉碎了敌人控制晋东南和打通平汉铁路的图谋，迫敌回到谈判桌，为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作出重要贡献。
最浓墨重彩的是1947年6月千里跃进大别山。刘邓大军付出巨大牺牲，“狭路相逢勇者胜”，深入大别山腹地，有效调动敌人回援，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与友军部队配合，构成品字形格局，为战略决战创造了局面。
与华野配合，完成淮海战役，消灭国民党嫡系主力；渡江战役，指挥部队率先从正面突破长江防线；执行大迂回方针，胜利席卷大西南。
毛主席在长征时就说，刘伯承是江水挡不住的下凡的龙。既指他属龙，也指他像龙一样奔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