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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阎锡山而言，山西不仅是他崛起的起点，也是他政治生涯的摇篮。
在这里，他逐渐积累实力，最终成为统治山西长达三十余年的“地方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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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崛起之路并非平坦，充满了政治博弈和风险。
早年，阎锡山就展现出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灵活的处事手腕。
当袁世凯意图称帝时，他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并频频发电报以示忠心。
这种“押宝”式的支持，在当时动荡的政治环境下，无疑是一种风险极高的策略
然而，袁世凯的帝制梦很快破灭，阎锡山的投资也打了水漂。
袁世凯倒台后，阎锡山又将目光转向了段祺瑞。他再次选择支持新兴的政治势力，希望能够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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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段政治投机也以失败告终，两次“站队”的失利，让阎锡山开始反思自己的政治策略。
他意识到，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盲目地卷入政治旋涡只会让自己成为牺牲品。
于是，阎锡山表面上宣布退出军阀混战，专注于山西的建设与发展。
他将精力集中在山西的经济和民生上，努力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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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权力的追求。
在“韬光养晦”的背后，阎锡山暗中扩充军队，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
他深知，在乱世之中，只有拥有强大的实力才能真正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地位。
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也为他日后在政治舞台上的博弈留了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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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的恩怨纠葛
阎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说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他们曾是合作的伙伴，也曾是彼此提防的对手。
这段复杂的关系，贯穿了阎锡山的政治生涯。
国民政府在北伐战争中，为了增加胜算，邀请阎锡山出山相助。阎锡山强大的军事实力，无疑是国民政府急需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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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战事的推进，蒋介石开始担忧阎锡山日益壮大的势力。
他担心阎锡山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于是便开始想方设法地排挤他，试图阻止阎锡山分享胜利的果实。
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让阎锡山对蒋介石产生了深深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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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心中不满，但阎锡山依然保持着政治上的灵活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内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阎锡山再次选择了投靠蒋介石。
他深知，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依附于强大的国民政府，才能保全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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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次的合作，并没有给阎锡山带来预期的回报。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蒋介石节节败退，阎锡山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1949年3月，解放军兵临太原城下，为了保全性命，阎锡山连夜逃离太原，前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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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亡的路上，他甚至拒绝了最疼爱的堂妹阎慧卿一同离开的请求。
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阎慧卿和其忠心部下的自杀。这无疑是阎锡山心中永远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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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台湾与政治边缘化
逃到台湾的阎锡山，并没有迎来他所期望的安稳生活。
相反，他逐渐被边缘化，远离了政治中心，最终在阳明山上过起了隐居生活。
1949年6月，阎锡山在国民政府担任了行政院长一职，这个职位看似显赫，实则有名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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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的强权之下，阎锡山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就像一个傀儡，被架空在权力之外。
1950年1月，蒋介石成立了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
然而，作为行政院长的阎锡山却不在小组成员之列。这清晰地表明了阎锡山已经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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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身的处境，阎锡山心知肚明。他明白，在蒋介石的掌控下，自己想要重新登上权力巅峰已是不可能。
于是，在1950年9月，他辞去了行政院长一职，搬到了台北阳明山的山麓居住。
这个偏僻的地方，远离城市的喧嚣，也远离了政治的漩涡。这或许是阎锡山无奈的选择，也是他试图在乱世中寻求一丝安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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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远离了政治中心，阎锡山依然没有逃脱蒋介石的控制。
他的行动受到限制，每次离开阳明山都需要向总统府打报告，经过批准才能成行。
这种变相的软禁，让阎锡山更加感到自己的孤立无援。他在阳明山上的生活，与其说是隐居，不如说是被困。
阳明山上的隐居生活
阳明山上的生活，远离了政治的喧嚣，却也充满了艰辛与困苦。
阎锡山在这里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物质条件匮乏，经济拮据，但他依然保持着规律的生活习惯，并在困境中寻找着精神的寄托。
最初，阎锡山在阳明山上搭建了一座简陋的茅草屋。然而，台湾多台风，脆弱的茅草屋根本无法抵御风雨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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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强台风过后，屋顶被刮飞，阎锡山只能用伞遮挡风雨，在床上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
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必须建造一个更加坚固的住所。
于是，他请人用石头和水泥建造了五间房屋，总算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居所。
然而，新的住所虽然解决了安全问题，但水电供应却成了新的难题。阳明山地处偏远，没有通水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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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只能依靠山泉水解决用水问题，而电力问题则更加棘手。
最初，他只能依靠蜡烛照明，与外界的沟通也十分不便。
直到后来，蒋介石夫妇和陈纳德夫妇先后到访，赠送了阎锡山一台汽油发电机和一部电话，他的生活才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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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为了节省昂贵的燃油费用，阎锡山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很少使用发电机，依然习惯用蜡烛照明。
这种缺水少电的生活，持续了三年之久。
除了居住条件的艰苦，经济上的拮据也困扰着阎锡山。
他带着几十箱黄金逃到台湾，但这些黄金并没有让他过上舒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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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养活跟随自己的四五十名侍卫，阎锡山组织大家在山上种地、养鸡，甚至尝试开办印刷厂，但都以失败告终。
农业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这么多人的开销，印刷厂的计划也未能成功,最终，侍卫们为了生计，不得不陆续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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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曾经忠心耿耿的部下一个个离去，阎锡山心中充满了无奈和伤感，但他明白，放他们离开才是对他们最好的选择。
尽管生活困顿，阎锡山依然保持着高度自律的生活习惯。他每天清晨七点起床，读书写作，回忆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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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小憩片刻，下午会客或继续读书思考。
他的生活简单而规律，仿佛在用这种方式对抗着命运的捉弄，也在寻求内心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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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阎锡山与妻子的关系在晚年变得疏远。
由于妻子不能生育，阎锡山娶了小妾，并育有五个子女。
小妾去世后，妻子也并未与阎锡山同住，两人仅在每周六下午见面。这种疏离的关系，或许也增添了阎锡山晚年生活的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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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思想与身后事
在阳明山上隐居的岁月里，阎锡山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政治的关注。
他对蒋经国接班一事公开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家天下”的体现，违背了“传贤”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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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言论激怒了蒋介石，也导致了阎锡山在阳明山上更加严格的“软禁”。
他几乎无法离开住所，各种出行的申请也屡屡被驳回。
被困于阳明山的阎锡山，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读书写作中。
他著书立说，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对国民党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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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并非兵力不足，而是政略失误。
他敏锐地指出一些战术是超历史的做法。然而，这些晚年的顿悟，对于已经远离政治中心的阎锡山来说，已经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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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78岁高龄的阎锡山在一次晚饭后的散步中不慎摔倒，导致腿部受伤。
祸不单行，不久后他又因感冒引发了心脏病，5月23日，阎锡山病逝于台大医院，结束了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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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弥留之际，阎锡山向家人留下七句遗言，其中大部分都与丧事安排有关。
他要求丧事从简，不收挽幛，供无花之花木，早日出殡，不要放声大哭，每天早晚诵读他的著作《补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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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翻阅日记后发现，第100段的内容是阎锡山一生处世之道的总结。
“义以为之，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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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128段则是关于如何判断隐情的警示：“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
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这两段日记，或许正是阎锡山希望留给后人的箴言，也体现了他对人生和世事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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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阎锡山生前要求丧事从简，但蒋介石还是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并亲自到场吊唁,赠送了“怆怀耋勋”的匾额。
阎锡山的墓地也按照他的遗愿，朝向大陆山西老家，仿佛在表达着他对故土的深深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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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堂与部下之死
在台北圆山，阎锡山自费建造了一座纪念堂，用以纪念在太原自杀的部下。
这座纪念堂也被称为“五百完人堂”。
然而，对于这些部下的死，阎锡山心中始终怀有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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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白，正是自己“誓与太原共存亡”的承诺和“取义成仁”的要求.
导致了这些部下的悲剧结局。因此，在纪念堂建成后，他只去过一次，便再也没有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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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的一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戏剧。他从山西的崛起，到台湾的落寞，经历了政治的辉煌与人生的低谷。
他复杂的性格和充满争议的行为，也让他成为一个难以被简单定义的历史人物。他的故事，值得我们反思，也值得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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