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文化丛书
德国文学中的
中国和日本（1773—1890）
编辑推荐
汉学家舒斯特的开创性研究专著，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基于丰富的史料和政治经济背景分析，生动展现早期耶稣会在东亚的外交与文化适应。
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如中国婚恋故事、德语文学中的中国风元素等，体现中国文学对欧洲文学创作的滋养。
从文学、教育、手工艺、戏剧等多个领域，深入剖析17—19世纪东亚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作者简介
英格里德·舒斯特
日裔德国学者，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执教多年，研究方向为德国文学及比较文学，并聚焦德、中、日三角文学关系研究。代表作有《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1773—1890）》《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1890—1925）》等。她观察德国文学里的中、日形象变迁，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译者简介
陈琦
博士，上海理工大学教授，中德国际学院院长。洪堡学者，联邦总理奖获得者，入选省部级高层次人才计划。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洪堡基金会项目多项；发表A&HCI、CSSCI期刊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Text und Kultur、《德语互动语言学》，译著《歌德全集：在魏玛和耶拿之间》等。
丁思雨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翻译硕士，研究方向为德汉科技与文化翻译。
内容简介
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在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已是学界共识。然而，他们作为日本与欧洲之间文化交流的媒介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如何延续至19世纪，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舒斯特的这部开创性研究专著分析了这一影响在劝诫性文学作品、学校教育及校园戏剧中的体现；揭示并对照不同社会对东亚文化接触的多元反应；探讨了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情况，中国风何以成为文学创作的典型元素，以及钟表和自动装置、通俗文学和民间戏剧中展现的中国与日本形象。
文摘
第五章
手工艺术、通俗文学
和民间舞台中的欧洲与东亚
一、“二手制作”：钟表和自动装置
雅克-德罗表厂的三个机械人偶已经成为广泛谈论的话题。它们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出现了大量的人偶复制品。同时“画家”这一人偶的复制品似乎获得了最高荣誉，它将被带到中国去。1917年在亨利-路易·雅克德罗的手稿中发现了某个机械人偶的几张图纸，图纸上标注着“专供中国宫廷制订”。这个机械人偶显然能够画出不同系列的图，其中的“中国”画则是明确按照中国主题和字体，为中国统治者而作。
在阿尔弗雷德·查皮斯的四幅作品中，其中两幅上均画有神仙，第三幅画展示了一位倚靠着花篮休息的中国美人。第四幅画实际上是由每行四个汉字构成的七行文，都是赞美中国皇帝的词句，四周被涡卷形花饰包围。
即使是“画家”也可以写作，无论是用中文还是欧洲语言。技术上而言，每篇文章都是一张图，因为容易保存，可以任意复制。“画家”这一自动人偶之所以远比“作家”更适合出口到中国，是因为即使“作家”是用中国汉字而不是字母书写的，其所能书写的汉字的有限数量也会阻碍文本意义的建构。除此之外，“画家”的操作也更简单：
“画家”在结构方面比“作家”简单得多：事实上，它并不需要一个凸轮的连续选择机构，因为这些凸轮只需要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凸轮使得绘图能够拥有连续的绘制步骤，这些步骤之间有一个小小的间隔。在此期间，准确地说，凸轮的运行达到对应的标度线（就会自动间歇），没有必要使用一种复杂的装置来进行间隔、取墨、换线等。
然而对于观众而言，“画家”的工作效率比“作家”高得多。
查皮斯得出结论，雅克德罗的这个机械人偶，（1） 属于马戛尔尼爵士赠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只不过是后来才送到的；（2） 与生产商“威廉姆森”（Williamson）制作的带有自动书写装置的钟表是相同的，并被哈考特·史密斯收录在他的中国博物馆的欧洲作品目录。查皮斯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以关于该厂机械人偶的一则小故事为依据。这则故事于1812年在巴黎匿名发表，里面说到，英国国王以极高的价格买到了“画家”这一机械人偶的复制品，让马戛尔尼爵士把它献给中国皇帝。然而事实上，“画家”并不是和马戛尔尼爵士的使节团一同达到中国的，而是在1786年就出现在了北京的宫廷里，传教士汪达洪（Jean Mathieu de Ventavon）为他的机械人偶“程序”补充了满族、蒙古族和藏族文字。
雅克-德罗的画家机械人偶在18世纪80年代就已经到了中国，并不令人意外，毕竟在1783到1787年间“雅克德罗的全球生产都被东方所吸收，尤其是中国”。只要产品在日内瓦下线，就由加来的运输公司奥迪伯特将其运输到伦敦，在那里交付给考克斯公司转为代销，考克斯公司再把它们运到广州的分店。对于运到中国的那些机械人偶的外观，我们一无所知。博南特称其为“中国机器人”，然而它无论是在大小、姿势还是在身材上，都与欧洲版“画家”并无差别：73厘米高，头大脸圆，面颊红润。“画家”坐在一个小桌子前面拿着铅笔写字，孩子的小手倚靠在桌子上，手指稍微拱起。这个形象和威廉姆森的大钟摆底座上那个跪在金色桌子前面的年轻男子很不一样，后者是用右腿跪着（左腿立在桌子旁），高举毛笔写字。脸和发型看上去是中国人，然而衣服却是路易十六时期的侍从西装风格，高40厘米。他写的是垂直的两行字，每行有4个汉字。然而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雅克德罗的“画家”能够用中文作出一篇比它长得多的文章。
威廉姆森署名的带有自动书写装置的钟表无疑是专门为中国皇帝设计的，尤其是底座上的4条金龙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这里所提的很有可能是1794年之后制作完成的。在马戛尔尼爵士的使节团返回以后，整个欧洲都在讨论他们的失败；随后就出现了各种当事人关于在华活动的叙述。这些报道被翻译并进一步加工（对此请参阅下一章节）。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磕头这一行为，也就是人跪在地上，额头碰撞地面。当马戛尔尼爵士和代表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爵士以及侍从受到乾隆皇帝接见的时候，并没有对其磕头，而只是单腿跪地。与他们相比，1795年的荷兰使节团在磕头的时候表现得过分热情，反而让人觉得好笑。马戛尔尼公爵12岁的侍从由于会说一点汉语，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赏识。由此可以联想到，钟表上跪着的机械人偶的原型就是他。
机器玩偶和自动装置对于其所有者而言，最大的魅力似乎在于它们赋予了所有者一定的权力感。专制主义下的统治者对自动装置尤其感兴趣。对此，赫伯特·赫克曼（Herbert Heckmann）写道：
所有统治者都想方设法搞到他们喜爱的机械玩具。他们不仅喜欢行使权力，也喜欢把玩权力。他们相信君权神授，或者他们本身就代表了上天，掌控着高度复杂的、分工协作的国家机器，并受臣民的敬仰与崇拜。这种国家本身——正如任何形式的绝对主义一样——就像自动装置一样，是一个二手的创造物，受官僚主义的驱使和控制。自动玩具只是把政治现实呈现了出来——一种意志和服从的游戏。
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后，马戛尔尼公爵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那么，我是否看到了‘所罗门王荣耀归来’呢？我用这个表达方式，因为这个场景完全让我回忆起在童年时代看到的那场木偶戏，它让我如此印象深刻，以至于我认为这就是人类最伟大和最幸福的真正代表。”所以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和中国在有些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都是专制主义政体，权力意志，荣华富贵的享乐主义和对异国风情的追捧——无论是欧洲流行的中国风还是中国流行的“欧式”花园和“歌曲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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