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战犯与前妻相见，前妻竟夸他为自己争了面子。
这次重逢事件的主人公是沈醉和他的前妻，事情发生在1980年，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30年，周遭已是物是人非。
前妻为何会说出那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语？沈醉又做了什么改过自新的事情？
1980年，重获自由的前国民党陆军中将沈醉，带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和女儿一起踏上了前往香港的道路。
这一次去香港，对他而言算是意外之喜。
女儿的母亲，他的前妻，现如今正在香港生活。母女连心，她们彼此思念，恨不得下一刻便团圆，一直牵挂着对方。
他作为父亲，自然可以体谅女儿的情绪，也帮着孩子交材料，跑手续，忙得不亦乐乎。
出乎意料的是，在他递交申请时，领导竟然主动询问他，有没有想过和女儿一同动身。
能够从战犯管理所中被释放，并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回归安稳平静的生活，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幸运。领导口中的话，他原本连想都不敢想。
可事实上，他的确是有资格的，最终也的确获得了相关部门的批准。
出发去香港的路上，沈醉思绪繁多，心情总也不能平静。他想见见自己的孩子，向他们表达歉意，坦诚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愧疚。
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的前妻也在香港。一别三十年，如果有机会再见面，了却心中的遗憾，那当然也是很好的事情。
到达香港之后，沈醉并没有打算立马和前妻见面。对方现在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他必须尊重这个曾经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以及她现在的丈夫。
况且，他也想给孩子留下与母亲相处的自由且充分的时间。
因此这趟旅程的第二天，得知女儿与母亲相会，他并没有贸然打扰，而是选择默默在一旁等待。
母女俩见面，自然有很多体己话要说。当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沈醉。
女儿充分尊重母亲的意见，在谈到自己的父亲时，并没有诚实地说父亲已经来到香港的消息，而是说沈醉正在广州，随时可以过来。
如果她的母亲愿意和她的父亲见上一面，那沈醉马上就可以动身来到香港。这次重逢，选择权在沈醉前妻的手上。而女儿这个媒介，也是沈醉对前妻态度的试探。
不管怎么说，他总归是对不起自己的家人，不是个好丈夫，让前妻吃了很多苦。在家人面前，他永远是理亏的那一个。
在等前妻做决定的期间，他也没有闲着。定居香港的老朋友们知道他来了这里，还专门拜访他，想要以他为话题来撰写新闻报道。
是的，这群老朋友中，很多人都是新闻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的想法，也给沈醉这个当事人带来了一脑门儿的官司。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朋友很像是旧社会的毒瘤，哪怕当时距离1949年已经过去了30多年，他们还沉浸在往日的旧梦中不愿意醒来。
而且，他们对新闻事业已经失去了敬畏之心，想通过“虎口脱险”“劫后余生”等描写，讲述沈醉来港事件，恶意挑起话题，引发讨论。
最关键的是，他们还固执的认为，沈醉在内地吃尽了苦头，所以一个劲儿地劝他留在香港，再也不要回去。
这些事情，都被沈醉记到了回忆录中。得知这些人的想法之后，沈醉坚决拒绝，还扬言，如果他们敢随意编造内容，他就会去法院提出诉讼。
在是非对错的原则性问题上，他始终坚持着正确的态度，从来没有含糊过自己的立场，对于个人观念的阐述也非常坚定。
他不允许任何人把自己当作话题，抹黑新中国，给共产党泼脏水。事实上，能够有当下的日子，他最感激的就是共产党。
1949年，他看透了国民党虚伪的本质，看透了蒋介石的阴险狡诈，所以义无反顾地跟随卢汉起义。当然，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让自己在新社会拥有立足之地。
凡事论迹不论心，他的的确确做出了起义的行为，也的的确确为我军解放云南而贡献了力量。因此，1980年，他的“起义将领”的称号也得到了认定。
这件事情，还一度让他对我党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极为感慨，并且让他坚信，只有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新中国，才是一个真正为大众解决问题的国家。
1960年从功德林出来以后，他加入了国家文史研究的行列，在一个有意义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价值。这样的生活，是曾经沦为阶下囚的沈醉想都不敢想的。
此次能顺利来到香港，他更是对我党博大宽容的胸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领导关心他的心理状态，满足他的心愿，还为他预支稿费，解决他在路途中的花费问题，面面俱到地为他考虑，让他感觉极为熨帖。
所以他也和女儿说过，这一趟出行，他们绝对不能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不能做任何忘恩负义的事情。
正因如此，他才会严词拒绝那些所谓朋友的胡编乱造，也才会把回程的计划制定地清清楚楚。
他的女儿，同样也是如此。
哪怕非常想和自己的亲生母亲在一起生活，沈美娟也没有动摇过返回内地的决定。因为对她来说，祖国也是母亲，而且是更需要尊重和守护的母亲。
父亲不能做的事情，她当然也不能做。父亲的热爱和坚守，当然也是她的心之所向。
在香港等了三天，沈醉终于等到了女儿的电话。前妻愿意见他，他还有向自己愧对之人当面道歉的机会。他也会和前妻的现任丈夫见上一面。
当他们出现在他的旅馆房间门口时，沈醉的情绪非常激动，但又强逼着自己尽量平静下来。他把前妻和她的丈夫拉进了房间，非常真诚地向前妻表达着歉意。
这么多年来，一个女人独自抚养孩子，而且还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之中，那样的日子会有多么艰难，他完全能够想象。而这些辛酸苦痛，都是他带给前妻的。
所以他的道歉，前妻受得起。前妻重新寻找归宿的做法，他也能够理解和接受。
他们之间的重逢，没有剑拔弩张，没有脸红脖子粗，有的只是坦诚相待和真诚相交，是对过去的释然和对未来的祝福。
没过多久，沈醉和前妻现在的先生越聊越投机，逐渐开始“称兄道弟”。
沈醉说：“以后你就是我的妹妹，你就是我的弟弟，你们就都叫我三哥吧，我们原本就应该是一家人。”
这是沈醉想用自己的方式，延续这段缘分。同时，此次见面，前妻对他说的一句话，让他记忆犹新。这句话，也被他记述在了自己的回忆录中。
“你给我争了面子！”一句悄悄话，突然在沈醉的耳朵边上响起，让他有一瞬间的怔愣。
后来他想，或许自己以前真的做了不少错事，让前妻寒心。所以现在，他变了样子，不再是从前的自己，彻底和过去告别，是一件好事。
更让他高兴的是，他那在美国独自生活的女儿，也专程来到香港，在前妻的家中与他团聚。
这个女儿的行事作风非常前卫，带着明显的西方风格，一时之间倒是让他很难适应。不过，他看着眼前的大姑娘，回想起记忆中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内心还是被喜悦填满。
父女俩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生疏和隔阂，他们很快就亲亲热热地凑到一起，共叙离别之情。
他缺失了孩子30年的成长岁月，缺失了太多太多珍贵的瞬间。那些瞬间本应该成为他记忆中的珍珠，可现在却成了没有办法填补的空白。
他的心中酸楚，但能有相聚的机会，这已是圆满。在此时此刻酸楚，好像又有些浪费情绪。
相聚的每一刻，都应该好好感受亲情的分量与温度才是。能多见到一个亲人，对他来说就少一分遗憾。
在香港的二十来天里，他与前妻一家时常相约，相处非常融洽，还互送了珍贵的礼物。能够把前妻处成亲人，这也是他的收获。
当然，香港之行也不是没有遗憾。他没能见到他唯一的儿子，以及另外两个身在台湾的女儿。
蒋介石对他的忌惮，终究还是持续到了那时候。
曾经为了牵制他，老蒋强迫他与家人分离，把他的软肋当成了捏在自己手中的筹码。如今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史研究员，已经不再过问政治事务，台湾却还是不愿意放人。
台湾当局这疑神疑鬼的作风，自私自利的态度，更是让他厌恶不已。共产党和国民党鲜明的对比，总是在类似这样的种种不同的细节处展示出来。
得到起义将领的身份认定之时，他有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而且，在决定起义之后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后悔过自己的决定。
共产党和新中国向他证明，他走出的道路，是弃暗投明的道路，也是一条通往新生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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