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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的一天，租住在重庆童家桥刘园子的一个女租客，突然把不满两个月的女儿托付给房东李全臻照看，说自己要回乡下收租，天太热不方便带孩子，一个月后就回来。好心的房东收留了女孩。
一个月后，女租客来信请求房东继续帮忙照看孩子，称自己暂时不能回来，从此之后便再无音讯。李全臻只能接过重担，为孩子改名为李继业，视若己出。
为避免影响孩子成长，李全臻夫妇从未提起过她的身世。
女孩健康地成长，在她心中，自己父母俱在，与一般家庭没有区别。但关于这个小女孩的情况，周围的邻居都是知情的，他们或许在私底下讨论的时候被自己孩子听到。
一天李继业在玩耍时与邻居的小孩发生了矛盾，他们突然喊道：“你是抱养的娃儿。”一开始李继业并不相信这是真的，她以为小伙伴们只是故意编造谎言打击她。
但从那以后，一群小伙伴总是用这句话嘲笑讥讽她。李继业想问一问家中的父母，自己到底是不是抱养的。但几次话到嘴边，却又开不了口。
别人都这么说，应该是真的，
如果捅破这层窗户纸，这个家庭的宁静和幸福也会被打破。
童言无忌，却给李继业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从那以后，屈辱和自卑一直笼罩着她。她对小伙伴们处处忍让，不敢再与他们发生争执。她表面上看起来开朗又活泼，其实内心藏满了痛楚。
即便在外面受了委屈，她也不敢对父母说，只是晚上偷偷躲在被子里哭泣。一天晚上，养母听到她在哭，过来问她怎么了？李继业谎称自己做了一场噩梦，养母走后，她又继续哭泣。她时常想：
别人都有父母，我为什么没有父母？我的父母在哪里？
直到1961年，李继业小学毕业要填写个人履历。她看都没看就把烈属那一栏划掉了。但老师发现后却让她填上烈属一栏。
晚年李继业
这一次把李继业惊呆了，她以前隐约知道自己的抱养的，现在又被告知是烈士后代，内心五味杂陈。烈属当然是光荣的，但那意味着她有亲人已经牺牲。不久之后，班主任找上门来与养父母一起告知了李继业的身世。
养父说：“你的生母租住在这里时叫杨稚华，那时候大家只知道她很有钱，不知道她具体干什么的。后来她来信署名杨益秀，听说她是1949年时牺牲于渣滓洞，但我们没有找到她的遗体。”
李继业的内心难以名状，她既高兴，因为总算得知自己的身世。又非常难过，因为生母早已牺牲了。她偷偷地跑到烈士墓园，找到烈士花名册，翻遍了每一个名字，却没有找到“杨益秀”三个字。
李继业再次陷入迷惘，既然母亲是烈士，为何找不到她的遗体也找不到她的名字？
难道她是叛徒，才榜上无名？那自己岂不是叛徒的后代？
当时只有13岁的李继业无法理解这件复杂的事情，脑袋里充满了胡思乱想。
一直以来，李继业都在寻找关于生母的线索，却没有半点消息。
其实李继业的养父母还隐瞒了一个重要信息
——李继业的生母是四川大军阀杨森的亲侄女。特殊年代，养父母害怕年幼的李继业去外面乱说，一直不敢告诉她。
直到1972年，养母才告诉李继业她的母亲是杨森的侄女，并一再叮嘱她千万不要说出去。1975年，李继业从山东调回重庆西铝厂，她在闲聊时向一位男同事提及自己的身世。
碰巧这位男同事的父亲见过李继业的母亲几次。
当同事的父亲看到李继业本人时直呼：“跟杨汉秀实在太像了。”这时李继业才知道，
她的生母就叫杨汉秀并非杨益秀。
只是养父母搞丢了当年生母寄来的那封信，年长日久记忆出现了差错。
杨汉秀
有这个重要线索后，李继业更想弄清自己的身世。不久之后，她踏上了寻亲之旅，到渠县、成都等地，找到了一些地下党老同志、母亲的朋友以及当年给外婆看家护院的人。
由于李继业样貌、身材与杨汉秀太像，他们无一例外地认定杨汉秀就是她的生母。
甚至说李继业连走路说话的样子都与杨汉秀一致。
这一次寻亲，李继业找到一张生母的照片并带回养母家中。一开始，她假装寻亲没有结果，随便把那张照片扔在桌子上。
结果养母看到，大叫一声：“这就是你妈妈呀！”
经过多方面印证，李继业终于确认，自己就是烈士杨汉秀的女儿。后来，她又通过热心人士的帮助找到了自己的哥哥和姐姐，
那时她已经28岁了。
杨汉秀出身权贵之家，是军阀后人，为何会“背叛”家族走上革命道路？既然有杨森这面大旗掩护，她为何还会遇害？
李继业查询了很多档案，还原了母亲生前故事。
其实下令杀害杨汉秀的正是她的亲大伯杨森。
杨汉秀的父亲叫杨懋修，是杨森的二弟。抗战前杨森曾雄霸川东，长期与刘湘争霸，杨懋修也曾在大哥麾下当过师长。军阀争霸大多为了私利，杨懋修靠部队积累了丰厚的家底，
光是土地就是3000多亩，还有数不清的商铺和金银。
杨森是个声色犬马之辈，光是公开的的妻妾就有12位，子女共有43位。曾有段子说他常年在外征战，连自己孩子都认不全。他对自己的亲侄女没有感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杨懋修与他大不相同，因为娶了一位悍妻阎玉清，且早年发迹有赖于妻子家族，一直不敢沾花惹草。他只有两子一女，
女儿便叫杨汉秀，当地人称呼她为“杨大小姐”。
杨家权倾川东，虽然集官二代、富二代于一身，杨汉秀身上却没有父辈们那些的匪霸习气，早年对她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
一个是杨森的长子，也就是杨汉秀的堂哥杨汉兴。他思想进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认识了李大钊，受李的影响经常参加进步运动。杨汉兴回家后总给杨汉秀分析中国现状，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杨森
一个是朱德。北伐期间，朱德受中共委派前往杨森部开展工作。杨汉秀跟随父亲在万县读书，经常出入杨森军部。杨汉秀常听朱德在部队训话，称他为朱伯伯，对他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非常敬佩。
最后一个人是杨汉秀的家庭教师朱挹清。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经常带来一些进步书籍让杨汉秀阅读，并教给她许多进步思想和革命理论。
杨汉秀后来与一个贫穷书生赵致和相恋，遭到父亲强烈反对，甚至把她关起来。杨汉秀坚决要求婚姻自由，对父亲说：“皇帝都被打倒了，父母包办婚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父亲杨懋修并不信那一套，而是急忙给她找了一家门当户对的人。杨汉秀以死反抗，接连几天不肯进食，并声称：“哪天你们敢逼我上轿，就是我的死期。”
就这样关了十多天，杨汉秀已经骨瘦如柴，卧床不起。杨懋修长叹一声：“真不愧是杨家后代，是个犟种。”随后便答应了她与赵致和的婚事，
并以大量田地和金银财宝作为嫁妆。
杨汉秀并不稀罕这些财产，而是与丈夫奔赴上海求学。当时赵致和考入法政大学，杨汉秀也在补习英语，他们准备去国外留学。
其实，每个小人物的命运都被大时代裹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偏偏这时候赵致和也患病在身。他们只能返回四川老家，不幸的是 ，当杨汉秀生下第二个孩子时，丈夫病逝。
那时山河破碎，丈夫病故，杨汉秀带着两个孩子整日郁郁寡欢。
空怀一腔报国热情，却只能做笼中之鸟。受朱挹清影响，她决定冲破封建牢笼，到延安去寻找八路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初，朱挹清介绍杨汉秀到《星芒报》做校对工作，同时等待去延安。可是比杨汉秀后来的人都纷纷收到去延安的通知，而杨汉秀的申请却始终毫无音讯。
后来杨汉秀才得知，原来是有人指责朱挹清怎么介绍一个军阀家的大小姐来参加革命呢？朱挹清反复解释，杨汉秀是受朱德影响参加革命的，并愿意以人头担保。
杨汉秀才通过审核。
延安时期的杨汉秀
杨汉秀去延安的道路艰难重重。她乘坐卡车刚到宝鸡时，遇上胡宗南部封锁，只能折回秦岭，暂时落脚在双石铺一个小学教书。后来，她听说有一个叫干玉梅的老乡是山西牺盟会特派员，想通过她到延安去。
不巧的是又碰上阎锡山为了限制山西新军发展，发动“十二月事变”大肆逮捕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干玉梅已经带着人到中条山上打游击去了。杨汉秀几经辗转才到中条山找到了干玉梅。
那时游击队的条件非常恶劣，经常吃不上饭，宿营时也常常男女不分。找不到民房住宿时，只能顶着北方的寒风，露宿在树林里。与敌人作战时由于武器不足，一些战士只能靠大刀和手榴弹战斗。
从小娇生惯养的杨汉秀为了参加革命，却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了下来。
干玉梅最终决定带她去延安，她和杨汉秀穿过重重封锁，终于来到革命圣地。
为表示对封建家庭的决裂，杨汉秀把名字改为吴铭，先后在延安女大和鲁艺美术系学习。在延安时，她还参加过著名的爷台山战斗，负责过兵站工作，当过教员，表现得非常出色。
1942年3月，在朱德和王维舟的介绍下，杨汉秀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回四川工作，考虑到杨汉秀的特殊身份，决定由她回去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临行前，朱德亲自找杨汉秀谈话，向她布置任务：
若和平协定得以维持，就做上层统战工作；若形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
1946年初，杨汉秀与周副主席同机飞抵重庆，
他们一下飞机就被特务拍照上报了
。杨汉秀回家后，便从两个哥哥手中夺回当年属于自己的那份嫁妆。这么做并非是为了自己，而是要变卖财产，为革命工作筹集资金。
杨汉秀回到渠县后，便以杨森侄女的名义广泛接触上层人士，宣传动员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救助贫困群众。但由于她是从延安回来，加上回来后的一系列举动，很快就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
1947年3月的一天，特务将杨汉秀逮捕，
送到成都将军衙门政治犯监狱关押。杨汉秀在狱中没有吐露一点组织的秘密，由于敌人查不到任何证据，加上杨汉秀的特殊身份，最后只能将她释放。
渣滓洞牢房
1948年夏，杨汉秀借口下乡收租把女儿托付给房东，其实是去为“龙潭起义”筹集资金。
那时解放军已经进入反攻阶段，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川东三县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杨汉秀回到家中变卖财产，购买枪支、粮食、棉花等物资送到部队。同时还将家中的135石黄谷、6床被盖及2支手枪交给组织。
由于起义失败，杨汉秀因特务告密而再次被逮捕，
这次她被关押到渣滓洞女牢。
当时杨森已由贵州省政府主席转任重庆市长，一手遮天，但对于被关在渣滓洞内的亲侄女却不闻不问。
渣滓洞有“活棺材”之称，进去的人很少能再活着出来，
尽管如此杨汉秀却没有表现出一丝恐惧。
杨汉秀的母亲阎玉清找到杨森的一个姨太太让她出面活动，监狱的看守给予了杨汉秀一些“照顾”，允许亲人探监和送食物进监狱。
杨汉秀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照顾狱中同志的生活，向他们讲述延安的情况和解放战争的形势，带领他们与监狱的看守争斗，争取自己的权利。
由于在监狱中长期遭到折磨，杨汉秀不久便病倒了。这时族亲们不断向杨森求情，他才答应将杨汉秀保释出来。软禁在重庆金汤街市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严加看管。
杨森曾面见杨汉秀，责令她不准再参加共产党活动，并提出要送她去美国留学。但杨汉秀
义正辞严地拒绝，还反过来劝说伯父站在人民一边。
杨森冷笑了一声说道：“
人都老了，还怎么改姓？
”两人不欢而散。
1949年9月2日，重庆发生一场大火，连续烧了18小时，朝天门几乎被烧光。
史料记载“有户口可查的死者2568人，掩埋尸体2874具，伤4000余人”。
为了掩盖自己执政无能，杨森竟然栽赃重庆地下党员。杨汉秀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非常愤怒，在一些公开场合痛斥伯父杨森才是这场火灾的元凶。
杨森恼羞成怒，决定对自己亲侄女痛下杀手。
据档案馆保存的特务宋世杰的亲笔供词显示：在重庆“9.2”大火后的一个多礼拜，重庆刑警处处长张明选通知宋世杰：“接到杨森密令，要将其侄女杨汉秀密裁。”
重庆大火后
后由张明选带队在杨森的住处将杨汉秀逮捕。当晚，特务们还装模作样地对杨汉秀进行审问：“9.2大火是哪个主持的？哪个放的火。”杨汉秀不屑地回答说：“这你们应该去问杨森，他最清楚。”
张明选知道审讯情况后说：“不用审了，杨森在电话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就商量处置办法吧。”
第二天上午，几个特务把杨汉秀押上一辆轿车。开到郊区后用绳子将杨汉秀勒死，之后埋在金刚坡附近的一座碉堡内。由于行动匆忙，连她手上的手铐都来不及解开。
杨汉秀牺牲那一天是1949年9月23日。
杨汉秀的家人只知道她被关押在渣滓洞，并不知道她被杀害。重庆解放前夕，特务们对渣滓洞内的政治犯进行过一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并放火焚烧。杨汉秀的家人曾去现场寻找，未发现其遗体。
1975年夏天，歌乐山的一个农民向政府反映，解放前夕曾在金刚坡一个碉堡中发现过一具戴手铐的女尸。烈士陵园立即派人调查核实，经过骨骼鉴定，结合特务交待的笔录，
最终确认这就是49年牺牲的杨汉秀。
杨汉秀有三个子女，长子赵在民1956年从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新疆工作。女儿赵在国大学毕业后也参军到了新疆。幼女李继业是跟第二任爱人所生，中专毕业成为一名统计师，退休后一直住在重庆。
当年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杨汉秀牺牲后，她的联系人——川东临委书记王朴也牺牲了。虽然杨汉秀早在1950年就被认定为烈士，但关于她的情况知情的人很少，她也成了一位真正的无名烈士。
从权贵后代到无名烈士，她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她曾有无数次机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她可以不去延安，留在家中享受丰厚的家产；她可以在民族危难之际，出国留学置身事外；她被捕后也随时可以向自己的伯父认错换取一条活路。
但她却选择坚持自己的信仰，选择为民族事业，为人民幸福而战斗。像杨汉秀这样在歌乐山牺牲的还有数百位先烈，他们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凯歌，他们的精神成了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