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经痛骂章士钊是“落水狗”，并且对章士钊口伐笔诛，留下了很多骂章士钊的文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也被连累了，被人们说成“小落水狗”。
为这事，章含之一直耿耿于怀，十分痛恨父亲的“黑历史”。而且在和毛主席讨论时，对父亲的“黑历史”也颇有微词。
但是毛主席对章含之的态度十分不满意，斥责：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你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
行严是章士钊的笔名，而出于对章士钊的尊重，以及感激他帮助革命的贡献，毛主席尊称他一声行老。此事毛主席明显就是斥责章含之什么都不懂，对于所谓大“黑历史”，毛主席也并不满意这个说法。
章含之只看过鲁迅的文章，把鲁迅的一家之言当成金科玉律，连怎么回事都没了解清楚就指责其父的“黑历史”，这一点毛主席不满意，于是对她解释道：“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
从毛主席的话中，我们能得出两个重要点，一是章士钊青年时代是一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二是章士钊在一定时期内走过弯路。第一点就是指《苏报案》，第二点就是指“三·一八惨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两大重点事件。
《苏报案》
《苏报》最开始只是一个小报纸，每天报道的无非也就是市井琐事，但是在陈范接收之后，《苏报》就变得不一样了，报道的全部都是革命事件，同时对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大为赞扬。
当时是1903年，还是晚清政府所统治，权力被清朝皇室、保皇党所把持，革命派被围追堵截。《苏报》的改变使各地革命派和爱国学生有了一块舆论阵地，同时他们的行为、思想被传播出去，更多的人意识到了革命的重要性以及革命所带来的影响，于是纷纷投入革命队伍中。
《苏报》撰稿人有章太炎、蔡元培、邹容，主笔有章士钊，支持者有孙中山、陶成章等大佬。从这一系列的名字上就能看出当时《苏报》的分量。他们坚持反对皇权政治，痛骂皇帝和清政府，同时鼓吹革命的言论，把革命视为神圣宝物，更是推荐《苏报》刊登的《革命军》成为国民必读的第一教科书。
《革命军》的作者是邹容，作序是章太炎，题签是章士钊。
这本书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从舆论上高歌革命，在国民中传播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戊戌六君子”之后，他们仍旧不畏清政府的屠刀，高举革命义旗，这一点上非常难得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章士钊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派，=。
能够在黑暗中举起一束革命的火把，这也是需要勇气的，而且章士钊他们就具备这个勇气。他们知道此举可能会遭到清政府的围剿，但是为了中国之革命，为了民族的未来，他们需要站出来。这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诚如章太炎所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
由于竖起了革命的火把，《苏报》很快就遭到了清政府的打压。当时负责“检查革命党事”的是俞明震（江苏候补道，鲁迅的老师）。俞明震特意知会了《苏报》负责人，吴敬恒、陈范、章士钊、蔡元培、邹容相继出走，但不幸的是章太炎没能出走，被捕入狱。
在章太炎被捕之后，邹容也放弃出走，选择与章太炎一起被捕。人生得一知己何其难，邹容的举动像极了伯牙碎琴。而对于他们，我突然想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这里要说一下，章士钊能出走的主要原因，他自己认为是：而当时乃以无署名之着作，得免于祸，或谓治是狱者，为山阴俞君，与余有素，特置不究。
他认为自己刊登的著作无署名，所以自己能躲过一劫，实际上这一点不存在，因为他在《革命军》一书上题签了。所以主要原因就是山阴俞君（俞明震）为他从中周旋。“有素”是指俞明震的儿子俞大纯经常跟着章士钊一起为革命东奔西走，俞明震自身本身对革命也有同情之心。
章士钊没有署名这件事只是方便俞明震为他开脱。就像抓捕要犯周树人一样，抓周树人和鲁迅有什么关系？同样的道理，抓捕要犯章行严，抓章行严和章士钊有什么关系？在俞明震的保护下，章士钊幸免于难，革命的一丝火种被保存了下来。
而章士钊在此之后加入了华兴会，这个华兴会最后并入同盟会，组成了一个由孙中山领导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对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的意义不言而喻。
就从这一点上看，章士钊是一个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派。所以很多人说，尤其是鲁迅说章士钊是反动派的爪牙时，毛主席对此不屑一顾。你的老师都保护人家干革命，然后你又说人家是反动派的爪牙，这合理吗？这科学吗？这不科学。
要知道章士钊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一方面加入同盟会，另一方面还给早期的共产党筹措留学经费（两万多银元），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蔡和森、李立三等人去法国留学还是要感谢章士钊的。
三·一八惨案
鲁迅痛骂章士钊是“落水狗”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就是章士钊合并北京八所大学，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三·一八惨案。
第一点简单说一下，就是当时章士钊主张合并北京八所大学，要整顿学风。这一点主要是因为章士钊的政治观点，当时章士钊主张联邦制，宣称应该放弃约法，立国会。
如果说只是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自然没问题，问题就是章士钊在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候损害了学生的利益，这一点就是毛主席说的“走弯路”。
当时在撤销女师大的时候，引起了学潮，而负责此事的杨荫榆又是支持章士钊的人，所以用军警镇压了学生，同时引起鲁迅的不满。我迅哥是谁啊，天不服地不服，见谁都想怼。就凭这脾气，鲁迅开始怼章士钊。
章士钊是教育总长，鲁迅只是一个小官，所以章士钊就罢免了鲁迅的职位。结果鲁迅把章士钊告上了法庭，而且凭借自身学术，告赢了章士钊，拿回来自己的职位。
为什么我要特意说这一点？我想表示的就是当时章士钊虽然深得段祺瑞重视，但是章士钊并没有利用自己教育总长、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身份干扰司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后文的“三·一八惨案”中章士钊所扮演的角色。
“三·一八惨案”时，有媒体认为章士钊是惨案的主谋，这个媒体就是《世界晚报》。但是实际上当时章士钊在天津。且不说章士钊人在天津，就算章士钊在北平又能如何？他只是一个教育总长、司法总长、政府秘书长，他根本没有权力干涉军警事务。当时掌握北京军警的是鹿钟麟（国民军前敌总司令），冯玉祥的人，段祺瑞政府只是一个吉祥物。
为什么《世界晚报》扯章士钊？主要原因是《世界晚报》曾经跟段祺瑞的儿子打过官司，结果就是《世界晚报》败诉了。而当时章士钊是司法总长，段祺瑞的红人。《世界晚报》认为章士钊为了讨好段祺瑞，所以利用关系干涉了司法，导致败诉。
于是《世界晚报》对章士钊口伐笔诛，而章士钊也是发声斥责《世界晚报》。但是章士钊的声音没人听，因为章士钊当时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他的人杨荫榆曾经干过类似的事（镇压女师大学潮），第二就是他是段祺瑞政府的高官。
“三·一八惨案”的主要内容就是指控段祺瑞政府镇压人民群众、爱国学生所造成的惨案。
事情的开端就是国民军（冯玉祥）与奉系（张作霖）开战，而张作霖在日军军舰的掩护下进逼天津大沽口，为了反击，冯玉祥所部在大沽口海域布下了水雷，并且炮击日本军舰。
日本迅速联合英美等帝国，指控段祺瑞政府违反了《辛丑条约》，所以勒令段祺瑞政府解除大沽口的防务。在这个时候，段祺瑞表示《辛丑条约》规定大沽口、北京一带的炮台要削平，但是条文没有规定对水路的要求。弱国无外交，段祺瑞的声音没人听，列强偏袒日本和张作霖，强行要求段祺瑞解除大沽口的国防设施。
在这个时期，爱国学生和广大民众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段祺瑞政府反抗“八国通碟”。但是段祺瑞政府卫队镇压了学潮，并且在之后下令通缉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徐谦等人，同时文坛迅哥也上了黑名单。
“三一八惨案”的影响非常大，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而作为段祺瑞政府的一员，章士钊也没少被骂。尤其是段祺瑞政府倒台之后，鲁迅更是骂章士钊为“落水狗”。
担任段祺瑞政府的一员，镇压女师大学潮，这也就成了章士钊的“黑历史”。毛主席认为章士钊确实走了弯路，但是不至于被骂“落水狗”，因为很多事并不是章士钊能决定的。在枪杆子出政权的年代，章士钊这样的文人很难有大权力，更别说命令北京军警了。
没有天生的马列主义者，章士钊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马列主义。而且结合章士钊的贡献，毛主席认为章士钊对革命还是有功的“大部分是好的”。
章士钊对革命的贡献
最后我们提一嘴章士钊对革命的贡献。
1：支援革命
加入同盟会这件事不用多说，传播革命思想这一点也不用多说，我在这主要说一下两万块钱的事。
在早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十分困难，就连送共产党党员出国留学的费用都没有。而在这关键时刻，章士钊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共产党募捐了两万银元，因此大批干部才得以出国留学。
这两万块钱是什么概念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的月收入只有8块钱，一年不吃不喝勉强能攒下96块钱。要想养活这批留学生，毛主席要不吃不喝工作208年。你想想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一笔钱。
值得说一下，当时迅哥在北京买了一个四合院，也才三千多块钱。有人拿钱买四合院，有人拿钱支援革命，然后拿钱买四合院的人说拿钱支援革命的人不是革命派。我感觉这样不太好，作为段祺瑞政府的一员，章士钊积极支援革命，就这一点能坐实他革命派的身份，而不是反动派。
2：营救李大钊、陈独秀
李大钊和陈独秀先后被奉系、国民党抓捕。李大钊和陈独秀合称“南陈北李”，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更不用提了，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而且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两位在历史书上、红色电视剧、电影上频频出现，足以证明两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以及这两人的地位。
而在他们被捕之后，章士钊先后参与了营救李大钊、陈独秀的工作。
营救李大钊的时候，他曾四处奔走，找到张作霖的朋友潘复，尽可能的为李大钊说情，试图能让张作霖回心转意。奈何受日本所影响的张作霖不顾舆论的反对，强行宣判李大钊死刑。
营救陈独秀的时候，他亲自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与检察官展开唇枪舌剑般的辩论，最后成功让法庭改判，陈独秀幸免于死。
在国民党的“围剿”下，所有人都对共产党避之不及，唯恐担上“共党分子”的政治名声，但是章士钊却不顾个人安危，试图营救他们，这一点非常难得。
3：解放战争时动员程潜
当然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动员程潜，而程潜的和平起义也是解放军能和平解放湖南的重要原因。
程潜是一个“老资格”，当初追随孙中山干革命，对章士钊的还是挺熟悉的。也正是因为这层身份的关系，所以他对章士钊的警惕性比较小，同时也比较容易接洽。
章士钊开门见山就说：“你我相交并非一日，据我看来，毛润之乃中外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共产党有能力把国家搞好。仁兄难道就对新中国袖手旁观？”
程潜明白章士钊的意思，但是程潜有自己的顾虑。章士钊不是国民党，但是自己是。共产党能接纳章士钊，但是能接纳自己吗？要知道自己可是共产党说的“国民党战犯”啊。
在一番交谈中，章士钊才明白程潜的顾虑，于是把这份顾虑告知了毛主席。毛主席表示程潜是老革命，被蒋介石所裹挟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只要站在人民的这一边，以往的事既往不咎。
在章士钊的一番活动下，程潜最后率领三湘健儿宣布和平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此举大大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同时也免于湖南遭受战乱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