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的一天，周恩来突然收到来自重庆的一封加急密电。
加急密电就已经能体现到这个电报的重要性，更别说发电报的人是中共元老董必武。于是周恩来急忙查阅电报。在看到“梓木私自出走，一夜未归”的消息后，周恩来的心就开始忐忑起来了。
焦急的周恩来立刻回电：“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促其回来！”
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这两个字眼让人体会到事态的严重程度，更是忍不住让人好奇这个“梓木”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私自出走会引起周恩来这么大的反应？
先别急，且听我娓娓道来。
1895年，王梓木出生于木兰县吉兴乡刘家粉坊屯。早年期间，父母双亡，年幼的王梓木只能由兄长抚养。说国破家亡有点过了，但是生活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只有一个兄长依靠，这种日子俨然属于地狱开局。
王梓木经历过悲惨生活后，决心要救民于水火中，所以发奋努力，并且先后考入了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沈阳高级师范学校、北京燕京大学、西北陆军学校。
在那个几乎遍地白丁的时代，王梓木这样的学历还是非常吃香的，所以就受到了冯玉祥的栽培。但是王梓木并不认为冯玉祥这样的军阀能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反倒是非常看好中国共产党。
西北的土地或许培育不出玫瑰，但是西北的土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比如谢子长、刘志丹等人，浓厚的共产思想氛围很快就影响到了王梓木。于是，在1925年的时候，王梓木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国共合作期间，加入共产党并没有什么，但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党就开始大肆打击中国共产党，王梓木本想公开身份，但是组织考虑到王梓木受冯玉祥信任，并且在西北军中有一定影响（王梓木任13路军参谋处长），所以决定让王梓木潜伏下来，在西北军中做党的秘密工作。
就这样，王梓木就开启了地下工作生涯，不断的为党中央提供军事情报，做组织在西北军中的一双眼睛。
隐姓埋名的地下党成员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但是他们的功绩不应该埋没，新中国能成功建立，前线厮杀的解放军战士固然英勇，但是这些在暗处与国民党特务做斗争的地下党成员也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要不断的面对特务们的搜捕和敌人的猜疑，就比如王梓木为了取得冯玉祥的信任，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如果只是来自敌人的压力，那么也就罢了，有的时候他们潜伏生涯还会受到部分同志的不满，王梓木就是因为这个私自出走的。
1939年，中共中央在重庆成立了南方局。考虑到王梓木曾经在西北军潜伏过一段时间，与西北军以及一些国民党将领有各种关系，有利于做国民党高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所以党中央特意把王梓木安排到南方局工作，并且对外宣称王梓木是八路军高级军事参议。
虽然王梓木的职务是八路军高级军事参议，但实际上王梓木是中共在重庆设立的高级军政情报网的负责人，负责军事统战、收集情报等工作，并且还掌握许多机密的军政情报和几十个中共地下党成员的联系方式。
抗战时期，重庆市国民政府的陪都，这里云集了大量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这里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到前线战局，搜集情报的工作非常重要，地下党成员们身负重任。
国民党也知道中共会在重庆安排地下党成员，所以在重庆也安排了大量特务。在这里潜伏，难度十分之高，但是为了革命需要，这些地下党成员义无反顾投入潜伏工作中。
为了这些地下党成员的安全考虑，很多地下党成员都是单线联系，王梓木是情报网的负责人，许多地下党成员搜集的情报都会转到他这里，所以王梓木至关重要，但是在1943年的一天，王梓木私自离开了。
当时南方局正在进行整风学习计划，南方局高级领导干部们开了一个会，主题就是同志们间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南方局的氛围比其他局要和风细雨一些，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因为一些话题争的面红耳赤，尤其是对于王梓木这样脾气急躁的人来说，经常吵起来。
在批评的时候，有一个刚入组织不久的年轻干部，指责王梓木平时的工作作风和性格脾气不好。这其实也属实，王梓木的性格比较急躁，而且脾气特别倔，有的时候倔起来像头驴一样。熟悉王梓木性格的人都知道，但是这位同志刚入组织不久，所以并不了解王梓木，批评起来也就没有留情面。
脾气有些不好的王梓木当场就反驳这位年轻的同志，两个人慢慢的开始吵吵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语气也越来越差。但是一直保持没有出圈，直到这位年轻的同志骂王梓木是“西北军的封建军阀余孽”，这一下子就把王梓木惹火了。
王梓木在西北军潜伏的时候，要面临无数风险，还要忍受一些非议，他们这些地下党成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更好的在西北军潜伏，王梓木甚至都付出了一条腿的代价，但是现在有人指责他是“军阀余孽”，这让他如何忍受。
于是这场争执不欢而散。在会议结束后，董必武能体会到王梓木的心情，但是那位同志毕竟是刚入组织不久，对这些东西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就劝王梓木要考虑这些情况，要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意见，收收自己的脾气。
脾气急躁的王梓木并没有听董老的劝说，反而是与董老发生了口角，一气之下私自离开了周公馆。离开周公馆之后，怒气冲冲的王梓木并没有搭理与他打招呼的同志们，黑着一张脸就乘坐黄包车去找冯玉祥了。
见到王梓木这样，同志们赶紧去向董必武汇报，董必武也开始向周恩来发报告。所以就有了上面的那一幕。
因为王梓木的工作十分重要，而且王梓木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困难时期都没有离开组织，这样的人不应该会犯这种错误，此次私自离开必有缘由，所以周恩来就下令要南方局“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促其回来”。
其实王梓木并不是一个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他在192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也没有离开共产党。1931年，13路军被击溃后，王梓木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也没有投奔冯玉祥，而是积极寻找组织。
1932年，王梓木还开了一个远东书局，利用书局做掩护为地下党组织印刷宣传材料，并且平时还做一些生意，为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在被叛徒出卖后，冯玉祥有意留下王梓木，所以开出了月俸400大洋的条件招揽他。
这400大洋是什么概念？大名鼎鼎的鲁迅月俸300多大洋，毛泽东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时月俸8块大洋。月俸400大洋，完全能让王梓木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王梓木为了革命工作，毅然选择拒绝冯玉祥。
困难不能击垮他，利益不能收买他，所以周恩来对王梓木十分信任，不仅让他负责南方局的情报工作，甚至还让他担任了一段时期的秘书工作。
但是因为这次批评工作，气不过的王梓木私自离开，并且找到了冯玉祥。冯玉祥是军阀，但是冯玉祥最忌讳别人说他军阀，所以十分护着王梓木，并且开始见缝插针，拉拢王梓木。他劝王梓木公开发报脱离共产党，留在他那里工作。
上面我们就说过了，王梓木在南方局负责情报、统战工作，掌握大量机密情报和地下党成员的联系方式，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特务们的关注，此番特务们看到他离开周公馆投奔冯玉祥，于是就开始争取王梓木。
王梓木关乎到南方局的工作，也关系到中共在重庆的情报系统，他的倒向至关重要。意识到重要程度，董必武也开始反思当时的批评是不是过分了，但是此时显然是不是反思的时候，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王梓木回来，避免王梓木被国民党特务策反。
在冯玉祥身边潜伏的中共党员王冶秋、梁霭然就开始做王梓木的思想工作，并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王梓木最开始还气不过，于是就对他们的劝说置之不理。到后来，王梓木的老婆郑德芳也开始劝他，让他回来。
王梓木有些动摇，于是王冶秋就趁热打铁：：“老王，你这样做，既对不起党，也对不起我和孩子啊。就是看在你夫人和孩子的面子上，你也该回去呀。”
王梓木没有直接回答王冶秋，在睡了一觉，心头的气也开始消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决定回组织。于是，在王冶秋的帮助下，王梓木成功回到组织。而就在王梓木离开不久，戴笠派来策反王梓木的特务也来了，看到人去楼空后的局面就开始向戴笠汇报，气得戴笠大骂这些人贻误党国大事。
因为当时王冶秋帮助过王梓木，所以王冶秋一度被怀疑是中共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之中。中共中央知道后，特意派人给王冶秋求情，向戴笠保证他不是共产党，王冶秋这才逃过一劫，身份并没有暴露。
王梓木在得知同志险些被自己连累之后，感觉有些愧疚，而且就自己私自出走这件事向董必武做了深刻检讨。考虑到王梓木的性格、脾气，董必武觉得王梓木不适合在重庆工作，毕竟在这里很容易有风险，而且国民党特务们肯定会死死盯着王梓木。
1944年12月，交接完工作的王梓木离开了国统区，跟着周恩来回到了延安。在回到延安后，王梓木觉得自己十分愧疚，不应该因为一点脾气就私自出走，所以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书面检讨。
毛主席在看到王梓木的检讨会，回复他：“梓木同志：来信看到了，欢迎你回来。你过去做了许多有益于党与人民的工作，今后望你继续做下去，一时的错误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记在心里。也许你经过这个挫折会要大进一步的，那末，错误也就转变为有益了。”
谁都会犯错，没有人是完美的，王梓木对党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王梓木革命意志不坚定，那么早就被冯玉祥策反了。此番私自出走，主要是因为脾气才犯了错误，所幸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应该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毛主席并没有因此就否定王梓木所做的工作，并且还安慰他要进步。
这让王梓木感到十分宽慰，并且把毛主席的回信留在身边，每次发脾气的时候都会打开看看，看看毛主席写的信，反思自己的错误，并且及时改正。这封回信就好比是勾践的苦胆，王梓木时常用这封信激励自己。
在之后，王梓木担任了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继续投入工作之中，为革命事业努力。组织也看到了王梓木的努力，所以多次提拔他，在建国之后还任命他为黑龙江副省长、辽宁省副省长等职。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句古话应在王梓木身上了。王梓木因为脾气确实犯了错误，但是在日后也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直面自身的不足。我们也要从中吸取教训，要正确认识自己，不应该随意发脾气，毕竟人生没有重来，有的时候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