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井
文/张刚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家乡的老井是通神的，虽然她现在已经干枯了。
——题记
一
老井在家乡小山村最东头，村里人都亲切地称她为“大井”，井口粗得可以掉进一头牛去。井水清冽香甜，不管天有多干旱，这眼井水永远那么旺。水是从南边山里流下来的，小时候，我和伙伴们都喜欢趴在井口往下望，只见四五颗脑袋影子在水里一层层荡漾开来，那是一股如筷子粗细的冒眼，正不停地向外冒水，漾起一层层的涟漪。
记忆里，老井西侧是一片空阔的平地，而井的东侧，是一个用石板砌成的四方水塔，听老辈人讲，在农业社时，生产队用水泵将水抽到这大水塔里，供大家取用，单干后，水塔就闲置起来了。我和小伙伴们成天在水塔上爬上爬下，玩打仗，经常连鞋都玩丢了。
紧挨老井的北侧，是一个人工凿成的碗状大石槽，可盛一桶多水，村里人在井边打水，一转身便将涮桶的水很顺溜地倒进石槽里，饮驴饮马。
办农业合作社的时候，老井西侧的这片空地，是全村社员集合的地方，每天早晨，太阳早早出来，正照在西侧墙上，土夯的墙上被人铲出两块平面来，再用水泥一抹，用墨一刷，就是两块大黑板。养增是村里能写会画的社员，他在一块黑板上画了红太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另一块黑板队长用来记工分。
每天早晨，睡眼惺忪，腹中空空的社员在这里高举拳头面向“红太阳”做早请示，说：“毛主席，今日我们要去锄草。”或说：“毛主席，今日我们要耕地磨地，今日要种三十垄胡麻……”
奶奶嫌水塔里的水不干净，每天一大早趁我这个不满一岁的小孙子还没睡醒，颤巍巍地挑着水桶来打水，一桶水刚打上来，那些社员便一哄而上，争抢着把嘴搭着桶边呼呼呼地先饮一气儿，再噙一口水掬在手上洗脸，刹那间，一桶水便被拨弄光了，奶奶笑着嘀咕：“金缠，你这个队长，也糟蹋我的水……”
金缠是村里小队长，一只手撩起衣襟擦着脸上的水，另一只手像赶小鸡一般乱挥：“走了走了，抓紧上工了……”说着又从奶奶手中抢过井绳水桶，三两下，打满满一桶水上来。一阵铁锨锄头镢头乒乒乓乓乱响，社员们涌向田间地头，老井边又恢复了平静，偶尔有井口的水滴掉进井里，“嗒——”一声，绵延而悠长。
“农业社里”牲口集体豢养，但养着养着，不是死一只羊就是死一只驴，有时甚至死一头牛。这肉照例是在老井边杀了，用井水一冲，就在井边全村均分。有一次金缠负责分肉，分着分着，轮到我堂姑姑时分没了，要再从别人那里匀，分得早的人家肉早下锅了。堂姑快嘴如刀，质问金缠这肉是咋分的？金缠是有名的好脾气：“等下次再分，下次再分。”至今被人引为笑谈。生产队里的一头牛死掉了，牛肉被均分了，牛皮让我三叔他们在滑沟河湾的大涝坝里泡了十来天，泡软了蒙了一面大鼓，周围村里数这面牛皮鼓最大，正月里闹社火时，瘦得像猴子的元福，双槌抡圆了，敲得鼓声震天。
二
老井的南侧，是一个丈把高的高台，高台上面是一个小场，场边便是我家了。如果有人问，你是哪个村的，我便说是哪个村哪个村的。是村里谁家的？我便说是场边来老二家的。于是问话的人“噢”一声，似乎是明白了。
有一年腊月十五中午，母亲挺着大肚子提着筐子到后院揽填坑，结果走到后院的苹果树下，突然腹痛，蹲在树下起不来，奶奶闻讯赶来，将母亲扶到阴冷的小东房里，于是我便降生了。
妈妈刚生下我还没出月子，便每天去挣工分，奶奶便在家照看我，她那两只缠过的小脚磨来磨去，一刻也不得清闲。奶奶是个寡妇，她三十来岁的时候，爷爷外出在两当县一个石峡里被打劫贼夺去了性命，那时爸爸才十来岁。
奶奶含辛茹苦，将五个孩子拉扯成人，她年纪大了，前几年还能在农业社里干点活挣工分，后来便在家里挑水喂猪，操劳家务了。奶奶的挑水担很光滑，这扁担还是从爷爷手上传下来的，在奶奶肩上挑了几十年了。
等我有记忆时，是三岁那年分家，有一个本家去了新疆，爸爸买下了他的庄院，就在奶奶家旁边，中间隔着另一家亲房。我经常端了饭碗，经过奶奶家门口，去看老井边有没有人谝闲。
在我的记忆里，从1980年到1990年，那是老井最后的黄金时代。
照例，吃过饭的社员，便会三三两两地，男人提着麻线缍麻线杆，女人纳着鞋底或抱着啃奶的孩子，自觉地凑到井边西侧的空地上谝闲传。井边北侧还孤零零地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婆娘嗓门儿很大，这时当然也缺不了她，她咯咯地笑着，有时还端着饭碗跑出来，叉着沟子站在一堆男人面前胡谝。谁家要是娶了媳妇，不用婆婆使唤，也会穿着新衣服到老井边来“亮相”。
要是到了冬天，村里依着学校的规律，将中午和晚间的正餐改为早晨和晚间吃正餐，我们都说是“吃早饭”，吃过早饭已是日上三竿了，冬日懒洋洋地晒着，这时村里的老少爷们婆娘们，都担着水担，牵着牲口，到老井边来打水饮牲口。谁家的媳妇长得俊，谁家的小子是个二流子二杆子，谁家的骡子马驹毛驴长得壮，谁家的驴子下了崽，都成了人们的谈资笑料，老井边非常热闹。
正月初一到初三，女人们是不能到井边打水的，怕女人的骚沟子跨在井口上，得罪了井龙王。大年初二，父辈挑着水桶，孩子们牵着牲口拿着香马，到井边“出行”，打一桶水上来，再点着香马，将香插在老井西边的墙上，祈求一年里外出平安。这时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将炮点燃了，等它快爆炸时扔到井里去，“啪”一声，这炮在井里爆炸后特别地响。老人也高兴地说，要惊醒了井龙王，让井龙王保佑这井水长年喷涌呢。
我的邻居——隔在我和奶奶家之间的亲房大大，是个老村长，在村里还有些威望。我五岁那一年过年时，他提议说，在井边支个秋千吧，正月里大伙儿都乐一乐。支秋千，椽檩有的是，可哪儿来的绳呢？于是我大大便提议，每家出二两麻线，打几根粗绳，当作队里的资产，以后也能用得着呢。
于是很快麻线就收了上来，大大从家里搬出绳车，在井边支开架势，几个年轻人跑麻线的跑麻线，搓绳的搓绳，紧线的紧线，绳车吱吱呀呀地唱着快乐的歌，我和小伙伴们都蹿前跑后地凑热闹。在暖暖的冬日里，大家很快就打了四根粗壮的麻绳，村里的壮劳力从大队院里搬出几根椽檩，一二三地喊着调子，才一天工夫，就将这秋千搭起来了。
村里长辈，端着香匣，在秋千边恭恭敬敬地烧过香马，做了祈祷，这秋千才可以让人玩了。
这一年老井边特别热闹，除了本村村民撒欢外，还吸引了邻村人来。我们附近下庄村，有个半搭子疯子叫全善，那年刚好病好些了，也跟着村里的小伙儿们到老井边打秋千。经不住一伙人的怂恿，全善便爬上秋千，忽忽悠悠地荡起来，疯子就是胆大，越荡越高，一脚蹬上去，和秋千平杆要持平了，大大一看，非常紧张，万一这疯子手握不住，甩出去就了不得了，当即将他拦了下来，全善下了秋千，笑容僵着，脸早就煞白煞白的了。
我有个堂叔，生下来就是个“软儿”，一辈子只能瘫在床上，刚开始还能拄着棍挪到我家场边，远远地看着老井边的热闹场面，后来一不小心，从场边上掉了下去，伤得不轻，脸肿得像个大篮球，他的嫂嫂我叫她新妈妈，拉着我和小伙伴，要我们的童子尿给堂叔喝了解毒。在这一年的正月，堂叔听着外面的锣鼓声，听说老井边搭了秋千，心痒难熬，拼命爬到了小巷里，央求过往的人将他背到老井边，可村民们没人理他。母亲出门正要到老井边晒太阳谝闲传，堂叔就央求母亲，母亲心肠软，在别人的嘲笑声中把堂叔背到了老井边，几个妇女将堂叔扶着坐在了秋千上，满足了堂叔的心愿。
正月里照例要在老井边起社火，正月初八起社火，到正月十五卧社火，玩七天。村里的长辈们端着香马盘，在老井边烧过香马，然后又转到老场、新场，绕村走一圈，家家尽欢而散。
三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时，已经是1980年了，农业社解散，又开始单干了，农业社里的牲口都分到各家各户，可在农业社里养死了不少，不够分了，于是几家分一头，我们三家分到了“二骡子”。
生产队里老马一共下了三头骡子，分别被称为大骡子二骡子三骡子。大骡子脾气暴躁；三骡子虽然长着一副大骨架，但瘦得皮包骨头，看上去比它妈还要老；只有二骡子最为“赢人”，虽然个头不高，但浑身乌黑，膘肥力壮，十分惹人喜爱。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听父母说我家分到二骡子，我非常高兴，这样我就能赶着它去老井边饮它了。一个月里每家养十天，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二骡子轮到我家养。二骡子总是欺负我这个小孩子，于是母亲便让我拿上一根长长的柳条，离着老远赶它去老井边，即使这样，我腿上还是让它给踢了好几下，好在二骡子心眼不坏，不是真正地踢，要不然我这小命早就没了。
老井边的石槽里有时没水，我便赶着二骡子到河边去饮它。有一天，突然父亲牵着一头毛驴回家了，我一问，原来是三家人用一头牲口，根本不够使唤，于是将二骡子卖了，钱三家平分，父亲又添了点钱，买了一头毛驴回来。
这毛驴的脾气特别好，我每天赶着它去石槽边、河边饮水，刚开始的时候牵着它，时间长了，它认识路了，我就在后面赶着它，它从来不踢人，也从不乱跑，也不害怕马路边的汽车，非常听话。母亲拉着平板车上山，便将它驾在车辕里，也不要人牵，母亲让它走哪里它便走哪里。这头毛驴在我家养了二十多年，在我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生了三只小驴崽，最后牙口老得嚼不动草实在没法再养了，父亲只好将它卖掉了，卖掉它的时候，母亲舍不得，偷偷地在门后流眼泪。它买来的时候我还没上学呢，卖掉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我从兰州回家，得知老驴被卖掉后，在驴圈里出出进进好几趟，心里也空得难受。
刚单干的时候，老井的水还是那么旺，但单干后，人都忙着自己的生计，老井边谝闲传的人日渐减少，老井西边的平地日渐空旷，村民便将驴粪都倒在这里晒“填坑”（烧炕的材料）了。
树挪死人挪活，不愿再贫穷下去的村民，开始张罗着要在别的地方打新庄院。这场“打庄运动”，首先从老井边那户孤零零的人家开始。
在村西边，有一片平坦的自留地，于是老井边那家住户，首先在自留地里打起一座庄院，又大又亮堂，从老井边搬走了。
父亲买的这处老庄院，风水不是很好，住进去后父亲摔伤了腿，母亲老是生病，家里经常飞着各种不知名的大飞蛾，老人都叫它“鬼奴”。于是父亲也想着要打一座新庄院。可那片空地里，我家只分到了长条子形状的三分地，根本无法建新院子，于是父亲想办法从本家大伯家那里换了一块地来，这样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举家迁到了新庄。
很快又有七八户人家都打了新庄，搬到了村西头的平地里，这样老井就远远地留在了村东。我从新家到老井打水，得从村西到村东走五六分钟才能到。
单干了，人们都各忙营生了，即使在冬天农闲，晒太阳谝闲传的人都越来越少了，老井边日趋一日地清静，也再没有了昔日的欢声笑语。我上学的时候偶尔经过老井边，有时情不自禁地跑到井边向井里望，井壁南侧的冒眼，还是一如既往地向外冒水，荡起层层涟漪。
四
八十年代末，天特别地旱，老井的水突然不够用了，先是按原来的井绳放下水桶，够不着水面，村里人又都在井绳上接了一截，再就是井里的冒眼不冒水了，往井里望，水面上的涟漪消失了，水越来越少，越来越混浊，还有股腥味儿，连骡马都不喝。
在三叔的张罗下，村里组织了几个壮劳力，下到井底去淘井，淘上来一大堆淤泥、石块，还有一只死猫腐烂的尸体——这就是骡马不喝井水的原因。村里的老人说，牲口的鼻子多灵，人还不如牲口呢！
四爷大名根昌，主要由他负责在井下挖，我那时还小，不敢一点点到井底，只在井边围观。四爷在井底喊，没有在井壁南侧找到冒眼，据他说只有井北边有一股像席篾一样细的冒眼要向外冒水，仅够几家人用。
三叔在井边不停地念叨，按风水来看，这水应该从南边山上下来，怎么会从北边来水呢？难道是北边小河渗过来的水？村里人都想不通。
于是村里不少人开始想办法，找阴阳先生看看自家的庄院附近有没有能打出井的地方。过去村里人都说庄院里不能打井，但吃水保命更要紧，有几户先在庄院里打出井来了，比如我家邻居，可是在村西，水都不如村东旺盛，有些人也打了井但都没水。
这样凑凑合合地过了几年，在我上高二那年，父亲说，咱豁出去了，在庄边的园子里打打看，能打出水就赚了，打不出水，就将井再篷了算了。于是那年正月，我们随便在园子里画了个圈，开始打井。
父亲在井上吊土，我和二哥换班，轮流在下面挖。挖井是个技术活，也是个屈圈活，在井下只能猫着腰半蹲着，将一个小篮子放在裆下，用小铲子慢慢地挖土，挖满一篮子，再站起来，将篮子顶在头上，一摇绳子，父亲便在上面吊上去倒在一边。这样一寸一寸往下挖，挖了十来天，挖到约有七八丈深的时候，挖到沙土层，沙土湿乎乎的，大家都十分期待：要是运气好，沙土层深的话，就有水，可才挖了二尺，沙土层就尽了，出现了坚硬的红土层。
坚硬的红土层，摸上去也湿乎乎的，可是其坚硬程度超出人的想象，铁铲挖下去，只能铲进一点点，一天也挖不了两三尺，我们又坚持挖了三天，才挖了不到一米深，我们彻底失望也彻底放弃了。
打了一眼干井，最失望的是母亲，她还得每天起早贪黑，到老井去打水，去晚了，只能打半桶。
老井里的水越来越少了，有一天，村里一个妇女打水，不小心将一只鞋掉了进去，从井口往下看，这只鞋居然没有沉，还漂浮在井面上，于是她拿了一个竹筐子拴了井绳放下去打捞，鞋是被打捞上来了，可井水更加不旺了。
村里的长辈们说，鞋掉进井里，冲撞了井龙王，把井龙王冲跑了！
村里好多户人家无水吃，挑了水桶到打了井的人家去讨水，一担两担还行，三担四担，自己也不好意思啊！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啊！于是三叔他们几个壮劳力又去老井淘了一次，但是这次下去淘井，更是令人伤感，老井的气息更弱了，没有冒眼了，只有四壁向外渗水。
老井淘好了，刚淘过的井水还是混浊的，被村民用塑料袋篷盖着，要“卧”七天，等七天后将水“卧”清了，几家人还可勉强够吃。可是老井真是不幸，四川的一个放蜂人，在北面的河滩放蜂，天天到老井打水吃，他不知道刚淘过的井要“卧”，村里的人也忘了嘱咐他，放蜂人在淘井第二天就掀起塑料布打了水，老井的水再也没能恢复清澈，打上来的水永远是发白的，要沉淀后才能变清。
也许这是老井的命吧，村里的人都没怪怨放蜂人，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在发白的井水里打发着。
五
奶奶就像这老井一样，也日趋一日地老了，但她还是自己挑水。我在放寒暑假的时候，便去找奶奶，和奶奶说话，帮她去井边打水，帮她印票票儿（冥币），烧给早年客死他乡的爷爷。
奶奶缠着小脚，在夏天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帮她挑来水，她便将尿盆洗干净了，倒上井水在太阳底下晒，晒得温吞吞的，然后一层层地解开裹脚布，露出尖尖的变了形的小脚来，那小拇脚趾都被挤到脚心了，走路能不痛吗？
奶奶的刮脚刀很老很钝，她费力地剔去脚上一层层的老痂，后来我用半截钢锯条给她打磨了两个刮脚刀，很锋利，奶奶有说不出的喜欢。
奶奶从三十多岁开始守寡，拉扯三男二女，苦不堪言。她总是牵挂着死去的爷爷，有时想得心慌了，便舀一搪瓷杯浆水，拿着票票儿，在黑沉沉的夜色里让我陪着她到老井边去烧纸钱。
到我记事时，爷爷死去都十多年了，但每次烧票票儿，奶奶都要伤心得哭出声，说是哭着爷爷，其实是哭着自己的愁肠，她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两个女儿嫁为人妇，奶奶的日子熬得比中药还苦啊!
我在一边跪着，搀着她的胳膊陪着，直到奶奶啥时哭完了，我才搀扶着她慢慢回家。
1995年我上高三，放寒假回家，照例是去老井边逛逛，看看老井怎么样了。唉！这些年，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可老井是彻底衰败了，它东边长满了一人高的野蒿，西边的空地也不再光滑，尘土很厚，井壁上长满了黑黝黝的苔藓，井面很平静，却是一潭死水，水面上蒙着一层浊浊的东西，这水没法吃了。
村里不少人想办法打了井，我家实在没办法了，母亲便挑着水桶今天到这家打一担，明天到那家打一担，也苦熬着。
看完老井，我便去看奶奶，奶奶不在，三婶说是到大姑家去了，不知啥时能回来，我心里怏怏不乐。
那天是农历腊月十三，村里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头去世了，我便去给人家帮忙写讣告、印票票儿，第二天老人就要下葬，我回家后将铁锨放在大门口，准备第二日一大早就去坟地帮忙。
睡到午夜，突然有人咣咣地砸门，我从梦中惊醒，不可能这么早就去埋人呀？却是三婶的声音：“快到他奶奶那里，他大姑把他奶奶从山上送下来了……”母亲一听知道事情不好，披上衣服就往奶奶家跑，边跑边催着让爸爸穿好衣服赶过去。我紧跟着母亲，赶到奶奶那里，奶奶已经失去了知觉，气若游丝。
原来，奶奶外出在大姑家住了一个多月，夜里突然长病，等大姑把她送到老家来，奶奶就永远闭上了眼。
我还没来得及和奶奶说句话，奶奶就走了。
奶奶走了，我在这老井边的生活岁月也基本结束了。从上大学到参加工作，只有在回家的时候，或偶尔或专程到井边来，看看，然后默默地离开。
老井的一生也像奶奶的一生，从青年到老年到死去，是熬过来的。老井把自己甘甜的井水，无私地贡献给村里人了，就像母亲用乳汁哺养孩子一样，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可是老井，也终究躲不开死去的那一天。
村里人基本都迁移到村西了，往老井来的这条路都很少有人走了，老井更加寂寞，那些曾经的热闹都远去了。夏日长得一人高的蒿草，在冬日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发出一阵阵或激烈或轻微的唰唰响声，像叹息，像哭泣。
六
奶奶的去世，让我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是有灵魂存在的，相信这个世界上，善良人是受神保佑的。
冬天来了，奶奶在大姑家过冬，有一天她在大姑家解开裹脚布洗脚时，自言自语地对大姑说：“这刮脚刀老得不能用了，等我的大孙子放寒假了，再给我磨一个。”
但她没有等到我回来，便走了。
奶奶走的那天夜里，她突然想解手，从炕上起来，下地，用尿盆解了手，还没上炕呢，突然对大姑说：“你爹刚才来叫我，要领我走，我怕不行了，快把我送到山下老三家去吧！”
大姑在梦中迷迷糊糊，抱怨奶奶：“胡说啥呢，赶紧上来睡，别凉着。”可这时奶奶已经浑身无力，上不了炕了。
大姑一看这情形，吓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赶紧喊醒了大姑父，大姑父抓紧套好架子车，连夜将奶奶送到三叔家里。进了村，到三叔家还有一个小小的石头坡，三姑停下架子车，跑去敲门，敲了门又来拉车，轻轻地掀开被子，问奶奶：“妈，还好着吗？”
奶奶“嗯”着答应了一声，三叔开了门，背着奶奶刚进门，奶奶说了声：“到家了吗？”人们七手八脚把她扶着躺到炕上，奶奶闭上了眼睛，气若游丝，渐渐趋无。
奶奶十几个孙子孙女，都没来得及赶回，只有我和孙女新兰在身边。痛哉！
奶奶走了，有一天夜里我还梦见奶奶颤巍巍地从门里走进来了，向我要针线，说自己没有针线，要自己做衣裳穿。奶奶一生穷苦，吃不饱穿不暖，拉扯了五个孩子，却没享到一天的清福……
奶奶走了，不管是朝氲，还是夕阳，洒在老井边的都是一抹苍凉。我每隔一两年，便抽空回老家一趟，回到老家就不由自主地想着到滑沟河湾、老场边、老井边转转看看。这时的老井，早已凋敝得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井台周围的大石板，也塌陷得不像样子了。
井台边长满了一种名叫“荨麻”的植物，人一不小心碰到它的叶子，会被刺伤，有毒，痒痒得厉害，听老人说要用鼻涕抹抹才能解毒。
我记得小时候，井台南面的场边小悬崖上，还长着不少红果子，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赫赫有名的“枸杞”。这些红果子也没有人来摘，从秋天到冬天，一直红红地挂在枝头，在那个贫瘠的荒原上，是那么鲜艳。
除了红果子之外，还有野葡萄，又酸又甜，只有熟透了，红里透着黑紫，才能吃，要不然也是有毒，但也不敢多吃，吃多了怕中毒。井边的荒地里还长着一种能吃的野果，我们叫它“奶奶馒头”，也不能多吃。但是这些年来回到老井边，这些小小的野果也看不到了，大约是村民都迁走的原因吧，连野果也都失去了依靠，亡去了。只有“仙麻”和一人多高的蒿草，蓬蓬如野。原来高大的庄院高墙，因为原来的住户搬走了，也日趋塌陷，风化成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小土堆。
老井就这样沉默了。村里的人，像瘦猴一样的元福，爱下象棋的尕虎，也都远走了新疆。村里缺了元福，会打鼓的人就不多了，后来听说，元福在新疆打鼓打得好，都远近闻名了。
过年老井边没了锣鼓，没了秋千，曾经属于它的繁华，都逝去了，就连那个饮驴的大石槽，好像也不见了呢！
但是回到故乡，走在这荒凉的井边，奶奶的足音似乎还在那里回响着，久久不散。
老井是彻底地衰落了，也许是它送走了太多像奶奶一样苦命的、朴实的村民的缘故吧，老井它也经不起岁月的风霜，经不起人世间这许多沧桑，永远地沉默了，一任野草青苔长满全身。
【作者简介】张刚（男），甘肃通渭鸡川人，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山东齐鲁晚报高级记者，现供职于山东管理学院。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曾当选山东省人大代表、山东十大杰出青年，2017年当选为十九大党代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著有《底层行走》《乡书何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