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谌容凭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名噪一时。
随后，此书译为多语，遍及四海，更于1981年荣膺国家中篇小说一等奖。
谌容由此名声大振。
1989年，美国某高校邀其演讲。讲罢，有听众提问其对中国共产党感情。
谌容只用了一句话便令全场哑然失笑。
本以为能利用提问捕风捉影，却反被谌容机智反驳，使其无言以对。
创作的唯一源泉
谌容，这位当代文坛上的异乎寻常女子，其一生可谓是命途多舛，历经风风雨雨之苦。
196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脑溢血，迫使她不得不暂停手头的笔墨。
即使病榻之上，她也未曾放弃探寻生活的热情，倒是画了画，贴了邮，缝了线，煮了菜，似乎与苦难抗衡也成了她的一种新乐趣。
继而，她自发奔赴山西，成为了那一时期“上山下乡”风潮中的一员先锋。
在那“遍地烽火”的十年里，许多身强力壮之辈也不免颓然倒下，但谌容以她那柔弱的身躯和多病的肉体，却在文学的沃土上开始了不懈的耕耘。
从小说到戏剧，再到翻译，她的足迹遍及文坛各领域，取得了许多令世人侧目的成就。
她所创作的，已不再仅为生计谋求，更多的是在尝试用文字描绘那些被巨大时代背景所压抑的微小而真实的声音。
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到的，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对谌容来说，这句话正是为她人生转折的真实写照。
内心藏着无数故事和丰富情感的谌容，她为了写作一次次劳累至病倒。
然而，每次离开病榻，她的首要愿望便是再次投身于滚滚红尘中，继续她的文学创作。
她深知，唯有深入生活，才能为创作注入不竭的源泉。
1957年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安排，将谌容带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她先后担任音乐编辑和俄语翻译。
但随后她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路，频繁的晕厥和神经官能症让她的身体日渐消瘦，她的身高一米六，体重竟减至仅有80斤。
1962年，谌容被机关精简，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她开始尝试各种活动以寻找精神寄托。
集邮、学画、跳舞、看戏、操持家务，但这些只是填补个人和家庭的空虚，并不能让她为社会尽到责任，内心的苦闷与挣扎不断加剧。
她贪婪地吸收文学名著的养分，同时记录日记、翻译外文作品、尝试写小说，但深感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尚浅，难以承担文学创作的重任。
最终，在经历了长期的心理挣扎和痛苦后，谌容作出了决定。
她要走出书斋，直面生活，到社会的最前线去寻找文学创作的真正灵感。
她毅然决定投身于山西汾阳的农村，试图在那里追寻真实生活。
在这里，谌容的笔触第一次触及了泥土的芬芳，她开始将那些生活的苦与乐、农民的憨厚与城市人的疏离，用文字娓娓道来。
初至乡下，一切仿佛都是那么新奇又陌生。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们的生活简朴而纯粹，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机关的冷漠。
他们对谌容的接纳，没有前嫌，没有疑虑，只有纯粹的善意与关切。
大城市里，谌容习惯了计较与防备，而在这里，连太阳与月亮都显得异常明亮，她才感受到了天地的辽阔与生命的奇迹。
这里的空气清新，田野广袤，小路宁静，一切生机盎然，充满活力。
乡亲们的纯朴和热情如同甘泉，治愈了谌容多年的心灵创伤，让她的精神得以从城市的混沌中重获新生。
春播秋收，农忙农闲，这里的节奏与城市迥异，大自然的循环赋予了她新的生活希望和目标。
大自然的永恒与生命的力量，使她的个人不幸在这宽广的生活海洋中显得微不足道。
海洋深邃广阔，有时平静如镜，有时波涛汹涌，而谌容在这片海洋中，如同一叶扁舟，渐渐学会了与各色人等交流。
从普通的农民到社队的干部，从护林员到地方的官员，他们的喜悦与忧愁，成就与挫败，都如同潮水一般，淹没了她过去的刻板印象，充实了她的人生体验。
这样的生活，不仅令谌容的身体得到了复原，也激发了她内心深处的文学创作灵感。田间的劳作虽轻，却也是一种身心的疗愈。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她的生命重新焕发了光彩，她的笔触也随之生动起来，开始记录下这一切的美好与艰辛。
一种新的力量在谌容血液中奔流，触发了那沉睡在谌容心的深处的创作灵感。于是，谌容开始写了……
就这样，谌容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这是一条给谌容以“生”的路。
对谌容来说，这是从死到生的一个转折。
正视现实，直面人生
谌容在文学的崎岖小路上，决心步履不停，哪怕荆棘遍地，也丝毫未见其退缩之意。
早在青涩年华，她便已挥笔落墨，撰写了三部剧本，然而它们均黯然失色，未能见诸舞台。
到了1975年，她终于以《万年青》一书，正式步入长篇小说的领域，紧接着又推出《光明与黑暗》，正值那个左风盛行、文坛烟雾迷蒙的年代。
大多数作家面对重重压力，权力被剥夺，有的人遭受迫害，有的堕入泥沼，有的灰心丧志，有的干脆另谋出路，
然而，还有那么一些人，如同石缝中顽强的小草，尽管生长扭曲，命运多艰，却依旧在为明天的绿意而努力挣扎，谌容便是其中一位。
谌容是在文学的新潮流中挣脱而出的作家。
当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新旧矛盾在尘世间尖锐碰撞，她的作品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
她之所以能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首先是因为她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苦难与不平。
她以一种近乎于锐利的敏感和深刻的分析力，剖析新时期生活的每一丝纤维，及时揭示了社会生活中的深层问题，给予读者及社会一种迫切的紧迫感。
在这一过程中，她无疑是把文学的使命，作为一种揭示真相、启迪心灵的重器，扛在了肩上。
谌容在六十年代初期，曾将自己投身于农村的生活，她深谙一点：深入生活绝非仅仅是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那么简单，而是应广交天下各色人等，与各个阶层交朋友。
自那以后，不论是改革开放的商品经济浪潮，还是她在某合资企业任董事五载，她总能洞悉其中的奥秘，不断拓宽视野。
若欲深知未知之域，必须身入其境。
对于写作，谌容更是持之以恒地追求场景与细节的真实可信。
尤其是面对需精准科学支撑的题材，她决不马虎。
记得在撰写《人到中年》时，为了确保医学情节的精确无误，她不惜在同仁医院实地体验长达一个月，目睹了一场又一场的眼科手术，只为寻得与小说情节契合的真实案例。
《人到中年》这部作品，无疑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深度与现实意义，其在文坛、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背后是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作为支撑。
“人到中年”的感慨，如潮水般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涌现。
然而，这不仅仅是感慨，它还是一种呼吁，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代肩负历史重任的中年人，向世界宣泄自己沉重而热烈的情感的方式。
《人到中年》必然要尖锐地指出社会问题。
当一个社会性的难题阻碍着我们的进步，而大众对此仍旧一知半解时，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敏感度驱使她不得不将自己的观察、思考和结论，连同塑造的人物形象，全然献给社会，以此唤醒人们的认知与反思。
谌容在观察人物时，总是能洞察其内心深处，展现出他们平凡生活中的不凡气质。
她善于通过人物日常的微小行为，揭示出劳动人民深藏的传统美德。
以《白雪》中的西坡奶奶为例，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身上所展示的质朴思想、勤劳习惯、高尚情操、无私品格、善良心地与真挚情感，都是如此朴素而又动人。
她的灵魂如白雪般晶莹剔透，她的日子虽然平凡，却洋溢着诗意的光辉。她从不刻意展示自己，然而美德却总在不经意间闪烁其光。
在抗日战争火热的岁月里，面对鬼子与汉奸的拷打，西坡奶奶浑身是血，却坚守秘密，保护八路军伤员安全至上。
她还主动收养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要饭女孩，不仅供其吃住，还助她步入学堂。
尽管自己节衣缩食，常年身着自织的粗布衣裳，却在村里筹建猪圈、公社修建水利设施时毫不吝啬地捐出自己的积蓄。
大雪纷飞的清晨，她能跋涉十里地去拾柴，自己冻得瑟瑟发抖，但只要家中有客人，便将炕烧得暖洋洋的。
这样的行为，在旁人眼中无疑是不平常的，大抵一般人也难以做到。
然而，对西坡奶奶而言，这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她认为这是她应尽的责任。
这种无私的奉献，几已成为她性格中的本能，一种深植于心的自觉，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志。
她的生活哲学和人生态度，无需夸张的言辞，她的行动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表达。
机智妙答，听众哑然
在1989年的某个春日，谌容被邀至美国某知名大学，发表关于文化交流的演讲。
掷地有声的演讲结束后，一名听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听闻至今您仍未加入中共，请问您对中共抱有何种个人情感？”
此言一出，全场陷入一阵静默，众人的目光如锐箭般投射向谌容。
谌容微微一笑，沉思片刻，然后以她那标志性的幽默回应道：“确实，我至今不是中共党员。不过，我的丈夫是一位资深的共产党员，而我们共同的生活已经走过了数十个春秋，且未有分离之意。从这一点您大可看出，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情感，深厚到了什么程度。”
此番回答，让提问者哑口无言。
他本以为能从一个非党员的回答中挖掘出些许对自己有利的言论，然而谌容的机智回应，让他一无所获。
其实，若谌容选择正面回答，恐怕难以在这些美国听众面前站稳脚跟。
因此，她巧妙地将个人感情与政治立场相提并论，用对家庭的忠诚来间接表达对党的态度。
这样的回答，虽看似与逻辑不符，实则不失为一种极富智慧的绝妙之答，既展现了个人的机敏，也体现了深厚的人情味。
回顾谌容一生的跌宕起伏，从风雨飘摇的少年时期，到走过充满挑战的文学创作之路，再到晚年经历丧夫丧子的巨大悲痛，谌容的一生可谓是历经沧桑，见证了无数的社会变迁与个人悲欢。
然而，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她始终保持着坚韧和乐观，用她的笔墨和坚守，让无数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与希望。
这是她对整个时代最有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