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也许没有注意到的是，在特朗普启动政府改革的同时，美国的很多企业也自发地启动了改革。用“改革春风吹满地”这句对于从上个世纪7、80年代走过来的读者十分熟悉的话来形容此刻的美国也许是恰当的。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郑志刚，文章来源于《FT中文网》2024年1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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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启特朗普2.0时代后，很多人更多关注的是，在特朗普支持下，由两位企业家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领导的政府效率部主导的美国政府改革（参见郑志刚，“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FT中文网，2024年11月18日）。旨在重塑美国联邦政府的架构与运作模式的这项政府机构改革被特朗普称为用以“拯救美国”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曼哈顿计划”。按照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于2024年11月20日在《华尔街日报》发布的改革政府计划，政府效率部未来将从废除过度监管，减少行政开支，节省成本这三方面推动美国政府改革。在这份改革政府计划书的最后，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写道，政府效率部的首要目标是在2026年7月4日（我们为项目设定的截止日期）消除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没有比为我们国家交付一个让建国者骄傲的联邦政府更好的生日礼物了”。可以预计的是，在特朗普支持下一场由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领导的针对美国政府的改革大幕已经徐徐开启。
然而，很多人也许没有注意到的是，在特朗普启动政府改革的同时，美国的很多企业也自发地启动了改革。用“改革春风吹满地”这句对于从上个世纪7、80年代走过来的读者十分熟悉的话来形容此刻的美国也许是恰当的。从本质上看，无论美国政府改革还是美国企业改革，都是对过去二十年以美国民主党为代表的建制派所倡导的政治正确的形式主义的反动，只不过前者体现在政府层面，而后者则体现在企业层面。
美国的企业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从ESG到反ESG。由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组成的ESG是主张企业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纳入公司治理的日常决策环节的概念。在20多年的时间里，ESG已从联合国发起的一项企业社会责任倡议，演化为波及每一家企业治理实践的一项全球运动。在各种动机复杂，各怀鬼胎的社会力量共同营造的ESG运动氛围中，借助各种名目繁多但口径不一的评级和监管信披压力，公司不得不在并非主业和核心竞争力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上投入大量的资本和精力，导致公司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公司治理成本不断攀升，初衷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ESG却事与愿违地动摇了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ESG运动在公益愿景的伪装下正在演变为一项治理陷阱，使很多企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值得关注的是，重返白宫的特朗普一直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只是一场骗局。他反对有关化石能源的各种危言耸听，声称上台后第一天就要“不断钻井挖石油”。外界普遍预期他上台后将再次退出巴黎协定（Paris Accord），将批准新的化石燃料基础建设和开发许可，甚至可能向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开放受保护的联邦土地。特朗普提名前共和党籍众议员“著名的气候怀疑论者”李.泽尔丁（Lee Zeldin）出任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署长。泽尔丁在社交平台X上公开表示，“我们将恢复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重振我们的汽车工业，让美国重新获得就业机会”。泽尔丁的上述言论让很多人怀疑泽尔丁是工业部长，而非环保署长。
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企业在ESG实际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治理成本、治理陷阱和激励扭曲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特朗普2.0时代环保政策的大幅调整，因此，反ESG成为美国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议题在预料之中。事实上，早在2023年2月2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以“保守派有了新的战斗口号：打倒 ESG”为题报道了美国社会出现的 “反ESG”（Anti-ESG）倾向。《华尔街日报》总编辑Chip Cutter甚至说“ESG在美国企业界已经变成一句最新的脏话”。
在反ESG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在2019年还是主张平衡和兼顾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发起的《公司的目的》宣言的积极签署者。直到 2022 年，该企业所发布报告均以 “业务与ESG”为题。而到了2023 年，在类似的报告中已经不再出现ESG字样。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Gillian Tedd认为，“ESG这一概念实际上可能被完全弃用”。
其二是从DEI到反DEI。同样由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包容（Inclusion）组成的DEI思潮之所以能够从欧洲延伸到美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回应了各国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扩大，文明冲突严重（亨廷顿）等现实社会诉求，因而有着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该思潮倡导通过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等手段，瓦解西方社会围绕宗教信仰、社会规范和家庭伦理等长期建立的传统价值观，取而代之的是被严重形式主义化的“多元”“平等”“包容”与“解放”等各种抽象的“政治正确”。例如，身份政治已经成为公共舆论中不容置评的“政治正确”，乃至于《老友记》的主创人员不得不出来道歉，仅仅因为“六位主角中没有黑人”。
硅谷投资人蒂尔曾经说过， “DEI政策的失败不是因为其目标错误，而是因为其方法错误。真正的多样性应该是思想的多样性，而不是表面的身份多样性。当我们过分关注人的外在特征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强化我们试图消除的偏见”，“他们（建制派）热衷于谈论多样性，却在思想上越来越趋于单一；他们标榜包容，却把不同意见推向边缘。这种自相矛盾最终必然导致崩溃”。
发生在2020 年针对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暴力执法事件成为美国DEI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水岭。2021年拜登政府推出一系列行政命令，指示每个联邦机构实施或增加“DEI”培训计划，制定“内部政策和程序以支持”员工“过渡”到另一种性别，向白宫指导委员会提交年度 DEI 计划和报告，建立“机构公平团队”，并任命一名“首席多元化官”来监督合规性。白宫的这些指令让政府机构突然产生了对 DEI 咨询的需求，并为提供多元化项目咨询的私人承包商打开了美国联邦资金的闸门。例如，美国财政部向埃森哲联邦服务公司拨款 280 万美元，用于 DEI“实施”；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向 Totem 提供了一份价值 290 万美元的 DEI 合同；美国国防部同意向 Tyler Federal 支付 330 万美元，用于“（DEI） 数据库服务”；美国宇航局（NASA）向 LMI Consulting 拨款 240 万美元，以将“多样性、包容性、公平性（DEI） 融入NASA的“文化和业务”中；国际开发署 向 SSG Advisors 拨款 620 万美元，用于“DEI”咨询合同（参见“” ，《南文观世界》，2024年12月2日）。
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带动下，美国大型企业“如法炮制”，紧跟民主党政府的步伐将“DEI”文化引入企业。推行“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 DEI运动从政府席卷工商企业，逐步成为美国最潮流的事业。财富 500 强企业几乎都推出了推行“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计划，成立各种DEI审查部门。麦肯锡等咨询公司在帮助政府和企业推进“DEI”计划的过程中如鱼得水，从承接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的咨询合同中赚得盆满钵满。根据麦肯锡公司的测算，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全球在“DEI推广”上的支出将从2020年的75亿美元增长到2026 年的 150 亿美元（参见“” ，《南文观世界》，2024年12月2日）。初衷为推行多样性、包容性、公平性的DEI运动始料未及地演变成了一颗“摇钱树”，“背后都是生意”。
在DEI社会运动式的推进过程中，美国很多大企业深受其害。我们以规模最大、享誉全球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制造商美国波音公司为例。与美国大部分公司股价上涨相反，波音的股价从2019年的最高点446美元一路下跌到当下的150美元左右。目前市值仅为1100亿美元，而负债却高达450亿美元。更让波音的股东无法接受，甚至引以为“奇耻大辱”的是，波音发射的“星际客机”飞船因为技术故障无法实现载人返航，将送入太空两名宇航员的8天任务变成8个月太空滞留，不得不向他们的竞争对手SpaceX求援，使用“龙”飞船带他们返回地球（参见“” ，《南文观世界》，2024年12月2日）。
这家曾经在航天航空领域称霸全球的百年企业遭遇到了自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而这被认为与前CEO丹尼斯·米伦伯格（Dennis Muilenburg）积极响应民主党政府的DEI政策，导致波音一定程度上染上所谓的“印度病”有脱不了的干系。负责员工招聘的印度裔副总裁为了展现波音的“包容性”，强调“多肤色、多性别的团队，会更有创造性”，大量招募印度裔员工。波音公司的印度裔员工数量从2019年的一千多人很快激增至近两万人。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因为反对她，就是反对包容性和多样性。
“多样性”政策严重伤害了波音引以为傲的工程师文化，排挤了大量优秀的非印度籍工程技术人才，让波音的“工程师派”员工纷纷出走。现任Space X首席工程师的邓契夫就是被迫出走的前波音员工。在他的带领下，2020年SpaceX率先实现了私人航天公司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壮举，SpaceX也成为波音外太空市场的最大竞争者。
在危机重重中，波音开始寻求变革。2024年8月，前雷神公司（Raytheon Technologies）CEO凯利·奥特伯格正式接任波音CEO一职，开启了旨在终结“印度病”的改革。做了一辈子工程师的凯利，对制造业推行DEI深恶痛绝，在他看来，造出好飞机靠的是诚信、努力和技术，其他一切都是“瞎扯淡”。以凯利为首的“工程师派”认为波音追求形式和外表的“多样性”，盲目地雇佣多种族、多性别的员工，人为地实施“种族配额”，“这是波音最大的问题所在”。凯利上任后不久，即解散了公司全球DEI“多样性”审查部门， DEI 副总裁随之离职，波音恢复以才能和技术优先的录用考核原则。凯利同时宣布了一项涉及约17000名员工的裁员计划，大量印度裔高管首当其冲（参见“” ，《南文观世界》，2024年12月2日）。
除了种族多样性，性别多样性同样长期困扰着美国企业的用工政策。例如，在董事会成员中，原来更加看重一个董事候选人的能力和独立性。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企业在董事候选人提名过程不得不思考性别的平衡，甚至聘请更多女性董事。一家企业一旦这样做，符合政治正确，就可以帮助该企业在一些机构的相关评级中获得高的分数。随着对身份政治深恶痛绝的特朗普的强势回归，相信未来美国工商管理实践会淡化身份的色彩，而是回归到自然状态，因势利导。
无论是反ESG，还是反DEI，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企业改革的行动实际上早于美国政府改革的行动。因而一定意义上，美国此次的改革有点类似于中国上个世纪7、80时代的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其背后反应了深刻的民意诉求，这事实上成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政治基础。
二十多年来，美国民主党建制派所倡导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等思潮为美国社会塑造了一个虚幻的“平等新秩序”。然而，这种“平等”并非基于机会的公平，而是通过激进的社会工程（例如ESG和DEI运动）追求“结果平等”和所谓“社会正义”。正如拉马斯瓦米所说的那样，“左翼意识形态驱动的 ‘国家认同危机’，用‘新冠肺炎论（Covidism）、气候论（climatism）和性别意识形态’取代了 ‘信仰、爱国主义和努力工作’”，而“社会创建公司是为了提供消费者想要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为了推动只有一小部分人认同的社会价值观”。因而，在一定意义上，特朗普的重新当选是美国社会以投票表决方式对各种形式主义的政治正确的集体抛弃，是对务实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增进国民福利的理性回归。
目前，除波音外，沃尔玛、星巴克、摩根大通、卡特彼勒、莫尔森库尔斯、哈雷戴维森 、约翰迪尔、劳氏、福特汽车、丰田汽车 、布朗福尔曼等美国大型企业表示完全放弃 DEI。可以预计，未来还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到上述企业的行列，“DEI”作为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将会在2025年特朗普上台后被彻底根除，“世界将会回到它原来的样子”。
文章来源于《FT中文网》2024年12月09日
责任编辑：刘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