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开国上将中有两位上将是比较特殊的，分别是王建安（1956年上将）和李聚奎（1958年上将）。如果说李聚奎是因为工作原因缺席授衔，那王建安缺席1955年全军大授衔一事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而且曾被中央军委表彰的功臣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在建国后长期担任二级军区副司令，其待遇之低，令叶剑英元帅感慨：“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那么为什么王建安会“高开低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的资历
王建安，1927年入党，早期参加黄麻起义，隶属于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
红军队伍中，红四方面军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扎根大别山深处的红军队伍多次挫败敌人的反“围剿”斗争。
应了那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挫折和磨难把王建安磨砺成一位“军政双全”的指挥员，长征时，他就已经是红4军政治委员了。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王建安都是在山东革命根据地工作，他带领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并且在济南战役时得到充分展现，“济南第1团”“济南第2团”的称号就是中央军委授予给东线兵团的荣誉称号。
抗美援朝时期（1952年），王建安担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没错，就是接任宋时轮领导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第九兵团。
如果履历说到这里就打住，那么正兵团级干部王建安必定会参加1955年全军大授衔，而且授衔起步就是上将。
正兵团级干部授上将这是没什么问题的，1955年全军36位正兵团级干部只有一位是中将（徐立清主动要求降衔，后被授中将），其他35位除了两位大将（王树声、许光达）以外，全部都是上将。
但是问题就出在1954年，1954年王建安被降级，成为副兵团级干部。
被降级的王建安不仅缺席了1955年全军大授衔，而且此后王建安再未像之前一样，一人身兼司令、政委两职，1956-1969年他都只是担任二级军区的副职（副司令员）。
他这肯定算是“高开低走”，就连叶剑英元帅都感慨他“不容易”。很明显，1954年发生事了，而且还是大事。
高饶事件对王建安的影响
高饶事件影响了很多人，其中有两个比较具有代表性，分别是高岗影响了贺晋年（兵团级干部被授少将），而饶漱石影响的就是王建安（缺席55年授衔）。
饶漱石是新四军的领导人之一，在新四军系统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许多新四军系统出身的将领都比较信服饶漱石。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饶漱石的地位多有变动，但是变来变去都无法改变饶漱石对华东野战军、华东局的领导地位。
华野内部协调有很多问题，有的时候矛盾冲突起来，压不住矛盾的粟裕就会请陈毅来解决，而陈毅解决不了的矛盾就交给饶漱石，山东、华中野战军合兵就是在饶漱石的主持下进行的。
在长期工作期间，王建安和饶漱石的关系越来越近，甚至在饶漱石的推荐下，王建安担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副司令员。
担任东线兵团副司令员是王建安人生履历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王建安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基于此，王建安与饶漱石建立起脱离纯粹的上下级关系的私交。
1954年，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后，全军掀起了批判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
但是在华东军区会议上，与饶漱石关系较好的王建安拒绝批判饶漱石，以至于军区对王建安下了骄傲自满的定论：军区会议上并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拒绝自我批评与对抗军区党委领导的严重错误。
王建安无缘1955年全军大授衔
1954年王建安被降为副兵团级干部，不过他的名字仍旧出现在上将拟授名单上，《关于元帅、大将、上将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到了王建安的名字，而且排名还较为靠前。
因病缺席1955年全军大授衔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跟脚，况且全军大授衔时期许多有病不能出席仪式的干部不照样被授衔吗？（林彪、粟裕、徐海东这几位身体都不好，但是仍旧参与了55年授衔，只不过本人没有出席仪式）
王建安缺席55年授衔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1954年犯的错误导致他的军衔降低为中将，但是负责授衔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样有点不合适，于是就索性没有授。在王建安检讨错误后，1956年才补授上将军衔。
但是这次错误还是影响了王建安日后的任职，长期担任副职就是一个明显体现。在很久一段时间后，王建安才被重用，担任中央军委顾问、中纪委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