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8日，第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在对日作战时壮烈殉国，时年49岁，是抗战殉国的第一位师长。南城龙泉寺方丈闻知赵登禹殉难，带领四名僧人连夜出城，在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寻得烈士遗体，抬回寺内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八年之久。
01
为国捐躯的赵登禹将军
赵登禹，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89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自幼与其兄拜名师习武，对太极、八卦、少林等拳术及刀、枪、剑、戟等较有功底，尤擅徒手夺刀，赤手夺枪。16岁时，与其兄赵登尧及多名友人爬山涉水，步行1800多里，到达陕西潼关投奔冯玉祥将军领导的16混成旅，被分到第一团佟麟阁连当兵。
1916年，第16旅被调到通州、廊坊、天津3处驻防。在一次阅兵中，赵登禹以武艺出众被冯玉祥看中，当了随身护兵，并深得信任。
第一次直奉大战和中原大战期间，赵登禹作战勇猛，每战必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遂得到重用，一直升迁至第29军37师109旅少将旅长。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将东北军撤回关内，东北沦陷。1933年初，日军又将战火引至长城一线，长城抗战爆发。赵登禹奉命率领109旅从蓟县出发，把守喜峰口阵地。
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尾随我方撤退部队，向喜峰口前进。赵登禹奉命率部增援喜峰口急进防堵，长途奔袭日行160里，终于在日落前先敌到达，随即投入战斗。作为旅长的赵登禹亲冒枪林炮火，战斗在第一线。入夜后，敌我胶着，形成混战，战斗十分激烈，长城垛口失而复得，与敌反复争夺达二十余次。109旅伤亡惨重，战斗中赵登禹腿部中弹，但他仍带伤继续指挥，严守阵地。
喜峰口战役29军大刀队
半夜，赵登禹亲率217团出潘家口，越过滦河，绕到日军炮阵地，乘着毫无防备正在酣睡的日军，拿起大刀就是猛砍，将敌野炮营官兵杀伤殆尽，又破坏敌炮18门。这一次夜袭日军炮营，109旅取得大胜，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日军在我29军的猛烈攻击下伤亡惨重。
喜峰口战役毙伤日军5000多人，炸毁大炮18门，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极大地振奋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109旅被扩编为第132师，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颁授青天白日勋章。
1933年秋，29军奉命进驻察哈尔省，赵登禹率领132师驻防张北县，期间日本驻屯军为了吞并察哈尔省，经常派特工人员窜扰独石口等地进行挑衅。同年9月，赵登禹率部进驻察哈尔省张北县后，“制造”了两次轰动一时的“张北事件”。
秉性刚烈和民族自尊心极强的赵登禹绝不允许日军的这种挑衅行为，尽管国民政府一再要求我军对日军的这种挑衅保持“隐忍”，但忍无可忍的赵登禹还是采取了强硬态势，对日军的挑衅毫不退让，制造了两次轰动一时的“张北事件”。一次是1934年10月27日，8名日本人途经张北不仅不按规定接受赵登禹部队的检查要求，还有意进行挑衅，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赵登禹下令挑选10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紧握带着明晃晃刺刀的步枪，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在这8名日本人面前走正步，吓得这几名日本人赶紧道歉。另一次是1935年5月31日，有四个日本人偷偷潜入我军阵地偷绘我军驻防布阵图，赵登禹果断命令将他们扣押。
02
日本人抓住两次“张北事件”大做文章，为了平息事端，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妥协退让，6月19日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改由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代省主席，随后，秦德纯与日本代表土肥原签订了屈辱的《秦土协定》。8月，赵登禹及所部随第二十九军移驻扎北平附近。
防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
1937年7月7日，轰动中外的卢沟桥事件爆发，7月26日，29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所有的军事力量。
7月27日，赵登禹率一个团到达距南苑两公里的团河时，遭日军截击，双方随即展开激战，我军伤亡过半。赵登禹经苦战冲出日军包围，终于赶到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会合，坚守阵地。
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30多架飞机向29军阵地发起猛攻。面对日军重兵压制和飞机大炮的重火力攻势，29军逐渐陷入劣势，伤亡很大。赵登禹与佟麟阁副军长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南苑营房四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与敌血战。兵力占优势的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短兵相见，陷入肉搏战。
但面对越来越多的日军，29军将士苦战多时仍无法将其击退。不得已，军部命赵登禹和佟麟阁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战斗中，副军长佟麟阁被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他执意不肯，仍带伤率部激战。与日军从拂晓战至中午，头部又再受重伤，终因流血过多壮烈殉国，时年45岁。
壮烈殉国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
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
赵登禹乘车指挥余部向大红门方向撤退，车驶入大红门附近御河桥，遭日军炮弹轰炸，车子被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部下劝他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仍带伤率部与日军激战。突然，一枚炸弹飞来，赵登禹躲闪不及，双腿被炸得血肉模糊，很快便陷入了昏迷。
在身边卫兵的不断呼唤下，醒来后的赵登禹对流泪的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的。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了......”，说完，失血过多的赵登禹停止了呼吸，时年仅39岁。
有关赵登禹殉难的具体地点，有三种说法。一说在大红门以西的黄亭子附近，二说在大红门附近的天罗庄，三说在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大红门原是皇家苑囿南海子的正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民国时尚存遗迹，但附近已为大面积农田。
03
赵登禹殉难后，29军余部在日军重兵压制下且战且退。北平沦陷后，赵登禹师长的遗体却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寻找不得，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赵登禹的灵柩才在北京南城龙泉寺被发现，一代抗日名将终于得以入土为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上一世纪三十年代的龙泉寺
据赵登禹之女赵学芬在《爱国、爱民、爱家的赵登禹将军》一文中回忆：赵登禹将军牺牲后，由于形势紧迫，为了防止中途日军抢夺破坏将军遗体，卫兵临时将其掩埋在高粱地后，向北平方向撤去。南城龙泉寺方丈闻知赵登禹殉难，便带领四名寺僧连夜出城，冒着极大风险四处寻找，终在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寺中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八年之久。
南苑失陷后，29军余部退入北京城继续坚守。因此，龙泉寺方丈在寻找赵登禹遗体时，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当时南苑到处都是日军，但好在大红门外多为庄稼地，七八月正是庄稼长势最旺盛时节，漫漫青纱帐，一眼望不到边，这倒为龙泉寺方丈和四名寺僧起到了隐蔽作用。
经过一场激战，不少庄稼被毁，四周零散分布着死难战士的遗体，方丈和寺僧摸黑在高粱地、玉米地寻找，但始终没能找到赵登禹的浅葬之地。直到后半夜，才在一个高粱地的高坡处发现一片松软且凸起的湿土，众僧徒手发掘，终在三尺深土里发现赵登禹遗体。他们将其轻轻抬出，简单清理后，用一副芦席将烈士卷收其中。抬回龙泉寺后，采水细心清洗，擦去血迹，最后安放在一口普通的棺木中，并用几道大漆密封住，藏匿于寺中，且一藏就是八年之久。
在北京沦陷，被日军占领的八年里，龙泉寺僧始终保守秘密，细心的保护赵登禹将军的遗体。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北京光复。八年来，赵登禹将军的家人到处寻找将军遗体，最后，终于知道了这八年来赵登禹遗体一直被藏在京西龙泉寺里。
赵登禹年仅10岁的女儿赵学芬特意到龙泉寺祭拜，拜见方丈致谢。老方丈安慰她说：“你父亲是为抗击日寇阵亡，是为国家而牺牲，他的英灵永远不会死去。”
赵登禹将军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北京各界在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大会，赵登禹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二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赵登禹与同在南苑战斗中死难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早战死疆场的两位高级将领，他们的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激发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与斗争。为表彰赵登禹、佟麟阁抗日杀敌，为国捐躯的功勋，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赠赵登禹、佟麟阁为陆军上将。
1946年7月赵登禹的灵柩在牺牲八年后得以入土为安，当年11月，北平市政府将崇元观南至太平桥的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北平通县古运河西岸一条大街，被命名为“赵登禹大街”。这两条路、街地名一直沿用到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确认赵登禹为抗日烈士，毛主席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的烈士证书。2009年9月，赵登禹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