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王素珍像往常一样在青年路街口卖橘子。可是那天她却发现，路边的角落有个小孩。这个穿着红色毛线裤的小姑娘，模样不过四岁上下，一声不吭地蹲在地上，身上沾满了泥灰。
这孩子一直盯着橘子摊，想吃橘子又不敢过来的样子。傍晚，橘子摊也该收了，小女孩还在那里没走。王素珍不太放心，拿了两个橘子朝她走了过去。
“小姑娘，姨姨这里还剩两个小橘子，给你吃吧。你在这儿一天了，家里人呢？”
小姑娘看了看她手里的橘子，小嘴一咧几乎要哭出来：“我妈妈不知道去哪儿了，我找不到她。”
“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小波。”王素珍于是把她带回了家，后来摆摊的时候，也不忘帮她找找父母。
直到重庆解放后，王素珍才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小波的寻人启示。在孩子母亲郭德贤的感谢中，她这才知道，这孩子居然是从国民党的大屠杀中逃出来的！
郭德贤是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她早在多年以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有知识，有文化，她在党内一直以教师的身份做掩护，从事着危险的地下工作。入党后的几年，她与同为党员的蒲华辅结为夫妻。
婚后，两人便留在家乡四川继续着革命工作。1944年生下女儿小波后，照顾孩子的重担让郭德贤倍感劳累，好在丈夫和孩子的陪伴，也使她心里稍稍安慰了些。
都说“千防万防，人心难防”。这句话用在郭德贤身上，或许再合适不过了。虽然她为了党的事业，不怕辛苦，克服了重重困难。但她的丈夫蒲华辅，却是个安于享受，吃不了苦，革命意志不坚的人。
1949年1月，她的丈夫蒲华辅在某天出门后，过了一整天也没有回来，郭德贤顿时感觉不妙。当时的她还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预感他们或许被特务给盯上了。于是她果断行事，连忙找出自己保管的党的机密文件，一狠心全部丢进了火盆。
东西刚刚烧完，国民党的人就找上门来了。郭德贤家的大门被硬生生砸开，她和年幼的女儿被拖上了开往国民党的集中营的车。
渣滓洞的四周都是一人高的野草，周围方圆几十里都有国民党的哨兵站岗，守卫森严。郭德贤被扔进监牢之后，发现这里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民主人士、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更让人气愤的是，有几个附近的学生，仅仅是上学途中抄了小路，就因为误入禁地，也被这么关了起来。
进来之后，郭德贤却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的丈夫蒲华辅，居然就是那个告密的人！因为他的出卖，川东、川西地下党组织的人都被捕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一时间无法接受，几乎快要崩溃。但看了看随她一起被抓进来的女儿小波，郭德贤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她时刻关注着监狱的动向，等待着一个逃出去的时机。
在渣滓洞被关了十多天后，又有一批新的人员关了进来，郭德贤他们于是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白公馆。等她到的时候，发现这里关押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共产党人，其中就有后来帮助大家逃跑的关键人物罗广斌。
被关的日子每天都生不如死，国民党人为了防止他们接触，每天都让这些“政治犯”分批出来“放风”。说是“放风”，也仅仅是出来倒马桶，洗衣服，做些苦活脏活罢了。尽管大家的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他们也还是趁着这时间，互相沟通有用的信息。
十月份的一天，在“放风”的时候，有个难友看到特务办公室里没人，门也没锁，就悄悄进去转了一圈。他看到桌上有一份报纸，上面登载的正是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在监牢里传开了，暗无天日的生活仿佛破开了一道缝隙。大家激动地讨论着关于新中国成立的事情，却因为有特务的监视，也只能很小声地交谈。但这并不能妨碍所有人那份激动的心情，巨大的喜悦之下，就连身上被拷打的伤痛好像都算不了什么了。
难友还告诉他们，新中国的国旗是一面五星红旗。什么样子的五星红旗呢？报纸上没登，大家只能靠着想像，来猜测这面新中国国旗的样子。
“都睡下了吗？”罗广斌趁着晚上特务们不在，小声问大家。因为知道了报纸上的好消息，他们没一个人能睡得着，到了大晚上还醒着。
于是罗广斌提议：“我们自己来做一面五星红旗吧！等到能出去的那天，我们要拿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
说干就干，罗广斌先拿出了自己的红花被面用来做红旗，又托一位看守人员要来了黄纸，剪了5个五角星，小心翼翼地缝在了旗面上。
四颗小五角星在四角，一颗大五角星在中央，寓意着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这就是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了！送来黄纸的看守看着他们的“成果”，也不由得感叹：“好家伙，还真像样啊。”
这位好心的看守原本是个土匪，因为抢了国民党的车所以被关了进来。在同牢房的共产党员的思想感召下，他本人对牢房里的共产党人也十分友好。因为没有什么政治嫌疑，国民党人想偷懒的时候就会让他给大家做饭，当看守。
做好红旗后，大家把它像宝贝一样叠好，放在牢房一块地板下。
“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了！等到重庆解放，我们大家要举着红旗去迎接我们的党。”大家都在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然而所有的事情，并不会都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国民党集中营
蒋介石的统治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到了1949年10月，蒋家王朝已经是垂死挣扎了。
从10月份开始，敌人在各个国民党集中营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临近11月底的时候，郭德贤听到看守的人说，已经挖了三个大坑了。消息传到众人那里，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很快也会死在敌人的枪下，甚至有可能被活埋。
“如果不能活着出去，也要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每个人心理上都做好了准备，没有一个人想着退缩。
很快到了11月27日，这天下午，看守监牢的特务们全副武装，手持枪支弹药，把人一个一个往外提。
最先被杀害的是中统和军统抓来的“政治犯”，黄显声将军和张学良的副官李英毅首先被点名。二人出去不到10分钟就听到一片枪声，大家的心都暗了下来，为这两个爱国志士的死而沉默。
“国民党必将灭亡！”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句，众人听到之后也纷纷跟着喊了起来，渐渐形成了异口同声的口号，一声高过一声，一句压着一句，就这么一直喊，再也停不下来。不光喊口号，还唱着歌，坦然地面对自己将要迎来的死亡。
“你们一定要灭亡！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几乎每个被点名的人，跨出牢房时都要喊出这句话。郭德贤看着走出牢门的王振华夫妇，心都要碎了。
他们夫妇在牢里生下的一对儿女，也被点到了。夫妻二人一人抱一个孩子，挺起胸膛走出了牢门。
“多向我开几枪吧，把我的孩子留下，不要伤害他们！”做母亲的无论到哪一刻，都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敌人没有理会王振华妻子的请求，叫嚣着要斩草除根。
他们突然举枪对着二人手里的孩子射击，一家四口顿时没了声音，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可怜那么小的孩子，手还紧紧地抱着妈妈的脖子，半个身子却已经被子弹打得血肉模糊了。
屠杀持续到半夜，居然渐渐平静了下来。此时的特务们，是全部去到渣滓洞进行集体屠杀了。
楼上传来三声跺脚声，没一会儿，罗广斌和其他几个人居然逃出牢房跑了过来。原来，他们成功策反了一个看守，看守交给他牢房钥匙和一把铁锤。刚才的三声跺脚就是他们之间的秘密信号，暗示着“特务已经走了，可以出逃”。
罗广斌打开了所有人的牢门，指挥着大家相互照应着往外跑。为了防止被再次抓住，他们所有人分别往不同的方向跑了出去。
郭德贤所在的一队跑到了附近的山上，躲在山间的树丛里。所有人都不知道国民党的特务会不会追来，直到收到重庆解放的消息后，大家才慢慢从山上一个个下来。
他们无疑是幸运的，在他们离开后几分钟，特务们就重新回到了关押众人的白公馆。见牢房里空无一人，都以为人已经被干掉了，掉头就走。
看守白公馆的特务头子最后赶回来时，一看人都没了，以为是先回来的人已经把“犯人”都给“处决”了，也没多想，跟着离开了。所有人就这样侥幸逃过一劫，然而混乱中，郭德贤和自己的女儿小波却走散了。
重庆解放后，郭德贤一边寻找女儿，一边和其他难友取得联系。大家又回到了藏着五星红旗的那个牢房，当拆开地板看到那面红旗时，所有人再也忍不住了，嚎啕大哭起来。
泪水浸湿了那面红旗，当初一起说好了要带着红旗去迎接胜利的人，到最后却只有他们这些人逃了出来。其他的那些革命者，都已经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
在渣滓洞收尸的时候更是让人悲痛。似乎老天都在替这些牺牲的烈士们哭泣，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地上的泥水和烈士们的血水混在一起，尸体已经被浸泡得无法辨别。
渣滓洞的人没有白公馆那么幸运，国民党特务先在渣滓洞拿机枪进行扫射，过后又进来补枪，最后在尸体上倒满汽油，一把火全烧了。最终他们见到的，是所有人烧得只剩下正常大小一半的，焦炭般的遗体。
这天，当卖橘子的大姐王素珍把小波送回来的时候，郭德贤正在住所悼念那些不幸牺牲的人们。看到女儿的那一刻，郭德贤忍不住再次泪流满面。
小波在山上和妈妈走散后，被那附近将要离开的国民党士兵发现了。可能是生出了恻隐之心，也可能是觉得小孩子在这里也活不下去，这个士兵把她拉到城里的一处地方，放下车就走了。也正因如此，小波才会被卖橘子的王素珍发现，带回了家。
在这样残酷的屠杀中，她和女儿还能最后保全性命，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啊。可是那些死去的人，却再也没机会看一看这解放后的新世界了。
郭德贤将自己的事情上报了党组织，组织里最后决定奖励送回孩子的王素珍夫妇每人一套新衣服和一些银元，以些感谢他们对小波的照顾。
解放后，郭德贤担任了不少中小学辅导员的工作，耐心教育这些孩子们知识，给他们讲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直到95岁高龄之时，郭老仍然活跃在教育一线上。而她的女儿郭小波也很争气，后来读了书，成了一名高级工程师。
每当清明的时候，母女二人还会一起到烈士陵园去扫墓，看看当年为了革命事业牺牲的那些战士们。这么多年过去了，人民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好了，可也正因如此，才不应该忘记先烈们的奉献与牺牲。
郭德贤曾说，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了，没什么能帮上国家忙的。能做的也只有时常到学校去，给孩子们讲讲先人的革命故事，让他们牢记这些曾经的牺牲者，才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