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日本以两个清日的报馆社长被杀及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长城以南“非武装区”为借口，挑起了“河北事变”。最终事变以“何梅协定”的形式结束。在事变中，日本逼迫国民政府将中央军、中央势力撤出华北省，平津一带顿时沦入军力真空。
而后，日军又挑起了“张北事件”，事件的主角便是29军。日军借口29军士兵“侮辱外交官”，强令29军道歉，并一再提出更多侵略要求。交涉中，29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被解职，副军长秦德纯代主席继续交涉，交涉的最终结局，以《秦土协定》的签订告一段落，在这份协定中，29军被迫从察哈尔边界后撤，将边境交由保安队维持，而国民党党务退出察哈尔省。
而在交涉过程中，代表国民政府的黄郛更透露出拟将29军调往南方“剿共”前线的意图。这让西北军余部整合而成29军诸将领更加感到前途渺茫。而在《秦土协定》签订的同一天，一个意外事件给了29军大翻盘的机会。
就在“秦土协定”成立当晚，由天津开往北平的火车驶抵丰台车站时，百余匪徒下车，在28日0时40分突将车站占据，声言组织“正义自治军”，推汉奸白坚武为总司令。这群乌合之众胁迫停于丰台的铁甲车向北平开动，1时许抵达永定门东缺口，企图闯入城内时被击溃，往通县方向溃退。
事实上，当《何梅协定》签订后，中央军退出河北，平津军力空虚。因此这时候，在华北最高权力机构北平军分会担任委员的29军元老萧振瀛意识到这是第29军乘虚走出察哈尔，进驻北平，求得发展的好机会。因此，乘何应钦不在之际，萧振瀛以军分会委员的身份指出北平防务空虚，治安可虑，向军分会紧急建议，先调第29军一部增防。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点头同意，萧即以电话通报29军军部，请派驻扎张家口的第37师火速向北平增援。不到十个小时，37师部队陆续到达清华园西直门一带，很快控制了北平城郊，并连夜入城。29军乘虚进占平津。
造成了这一既成事实以后，宋哲元一面以日本人野心勃勃为由向南京政府施压，称“如将军队撤走，华北岂不断送”；一面对日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摆出了迎合日本的姿态。他声称对日提携合作，附和日本的各种权益要求，主动跟日本进行了秘密联系。表示要捐弃前嫌，化敌为友。
蒋介石虽然也看出了这一点，但他又认为宋的思想正统，又有抗日战史的单纯军人，还不至于叛国投敌。于是他电召宋哲元前往成都会面。宋哲元不敢去，7月7日，宋哲元给蒋介石发报，称自己准备“长期休养”。无奈之下，蒋介石还是决定，将华北大局交由宋哲元负责。
7月底，29军副军长秦德纯奉蒋介石之命前往庐山汇报华北态势，并请示机宜。据秦德纯回忆，当时蒋介石指示说：“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第29军进驻北平已是既成事实，南京于8月28日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秦德纯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此时日本人也对29军进入北平采取容忍态度。一方面，《何梅协定》只是规定中央军退出河北，29军不是中央军，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宋哲元“一方面属于反蒋的系统，一方面又是热河抗日战争和察哈尔事件的当事人，是反日系统的突出人物。可是，随着帝国堂堂正正的主张和满洲国的日益发展，在自己的背后感到了寂寞，他正处于这样的立场，将来不得不和日满提携，建立打开局面的策略。而他在一觉察华北形势的变化，就不失时机地就任平津卫戍司令，同时收揽华北民心，企图扩大强化自己的势力。”要求宋哲元脱离南京实行“自治”，由日本予以军事和经济援助。据日本参谋本部的史料披露，宋曾经有过发表自治宣言的表示，但最终采取的是拖延政策。
就这样，宋哲元两头逢源，在日、蒋两方的夹缝中，冀察两省成为29军的独立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