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中国，只是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并没有完成思想上的统一。中国在思想上的统一是在汉武帝时代完成的，完成的标志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思想家董仲舒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事实上，“罢黜百家”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儒家之外的各家思想并没有被禁止，更没有消失，而是始终存在于这个形成统一体的“大一统思想”里，只是这个统一体被冠以“儒”的名号，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熔汇百家，尊崇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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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这个政治理念出现得非常早，很可能伴随着这片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居民同时就产生了中国的概念，即“文明先进之国”的意思（详见本刊2012年第一辑黄奇逸先生的文章《“中国”称谓解》），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前，这片土地上并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所谓炎帝、黄帝、尧、舜、禹的传说，可能更多的是对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部落的记忆，而夏、商、周三代也不过是分布在不同地域，在时间上有相当一部分重叠的较大的三个国家。商灭夏、周灭商不是秦以后那样的王朝更替，更像是不同国家间的战争，如同金灭北宋、元灭南宋一样。西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周只是一个较大的“方伯”，即各国共认的一方霸主，西周时的各诸侯国有些是周天子分封的王族和功臣，有些本来就是独立的国家，只是西周时，由于周国的力量强大，各诸侯国比较听周天子的话，到了东周，就各顾各，甚至出现取代周天子为“方伯”的春秋五霸了。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也就没有形成以国家为标志的统一的思想。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夏、商、周各有各的礼乐制度，而孔子对“周礼”的向往，并不是对一个曾经存在过的统一王朝的怀念，而是对一个理想化大国及国际关系的想象，只是这种想象被后儒当作一个真实的事实，反复地用作他们对现实看法做论证时的参照标准。
现在学者们较为普遍地接受了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在上世纪中叶提出的“轴心期”说法，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是人类精神运动的一个轴心时期，公元前500年前是它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中国诞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希腊出现了荷马、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印度出现了佛陀，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以赛亚等先知。而在此前，人类虽然已经出现了数万年，但几乎没有什么精神活动的成果留下来。
按照这种说法，中国的思想自觉发生在东周的春秋时代，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百家争鸣时期。但是，这恐怕只是基于当时能掌握的古代文献资料基础上所下的定论，从中国的情况看，早在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的商朝就有了较完备的文字——甲骨文了，只是迄今为止，甲骨文界的主流学者一直把甲骨文当做占卜用的卜辞做了狭隘的理解，从而没有正确释读出甲骨文的含义。按照当代杰出的甲骨文学者璩效武先生的理解，甲骨文是商代通行的文字，如今出土发掘出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其实是商朝当时的办公文件、历史档案。笔者曾就几片内容较完整的甲片内容请教过璩先生，璩先生解释说那是对一次交通事故的处理记录，从璩先生的解释中，我们依稀看到了法家思想的影子。基于此，笔者大胆地推测，中国的思想自觉远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的商朝就发生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思想萌芽在商代大部分应该已出现（这一推测有待于我们对甲骨文的彻底解读才能得到证实），诸子百家的思想渊源已经出现，只是在春秋时期以完整的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爆发出来而已。
西周时期，中国这片土地上是周国一国独大、诸小国同时并存的时期，而到了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则是强国群起、互争雄长的多国混战时期，从整体上看，各个国家的力量都显著增强，提供了思想家一逞身手的政治舞台。而这时的思想界，不仅那些由来已久的思想在知识形态上趋于完整成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以思想为凝聚纽带甚至生存基础的专业人群，即完整独立的组织形态，通俗地说，就是有一帮人专门干思想这个事儿。人们所熟知的春秋时期十来个思想门派，如儒、道、法、兵、农、墨、名、阴阳、纵横、杂诸家，不仅有学说，而且有组织、有活动，通过组织和活动将他们的思想扩散和传承下去，只是组织的类型有所不同。儒家、法家、兵家像是一个学校，道家、名家像是专门的研究院和爱好者俱乐部，墨家、阴阳家则像是一个有着神秘教义和严格纪律的宗教组织。这些组织是独立于各国政府之外的，而且从事的都是跨国活动，很有点像现在的NGO（非政府组织），而且是跨国性的NGO。而各诸侯国为了增强本国的影响力，也试图借用这些思想组织的智慧和组织力量，所以，纷纷出台招贤纳士的政策，延揽这些组织为己所用，于是乎造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本来是国际性的思想组织，也因为与某些国家的特殊联系而具有了国家色彩，比如法家在秦国受到重用，使得法家似乎成为了秦国的国家思想。由于诸国林立，各家思想组织又各有依附，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思想上，中国还未形成统一的国家。
秦完成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秦能统一中国，和他们对法家思想的接受与应用不无关系（当然，先秦诸子的思想本身就有互相交叉的因素，秦的法家思想中也含有一定的儒家成分，只是以“法”家这个名号统一出现罢了）。秦的立国思想是法家，法家思想过于直白露骨地鼓吹人君驭民的权术，赤裸裸地以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这两种赏罚手段作为管理臣民的主要方法，短期内在进行国家间的民族战争时是有效的，但如果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新的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却会产生严重的问题。这是由法家思想的逻辑本质所决定的，法家把国家这种公共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建立于掠夺和恐怖的基础之上：谁是强者谁就是国君，臣民要绝对服从国君，稍有逾越或怠慢，就被治以重罪。臣民付出这种代价的补偿是国君领导他们进行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根据战功，本国臣民们可获得很大的封赏，实际上就是去奴役新的被征服的别国人民。但这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当对外征服战争结束，没有对于人们服从严刑峻法的利益补偿增量来源了，人们对于严刑峻法的反感便会增强，而且按照公认的政治行为规则：谁更强更狠，谁就可以成为国家的主宰，那么胆略过人、意志强悍的豪强英雄人物便开始谋划着造反夺权，当年项羽见到秦始皇视察时所说的“彼可取而代之也”，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反映。
秦也试图完成思想上的统一，他们的方法是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具体说来就是以国家的制度法令作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内容，以各级官吏作为人们的思想文化教师，用暴力手段禁止其它思想文化的传播，把全国人民变成只服从但没好处（征服战争已经结束了）的奴隶，这种做法满足不了人们大脑思维天性的要求，自然不能持久，所以，秦朝赢得了“暴秦”之名，而且很快就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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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在各路造反大军的联合攻击下灭亡的，此后的楚汉战争中，刘邦虽然战胜了项羽，完成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但事实上，这个统一是不彻底的。汉朝只继承了秦朝一部分的郡县制遗产，汉初，各异姓诸侯国还大量地存在，为了抗衡这些国家，只好以多封同姓王的方式弱化异姓王的力量，这些同姓诸侯国事实上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等着异姓诸侯国灭完了，同姓王又开始造反，所以，一直延续到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之后，汉朝才可以说真正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当然也不彻底，彻底完成是在汉武帝实行“推恩令”之后）。
景帝以前的汉朝以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为官方哲学，并非出自某个帝王个人的思想偏好，而是实际的政治形势使然。黄老道家的思想是中国思想中最为放任自由的，倡导谁也不管谁，物竞天择、各竞雄长，这种思想是天下英雄群起造反、诛暴秦的共同思想基础，只有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群雄才能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暴秦虽倒，群雄仍在，汉朝天子也只能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维持局面，缓图殄灭。在这个阶段，黄老思想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它迷惑着汉初群雄余孽，给了他们一段过逍遥日子的时间，也为中央政府的小火慢炖、逐个消灭赢得了时间。
到了汉武帝当政时代，异姓王已被悉数翦灭，同姓王经过七国之乱后也元气大伤、噤若寒蝉，天下完成了真正的彻底的政治统一，思想统一的条件成熟了。
汉代的思想统一是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温和的方式进行的。所谓“罢黜百家”，其实用语不准确，那些“百家”学派组织也没有一个当官的，所以不存在“罢黜”的问题，当时实际上所做的只是在各级政府设立官学，中央政府设立太学，各级学校均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设置五经博士这种官职专门教授儒学而已，并没有杀戮别的学派人员、禁绝别的学派思想。事实上，别的学派的思想依然存在，法家思想以秘而不宣的形式存在于帝王和大臣们的心里，道家、阴阳家的思想以半自治的组织的形式广泛地存在于民间。
从今天的角度看，汉代的思想统一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1、完成了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哲学转换，将国家的性质由法家的征服压迫、严刑厚赏、恐怖残酷变成了儒家鼓吹的君权天授、仁政道德。用董仲舒的系统论证就是：上天造就了一切，造就了愚昧的民众，也安排了英明的君王和智慧的圣人，上天给君王设定的使命就是教化万民，使他们向善弃恶，天大于君，君大于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国家就是为了维持这种上天设定的人伦纲常而服务的，谁违反了这个纲常，就会遭到上天的谴责报应，那些被推翻的国王就是因为违反了上天赋予的使命被上天借助造反者的手给推翻的。通过这些学说，他们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道德和秩序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暴力恐怖的基础之上，谁违背了这个基础，谁就要倒台，暴力只是维护国家政权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2、完成了国家意识形态标志符号的转换，由汉初的黄老哲学转变为以儒家哲学为官方思想的代表符号（关于为何儒家获得了官方思想符号的地位，后文将有专节分析，此处便不赘言），为儒学传播与发展建立了官学、官职等体制性的保障。
3、将法家思想不着痕迹地保留在政府的体制设计和官员行为准则中。董仲舒借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提出的官僚机构设置方案，实际上是法家让各个部门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以便于君主控制的权力控制技术思想的体现。自此以后（此前也一样）的各朝各代的政府机构都是按照这种互相牵制的原则设立和运行的。而无论是皇帝，还是文武百官，只要真正进入了政治实践领域，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法家的驭人之术行事的，只是大多时候只做不说。西汉时的宣帝算是比较坦率的一个人，当时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提醒过父皇：“陛下用刑太深、太重、太多，应该用些儒生，实施德教。”宣帝教训他说：“汉家天下自有制度，实质内容是杂合霸王之道，怎么能尽用儒生实施德教呢？难道真要效仿西周的政治吗？”汉宣帝是少有的把问题说得坦率透彻的皇帝（没办法，当着自己儿子的面，而且是将来要继承大位、担任皇帝职位的人，不能不掏心窝子，说真话），他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实际的政治控制手段是两回事，在实际政治中，王霸之道（法家的权、术、势）更具有操作价值，而西周的礼制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传说而已。中国官场的官员们实际上也都深谙这个道理，他们虽然都受过漫长系统的儒学教育，但一进入官场之后，实际上奉行的也是谄上欺下、严苛小民的法家哲学，他们把这些东西当做秘不示人、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官箴”，暗中奉行。这就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外儒内法”的特征。简言之，法家不但没有被罢黜，反而以儒家的面目占据了朝廷的主要位置，法家思想通过皇帝和官员队伍，像一种隐秘的内部密码一样，深刻地存在下去了。
4、兵家也没有消失，只是从民间爱好者组织转任为正规军的传承渠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正规军队的军官是要学习兵法（即兵家思想）的，在正规军队已经完全腐朽，丧失了战斗力时，民间的好兵事者便会自发地通过知识的传承，重新自修为能带兵打仗的兵家，汉末时的曹操、诸葛亮、陆逊等人，皆是如此。
5、道家、阴阳家、墨家的思想也没有消失，甚至组织形态都没有消失，他们平时借助各种民间宗教组织，松散地存在着，对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起着积极的作用，如祈福禳灾、安慰心灵、爱民互助、医疗救济等，而一旦正规的政治秩序崩溃，这些“非政府组织”就是转变为能取代政府的政治组织，成为造反者的工具，例如汉末的黄巾军起义和五斗米教起义。
6、农家、医家、星象家的思想和学说依然存在，而且也获得了一定的官方地位，虽然没有儒家那么显赫，但也是获得了体制保障的。
7、名家、纵横家、杂家的思想也没有消失，他们混迹于官学、私学以及后来的寺庙等各种场所，平时只是有同好者的语言游戏，一旦天下有变，秩序崩溃，这些人和思想便极有可能甚嚣尘上、风云一时。
简言之，汉代的思想统一，不是消灭和禁绝了春秋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而是通过体制性的调整，使他们各安其位，同时并存，各自发挥其不同的作用，统一后的汉代思想，并不是儒家一家独尊，而是熔汇百家、多元一体的思想文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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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汉朝的思想文化整体是由多种思想复合组成的，就是以“儒家”为符号的儒家思想，也不如春秋时期那么单纯，而且有意无意地融进了其它学派的思想，变成了成分复杂的大杂烩，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春秋大一统”的董仲舒的思想，就最有代表性。尽管汉代一直把董仲舒当作儒家的代表人物，司马迁将他列在《儒林列传》中，班固在《汉书》为他单独立传，称他“为儒者宗”，但近代以来，有学者以他思想内容的驳杂出发，认为他算不上是儒家，比如章太炎就评价他“其实凌杂巫史，实兼习阴阳家说”，还有学者称他为道家。
上述各种看法都是有根据的，仔细分析董仲舒的思想内容，会发现极其驳杂、各家的成分都有。他强调仁政，仁的含义是从热爱自己的亲人开始（亲亲），强调教化人民使之向善，这些思想的确是儒家的思想，他是治儒家经典《春秋》的著名学者，论事每爱从《春秋》中寻找证据和案例，而且他事实上一直活动于儒家学者的组织系统中，从这些因素来说，说他是儒家当无疑义。但是他喜欢谈天人感应、谈阴阳五行，这些东西从知识形态上看，是来自阴阳家的，而且依笔者分析，可能还和他从小生活在民间社会，从民间自然神秘宗教获取的实际经验有关，从这点来看，说他是阴阳家并不过分。他的思想中也有法家的成分，比如他借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提出文武百官要互相牵制，其实就是法家的思想。在教导帝王加强个人修养时，他提出的又是道家的原则，如“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说到底，董仲舒的思想本身只是一个以“儒家”为旗号，融合进各家思想的大杂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家在解决实际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时，无法用某一家学派的思想解决所有问题，比如按儒家的原则，所有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员，都应自觉地忠君爱民，一心为公，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更多的是不自觉的官员在欺上罔下，儒家的教育手段失灵，就只能以法家的刑罚手段解决问题，有史为证，标榜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也是任用酷吏最多的一个皇帝，甚至比秦始皇还多。二是当时的各家思想间本身也有着诸多相通互补之处，比如儒家的德政和法家的刑罚，阴阳家的天人合一与儒家的天理良心等观念，无论从原理上，还是操作上，都可以水乳交融地汇合在一起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间，本来就不存在着那么壁垒分明的界限。
何为思想？就是人们的想法，这种想法有两个来源，一是对某种外部事物的认识与反映，二是出自每个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立场所作出的判断。外部的客观世界是相通的，但由于每个人主观上的差异，所以，人与人的想法有所不同，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相近的人会形成相近的看法，持有相同或相近看法的人群，根据其群体的大小和性质，被视为有共同思维文化的群体，如民族、国家、阶级、学派等，因为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片土地上的各个人口聚落，才最终能形成一个大的政治共同体——统一的中国。在这个共同体形成之前各个聚落原有的那些已经形成知识形态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带入到新的政治共同体中，熔合为新共同体共同的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在思维本质和价值天性上，有着太多的共同点，之所以能形成各种不同的学派，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这些学派人的思想不同，而是因为组织体系不同，想借以发挥本身作用的国家、机遇不同。一位法家组织里出身的人物可能怀着儒家的济世安邦理想，一个儒家阵营出身的人物可能更擅长使用法家的严刑峻法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来看，每个人都天生地就具有儒、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所谓学派之分，只是在强调帮派利益时才被提出来，没理找理地找出些牵强附会的差别来。从此点看来，将一个人物如董仲舒划分为“什么家”的实际意义只是能判断出他属于哪个组织体系或利益团伙的人，与他的思想内容是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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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诸子百家各学派中，为何儒家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尊崇地位呢？
这是由儒家这一派的思想内容和组织形式决定的，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逐一分析一下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情况。
首先，得先将那些与政治关联不大的学派如农家、医家剔出去。这两个学派是直接为民生服务的，哪一个朝代都缺不了们，也废不了他们，但是，哪一个朝代都不会在政治上把他们尊崇为最重要的派别，因为他们的思想中没以治国为主要内容。
其次，得把名家剔出去。这些沉浸在语言思辩游戏的群体，只是极少数爱好者的临时聚会而已，既对政治无用，也不会引起更多社会大众的兴趣。
第三，杂家和纵横家得剔出来。这两派人物在思想上没有确定性，根本没有明确的原则和长远的目标，在行为上也基本上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户状态，没有形成组织体系。这两派人物共同的特点是没有原则，轻于去就，属于有思想无帮派的类型，形不成大的气候。
第四，看似有力的兵家也要剔掉。表面上看起来，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但实际上，每朝每代真正发挥作用的都是“党指挥枪”的原则。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一个能凝聚起大多数人的政治理念，就无法形成有战斗力的军队。所以，兵家就像是一个职业军官团体，在乱世之时，各投其主，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学问，不可能获得独立的政治地位。
第五，墨家的思想非常特别，像是一个国际主义的神秘宗教团体，他们的理想主义色彩和超越国家之上的行事风格，使得他们与任何国家组织都保持着距离。他们更像是一个神学组织，而非世俗政权所能利用的组织，而且因其学说过于理想主义，所以，信众日渐凋零，从未形成大的气候。
第六，道家学说在思想内容上十分庞大博杂，包容性很强，儒家和法家的很多思想是从道家中来的。但道家独有的清静无为、俯瞰终生的思想，使得这个学派离实际政治的距离较远，历来，就是实际政治家们主动去学习道家哲学，很少有纯正的道家学者主动介入政治的，打着道家幌子的儒生们倒是不少。在先秦时代，道家仅仅是种思想，少数持此种思想的人物有时互相辩论，切磋一下学问，没有形成大的团伙。汉代以后，道家逐渐转变成一种民间宗教形式，主要是炼丹养生、行医治病、算卦解难。在社会动荡之时，一些怀有政治理想的人有时会以道观为藏身之所，有时还会借助民间对道教的信仰发展组织、发动起义，这种民间性质使得道教成为一种始终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力量，要么在政府外围以民间宗教的方式为政府服务，要么是反政府力量藏身的渊薮。它的思想内容和组织形式使其无法作为体制内的一个正规部门运行下去。
第七，阴阳家可能源自民间的自然神信仰，在其理性化和知识化时，只是少数有兴趣追问世界本质的人的兴趣爱好；而在其以非理性的原始状态在每一个个体生命身上发挥作用时，几乎是人们面对不可克服的灾难时共同的心理安慰。以董仲舒为例，他的学说中有大量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内容，从他的行为来看，他不仅说，而且真信，他担任江都相时，天不下雨，他就想了些几近巫术的方法，比如让男人全藏在家里不出门，来求雨，说是雨少是因为阳气太盛，男人属阳，故应藏在家里，减少阳气；等遇见连阴雨、发生水灾时，他又让女人藏在家里不出门，说是雨水多是因为阴气过盛所致，让女人躲起来会减少阴气。据说，这种做法还有实效。说明，他对自己那套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学说，不说是完全相信，至少也是半信半疑的。其实，在中国人中，从饱学硕儒到愚夫愚妇，对天地自然现象都存在着这些几近迷信的观念，董仲舒将女人藏起来祈求涝灾结束的手段经常被受过多年儒学教育的各级官员反复应用，比如近代鸦片战争中，用女人粪便加狗血退兵的杨芳将军，其理论就与董仲舒所说的如出一辙。倒也未必是这些人读了董仲舒之后才有这些想法的，那些跑到龙王庙祈雨禳灾的文盲农民，没有人知道董仲舒这个人，但他们对事情的看法与董仲舒并无二致，只能说他们有着共同的思维天性。
但这种蒙昧迷信的思维方式是不能作为清醒理性的治国手段发挥作用的，故只能是在一切能想到的理性手段都失效后，死马当作活马医时的无奈手段。所以，阴阳家的思想遍布社会各阶层每个人的心底，但无法作为一种体制性的力量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第八，法家，这个学派和儒家一样，有积极入世的特点，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形成了不小的组织力量。但有三点，它不如儒家：首先是在学说内容上，过于片面地崇尚暴力和恐怖原则，将国家的合法性理解为单纯的暴力压迫，那么，对于政权的长期稳定是不利的；其次，在知识范围上过于狭窄，主要集中在法律治术上，这些知识，如果离开衙门，连个社会实践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以学校来比喻的话，法家更像是一所政法类的专科学院，而儒家则是综合性的文科大学，法家的学科单一，知识面狭窄，受业人数少于儒家；最后，在组织形式上，由于法家学说的内容必须在权力机构中才能获得实践与提高，而且与权力直接相关，所以，一旦形势稳定，形成统一的政权，政府不会允许在政府正式权力系统之外，再存在着一个以政府权力运用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机构，所以，自春秋战国以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在组织上已经不存在了，习法家之术的人已全部转入政府体制内，法家的思想内容在政府内部以官员实践经验的形式流传下去。说起来，官场中的人只要与权力沾边，人人都是法家，法家就是政府，只是这个政府不能以赤裸裸的法家招牌出现而已，所以，法家的名号也没有成为统一后的中国思想的标志符号。
第九，现在只剩下儒家了。儒家学说的内容首先是道德中心主义，它所鼓吹的仁爱、德政、纲常秩序、忠孝仁义等等观念，并不是儒家学者们主观臆造出的抽象知识，而是生长于每个中国老百姓心底里的天然观念。诚然，作为任何一个皇帝或官员个人，都有可能口是心非，对他们自己鼓吹的儒家原则嘴上说一套、行为上是另一套。但不管什么人，都不会在原则上否定这些儒家的说教，而且都以这些说教要求别人。事实上，儒家学说真正构成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儒家学说的内容是诸子百家中最为丰富博杂的，除了正儿八经地讲纲常伦理之外，还有纯粹知识性的史学如《春秋》、文学如《诗经》，甚至和民间巫术融于一体的《易经》。这样，修习儒家学问的人，在没有机会进入官府去实现其治国安邦的设想时，仍可以维持一种日常聚集状态，他们在一起读书认字、吟诗论学。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儒家的学问不需要其他附加条件便可以长久持续做下去（农家要有田地当实验园，法家要有政府做实验室），而且不会伤害到政府的权威。在组织形式上，儒家的组织是学校，是大量存在的私学，即使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没有把这些学校尽行摧毁，人员赶尽杀绝。儒生们本来就人数众多，在秦代的暴政下，他们的组织体系并没有崩溃，依然有老师给学生授课，依然保持着他们独特的衣帽服饰，他们仇视暴秦，热衷政治，一有风吹草动便闻风而动。想当年，陈胜、吴广刚拉起杆子造反时，就有一批鲁国的儒生携带孔子家族的礼器去投靠，丝毫没有后世儒生视造反者如盗贼的虚伪，只是陈胜不成熟，没把事弄成而已。儒生对汉代政治的参与从汉高祖打天下时就开始了，从郦食其到陆贾，这些刘邦队伍中的知识分子骨干都是儒生出身。可以说，儒家之所以在西汉武帝时代获得尊崇，是多少代儒生不懈努力的结果。
从整体上看，到了汉武帝时代，儒家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大学派，成员众多，具有分布于全国城乡的组织机构——各种学校。董仲舒的贡献是不失时机地对儒学的内容做了偷天换日般的改造，使之包容了其它学派中已经被政府和群众广泛接受的思想内容，同时，又将儒学本身的内容改造得更能为皇帝所使用，这些特点和机缘使得“儒家”获得了官方哲学标志性符号的地位。朝廷设立教授儒学为内容的官办学校，间接地也是对儒生们在民间所办学校的承认，自此之后，官学和私学共同存在，形成了传承儒学知识、发展新成员的组织网络，儒学成为中国思想体系中份量最大、人数最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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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所完成的思想统一是国家的思想统一，而不是某个政治集团内部为打天下而完成的思想统一。一个政治集团为了凝聚追随者，提高各级干部的行动自觉性，也要进行思想统一工作，统一后的思想是该集团内部认可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其所起的实际功能是加强团队纪律，提高行动效率。而国家层面的思想统一是在全国范围内整合各政治集团后的结果，其功能是将各种政治力量融入一个共同的权力框架内，各安其道，因此，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也具有更少的强制性。同样的道理，汉代的思想统一，也不是某个阶级的思想统一，我们已熟知的一个观念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从汉代思想统一的情况来看，并不完全是这样，准确地说，汉代的思想统一是包容了社会各个阶级思想要求的统一，统一后的思想混合体中，各个阶级的要求都有存在的空间。即以儒家思想这个具有标志性符号意义的思想流派来讲，它反映了统治阶级对忠君、服从的政治秩序要求，也反映了社会大众对孝顺、敬老的社会秩序要求，所谓纲常人伦是社会各阶级共同认可的原则，并非某一阶级的特殊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各个阶级构成的，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都无法取代国家的整体利益，因而，任何一个阶级，哪怕是统治阶级，也无法以其阶级的意识形态取代国家的意识形态，汉代思想统一后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包容了各阶级要求的混合体，不能按某种阶级利益来划线分析。
在本质上，汉代的思想统一，只是对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的各种思想事实的官方确认过程，因而，并没有伴随着更多的暴力强制手段（以暴力手段强制推进的思想统一往往发生在某一政治集团进行征服或者革命过程中的集团内部的思想统一，前者如以宗教为符号的民族征服，后者如以革命为原则的党派内部思想统一）。官方所采取的唯一“干预措施”，就是使“儒学”成为官学，成为国家认可的思想符号。因而，这种思想统一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然生长的过程，符合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点与秦代拔苗助长式的思想统一（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失败恰成对照。从这个角度看，汉代前期的黄老无为而治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也许不是汉武帝比秦始皇具有更多的智慧，而是那段无为而治的历史创造了各种思想和平融合的整体氛围。
统一之后的各家思想仍然没有停止其进一步完善的过程，完善的方向只有两方面：一是在思想内容上进一步丰富、系统，例如儒家的行为准则日益涵盖了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领域；一是在表现形式上发展出更多的制度和仪式，这些制度与仪式包括官方的升学、考察、祭祀和民间的节日喜庆、婚丧嫁娶等方方面面。在实际操作层面，人们可以感知到的就是这些思想内容和制度仪式的东西，有时甚至把这些东西当作思想本身。
思想内容完善的功能主要是对更广泛人群的扩散，对人们更多生活内容的扩散。比如，儒家纲常内容从朝堂政治秩序向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的扩散，形成了天、地、君、亲、师这种无所不至的“规范条例”。形式化的完善是某种时间上的延伸，以那些日益繁多琐碎的仪式填充着人们生活的闲暇时间。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稳定后，人们就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们将通过对各种思想来源的某些文化仪式的完善与丰富打发这些空闲出来的安逸时间，于是节日、礼仪、庆典越来越多，比如有了加冠礼，有了春节，婚礼的仪式越来越复杂，祭祖的说道越来越多，等等。总之，以更多繁文缛节的东西填充人们自由游荡的心理空间。
作为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思想与文化的首要作用是使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各安其位，让他们的想法、意识、意志在一个统一的和平的框架内得以实现，每个人的心灵充实、安宁、快乐，社会整体保持稳定。再通俗些说，就是让每个人都忙着想这个体系内已预设好的各种问题，忙着在这个体系内上进求变，而不是改变这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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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思想统一有什么实际后果？
首先，它标志着中国这个国家的理念以成熟的文化形式显现出来，建立起了真正的国家认同。在汉代以前，“中国”这个国家理念是以这片土地上各个部族（或国家）互争雄长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自汉代以后，则是以一种文化实体（包括思想内容、典章制度、礼仪民俗等诸方面的庞大系统）表现出来，自此以后，这种国家理念以“天下”的名义独立于各朝代、民族之上，这才有了后人将“亡国”与“亡天下”区分开来的前提。此后，无论怎样的朝代更替和民族征服，所改变者仅是不同的统治集团，所未改变者是“中国”（天下、典章制度、天理人伦）的文明原则，“中国”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文化实体，有了漫长而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使中国具有了文明本身的扩张能力。众所周知，汉代是中国版图急剧扩张的时期，其地理范围扩大了一倍。这期间，固然要有武力扩张，但更重要的是文明的扩张。单纯的武力扩张或许能一时征服某些区域和人民，但获得不了该区域人民的长期认同。汉代的扩张是以文明为后盾的扩张，中国输出的并不只是军队与安全，而且是一个涵盖了全部日常生活体系的文明系统：包括基本的人伦规范、文学艺术、生产方式、医学、农业、节日、民俗、礼仪等等。
那些分散的西北、西南、华南等地的落后小国和部落，面对着这样一个可以给他们带来全新的生活目标与体验的文明体系，由衷地向往，渴望学习与接受，渴望融入这个文化共同体。正是这种原因，使得在西汉军事实力已经完全衰落，失去对西域地区控制数十年后的东汉，几乎兵不血刃地重新建立了对西域的控制。客观地说，那时，周边地区“人心向汉”，那些人民要求的并不是政治归附，而是文明归附、文明认同。中国，首先是以一种文明的概念获得了周边地区的认同后，才作为一种政治实体建立起辽阔的疆域的。
第三，这种统一的思想与相应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一起，造就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种思想体系内部，不仅有循规蹈矩的保守性内容，也有重建新天地的革命性内容，任何一场王朝更替都可以在这个思想体系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
第四，这个思想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不断地吸收，接纳来自其它文明的因素，而且具有超强的改造能力，能把一切外来文明改造为中国思想的组成部分，比如东汉以后对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的接受，以及近代以后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只不过由于这种文化的自我认同过于强大，在接受外来文明时，更多只是接受形式上的符号，在实际思维方式上，仍维持原有的习惯。佛教被改造成中国佛教，佛陀被改造成菩萨；一切来自西方的“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被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主义。这种特点在现在看来，正是中国文明现代转型的重大障碍。
中国思想产生于农耕文明，也适配于农耕文明，所以，在一切以农耕文明为生产基础的人群中，它有强大的同化力，只是当产生于工业文明的现代西方思想兴起后，中国思想才在现代化的参照系中成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和西方思想相比，中国思想缺少科学理性和公共理性，缺少自由与人道精神，因而，严重地不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
还应该承认，西方的现代思想与他们的古代思想有一定的承继性，古希腊的哲学、中世纪的神学到现代科学之间，有着共同的思维线索，他们的那种思维方式造就了西方世界始终是个分裂的世界，但始终处于竞争创造的活跃状态。而中国思想的统一扼杀了再次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创新的机会。西方的思想革命促进了产业革命，推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中国却只能以产业这种物质形态入手，艰难地接受西方文明。由于缺少思维方式这种最具生命力的基础，所以，对西方文明的学习总是言不及义，步履蹒跚。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随着物质文明的现代化，使一代又一代的新生人口学会按照工业文明的原则去思考问题，只能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实现中国思想的新革命。
未来，经过自我革命的中国思想必将进行一次新的统一，这次统一仍是对已经转为存在的某些现代思维方式的确认，至于以何种符号为象征物，现在还无法预期，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又是一个熔汇百家思想的混合体，一定是保留着形形色色原创思想来源的混合体，一定是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与人口数量、疆域范围相匹配的文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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