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上将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战例，一个拥有50多名士兵的八路军排曾与9名日军进行刺刀格斗。尽管有明显的人数优势，却被刺倒了不少人。在这场激烈的白刃战中的巨大差距，使得杨成武不得不提出一个建议：“每个班应配备一支长矛。”
自从刺刀被发明以后，长矛和大刀等冷兵器逐步退出了白刃战的领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随着自动武器的发展，大多数战场上的刺刀已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在远东战场，激烈的刺刀战依然频繁发生。这是因为无论是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在远东战场上的火力都相对较弱。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武器装备主要依靠进口，这是众所周知的。日本虽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却是一个“贫穷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昂贵的海军上，陆军的投资自然有限。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冲锋枪已成为近战中的首选武器。虽然日本有能力生产冲锋枪，但他们更多的资源仍旧投入到了刺刀上。在日本人看来，刺刀比子弹更节约。冲锋枪的子弹像倾盆大雨一样消耗，对于贫穷的日本来说是承受不起的。正如东史郎所说：“在我们眼中，子弹就像金币一样珍贵”。
侵华日军制造一支冲锋枪的成本是三八式步枪的三倍。若计算子弹的成本，一支冲锋枪的价格可以制造五支三八式步枪。相比之下，刺刀在成本上更为经济。因此，在军事训练中，白刃战的训练仍是日军重点。
日军对白刃战的偏爱达到了极致。三八式步枪不仅射击精准，而且枪身特别长，加上刺刀总长达1.801米。美国人评价日本步枪说：“这是一支可以射击的中世纪长矛”。侵华日军甚至在冲锋枪乃至机枪上也装备刺刀，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抗战爆发后，日军的白刃战技术使我军苦不堪言。
在日本侵略军司令岗村宁次的眼中，唯有蒋介石的中央军敢与日军近距离刺刀对抗。然而对于中央军的刺刀技术，日军总是不屑一顾。
首先从武器角度分析，如前所述，三八式步枪的长度达1.801米，而中央军的中正式步枪加上刺刀的长度仅为1.685米。这意味着当你用中正式步枪还未
触及敌人时，日军的刺刀已经能够刺中你。
其次从训练角度考虑，日军非常重视刺杀技巧以及白刃战的队形训练，以此实现以少胜多的战术。
在训练过程中，日军甚至不人道地使用真人进行练习，确保刀刃能够绕过胸腔肋骨直达心脏。
战场上，日军通常以三人一组进行刺杀操作，互相进行掩护。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缴获了日军的一本笔记本，上面自豪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这几个日军在多人围攻下，与其他两人背靠背组成三角阵型，连续刺杀了7名中国士兵后全部安全撤退。”
中央军不重视刺刀训练，更侧重于德国式的“冲锋枪加手榴弹”战术。但中国的工业能力并不如德国，难以大量装备冲锋枪。因此在白刃战中，中国军队屡遭失败，以至于日军将领嘲讽说：
“中国士兵总是保持枪支准备射击的姿态，在所谓的白刃战中似乎显得十分笨拙。”
除了装备和训练的不足，中国军人的体质也远不及日军。尽管当时日本并不富裕，但其军队的后勤保障做得很好，士兵们的食物供应充足，包括大米、肉蛋和蔬菜等。因此，虽然日军士兵个头普遍不高，但体格却非常健壮。
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常常缺乏足够的食物和衣物，加上军官经常克扣士兵的军饷，导致士兵们普遍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美军曾评价中国军人的体质：“他们可能仅仅一次冲锋就足以让自己筋疲力尽。”在与体格强健的日本士兵近战时，中国军队自然处于劣势。
国民党军在白刃战中不是日军的对手，那么八路军、新四军是否能在白刃战中战胜日军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相比国民党军队，我军固然非常擅长白刃战，这是我军的一大特色。早在大革命时期，以共产党为主导的叶挺独立团就以敢于刺刀见红而闻名。在贺胜桥战斗中，叶挺独立团被三面包围，在北伐军的围攻中硬是用刺刀打开了前往武汉的道路。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红军缺乏足够的枪支和弹药，不得不依赖冷兵器作战。因此，在我军中存在大量的“梭镖营”和“
梭镖团”。
我军虽然擅长使用白刃，但并非精于此道。我军之所以能在白刃战中取得胜利，往往依赖于坚强的意志和旺盛的士气。在长期的运动战中，很难对基层士兵进行系统的白刃战训练。
除了训练的不足，装备也是一个大问题。尽管八路军的士气高昂，但在枪械方面的问题并不严重，主要问题出现在刺刀上。
为何会这样？我军的简陋兵工厂虽能制造枪械和子弹，却难以生产合格的刺刀。刺刀的制造工艺要求高，包括弹簧、刀鞘、血槽、驻笋和卡环等，一旦有所偏差就无法安装。当时我八路军的120师拥有4092支步枪，却只有117把刺刀；129师甚至不足100把刺刀。
1937年，毛泽东通过彭雪枫向阎锡山请求装备，希望能获得10000把刺刀。然而在回电中，阎锡山只提供了50万发子弹，对刺刀的需求却未提及一字。
根据周士第将军的记载，一二〇师在1937年九月至十月间接收的军用物资中并不包括刺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报告显示，抗战爆发到1938年6月期间，从国民政府获取了2000把刺刀，自行购买了600把，总计为八路军提供了2600把刺刀。1937年10月7日，一二九师向中央军委报告称，除三四五旅直属的七七〇团外，现有“人员9367名，长枪3412支，马枪724支，自来德枪2872支，手枪93支，轻机枪93支，重机枪29支，手持机枪72支，迫击炮6门，刺刀55把”。到1938年1月，一二〇师的人数已达29162人，但仅配备了444把刺刀和172把马刀。
刺刀的稀缺严重限制了我军的近战能力。在近战中，我军士兵只能挥舞大刀片或直接用脚踢击敌人。
那么，即使配备了刺刀，我军是否就能在白刃战中击败敌人呢？答案依然是非常困难。
在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首次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白刃战。当时我军占据了地形和人数的优势，如果是国民党军可能早已崩溃。然而，日军在战场上表现出了极高的冷静和组织性，在白刃战中与我军对峙。最终，我军牺牲了600多名经验丰富的士兵，这些都是经历过长征的老兵。
我军与日军的伤亡比例为1:1，这在战况上并不算
优异。
此外，还有许多更令人沮丧的战例。
1938年，邓华指挥一个营的兵力，在怀柔县沙峪村附近遭遇了日军板垣师团的一个教导队。这场战斗我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当时日本士兵正在散开队形，三三两两地坐着用餐。
邓华立即命令全营士兵发起突击。按理说，在敌人阵型分散且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我军拥有人数优势和充分的准备，这本应是一场轻松的战斗。然而这场血战持续了4个小时。我军虽然全歼了108名日军，但自己也伤92人，死亡50人。
负责指挥此次战斗的李水清沉重地说：
“4个多小时的战斗，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白刃格斗中的刺刀见红，本来是红军的强项，然而在这次对战中却未能占据上风。三八大盖的刺刀比我们的汉阳造枪刺长不少，日本士兵的拼刺技术也普遍较好。我们的士兵冲上去，几个回合就被刺倒。”
李水清表示，参与本次伏击战的八路军士兵多为长征老兵，他们在白刃战中尚处于劣势，那些只接受过简单训练的新战士情况岂不是更糟？
杨成武也提到了这样一个战例，1938年时，我军一个排的50人在张家湾伏击了9名日军。我军占据了人数优势，对日军进行了围攻。不料日军9人分成三组，形成了一个“品字形”阵型，相互掩护。我军冲锋时竟被刺倒了一片，致使我军虽有一个排的兵力，却不敢向前冲。当敌人即将突围时，我军侧翼的士兵开枪，才将敌人全部歼灭。
杨成武无奈地总结说：
“我们的刺刀容易折断，刺倒一两个人后，刀尖折回不能使用，建议军区工厂改良刺刀，每个班应多配一根长矛。短枪干部每人可配备一根，在白刃战中长矛非常有效。”
杨成武的建议得到了实施。
后来，八路军中许多部队都配备了红缨枪。这种枪的长度通常为2米左右，比38式步枪要长。其枪杆由白蜡树木制成，具有良好的柔韧性；枪头的红缨可以阻挡血液沿枪杆流下，避免枪杆变得湿滑难以握持。
在神头岭的伏击战中，红缨枪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的日军在狭窄地形下无法有效组织近战队形和发挥火力。
386旅很快与日军进行了肉搏战。在不足100米宽的山脊上，日军将红缨枪称为“长剑”，它在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首先，其长度能在肉搏战中为士兵提供心理上的优势；其次，与需要双手握持的大刀相比，红缨枪挥动幅度小，易于多人协作；使用红缨枪只需一定的臂力，不需精湛武艺。因此，日军在这种战斗中处于明显劣势，伤亡惨重。
类似地，在1939年2月的长生口战斗中，红缨枪再次有效地击败了敌人。一名日军战俘曾说：“你们的武器很强，长剑非常厉害”。
尽管红缨枪表现出色，但它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长矛在近战中虽强，但仍无法抗衡机枪和大炮。若非近战，红缨枪几乎无用。同时，这种粗制的长矛在战斗中容易被敌人破坏，一旦枪杆断裂，士兵几乎无武可用。
红缨枪最初确实能起到吓阻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日本人也逐渐不再畏惧它。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八路军在白刃战中常受日军压制。日军曾嘲讽我军：“不懂武士之道，不通战术，素质不足，缺乏战斗自信。”
要战胜日本的刺刀，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提高刺刀技术。120师359旅在总结中提到：
“刺杀训练时，每次都要进行深入研究，以确保动作统一。研究中更注重实用而非形式的统一；训练中总是同样的动作，前进后退，防左防右，未能真正发挥刺刀搏斗的精髓，我们始终没能赶上敌人，因此只是在操场上做形式。”
我军开始正视刺刀训练的问题，以日军为榜样，深入研究他们的“铳剑道”。我们收集了日军的拼刺教材，仿造日军的护具，每天进行严格的刺刀训练。
吕正操的抗日救国军非常重
视刺杀训练。吕正操原是东北军将领，对日式铳剑道极为熟悉。据部队老战士王汝林回忆：
“如果不参加作战，部队几乎天天练习刺杀，除了吃饭就是拼刺刀。”
在实战中，八路军开始重视战术配合。在拼刺刀时，士兵们相互配合，局部形成2打1或3打1的优势。其中一人佯攻，其他人突刺，突刺者必须果断。”
这些严格的训练使我军与日军在拼刺方面的水平迅速接近。王汝林说：
“一次，一个鬼子队长被我们围困，他挥舞指挥刀大喊大叫。我假装进攻，他非常紧张，注意力全在我这里，突然被我们的战士一刺刀刺倒。等解决其他鬼子后，我刺死了这个鬼子官。”
在实际战斗中，我军通常让排长和老兵提供掩护，新兵进行突刺。戚继光曾说：“在训练场上学到的技能，如果在战场上能发挥一成二成就算不错。”只有通过不断的实战，我军的拼刺技术才能进一步提高。
随着我军拼刺技术的不断提高，日寇初开始像蚂蚱一样闹得凶，但秋天总会到来。我军老战士普遍认为，1940年的秋天是日军的转折点。
从那年开始，日军逐渐走下坡路，白刃战水平下降。日本为了准备与美国的战争，抽调了大量精锐兵力到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留下的多是缺乏经验的年轻士兵。
抗战后期，中国军队在大规模的白刃战中也不落下风，甚至包括不太擅长拼刺的国民党军队。
1943年石牌会战中，中日两军在大小高家岭进行了激烈的白刃战。最终仍站在战场上的是中国军人，阵地前倒下的日军尸体层层叠叠。
国民党军能打败日军，八路军就更不用说了。
从1939年开始，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布整军训令。1940年起，八路军各部队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轮训。这期间主要进行技术和战术训练，尤其是提高近战能力的刺杀技术。
从1940年开始，我军的刺刀高手已经能够在单挑中常胜不败；在群战中，甚至能带走数名敌人。
抗战末期，八路军完全扭转了局势，即使是十几岁的新兵也能刺杀数名日军。
1944年8月份的中旬，鲁中军区的八路军部队与日军在沂水西北的葛庄进行了一场剧烈的白刃战。日军的第五中队与我军的1团1营近距离交锋，参战的指战员这样回忆道：
“100多支闪亮的刺刀勇敢地刺向敌人，很快，前排的敌人就倒下了。”
八路军已经能够对日本人的嘲讽进行反击：“日本鬼子没有武士精神，不懂战术，素质低下，在战斗中缺乏自信。”
随着战斗的进行，日军在我军的刺刀攻势下心理崩溃，甚至开始出现投降。在以前，日军即使全部阵亡也不会选择投降。
到了1948年的解放战争时期，中日军队意外地再次发生了白刃战。日本投降后，大量日军被阎锡山留用，形成了所谓的“教导队”。
在晋中战役期间，我军与这支日籍教导队在狭窄的战场上遭遇，展开了白刃战。解放军中的拼刺高手已经层出不穷。
以23旅67团1营1连的班长陈家贵为例，他是军中的拼刺高手。在混战中，他连续击倒了5名敌人。但就在此时，一个日本老兵冲上前来，陈家贵熟练地将敌人的步枪挑开，随后一刀刺入对方身体。
不过，这名日本老兵异常顽强，竟直接按下了陈家贵刺刀上的固定按钮，带着刺刀逃走。这时，另一个日本兵刺中了陈家贵，导致他英勇牺牲。
尽管陈家贵牺牲了，但这并没有吓退我军官兵。相反，解放军士气大增，大声呐喊着向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势。面对我军密集的“刺刀森林”，固执的日军被捅得体无完肤。
接着，我军点燃了日军占据的房屋。烟雾使得日军难以忍受，他们纷纷逃出房屋，结果逃出的每一个都被刺杀。最终，日本的教导总队几乎被我军用刺刀全部消灭。这可能是我军与日军的最后一次白刃格斗了。
由此可见，真实的抗战并非抗日神剧中所描绘的那样轻松惬意，日军并非愚蠢或怯懦，他们非常专业、狡猾且顽固。国家的安宁和独立是由战士们用鲜血铸就的。抗战后，我军的白刃战技术日益精进，不仅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朝鲜战场上也让美军胆寒。美军一见我军的刺刀，便如同羊群般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