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和香港的回归不仅是20世纪的我国大事件而且极大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可以说，如果港澳回归的时限如果拖到了21世纪，那我国可能也不会憋着一口气发展这么迅速。
意思是香港和澳门的回归让无数国人朝
着第三个方向，也就是台湾回归而努力。台湾问题不同于香港澳门，同时也无法通过所谓的“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因为美国并未直接占领台湾。
尽管蒋介石和当下的民进党台独分子背后的金主都是美国，美国采取了代理人统治台湾的做法，但归根结底台湾只能算是一个“割据势力”，不能从一开始就说失去了主权和治理权。
相反，占领台湾的国家只有日本一国。可日本战败后台湾也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美国选择在后来插手到我国内政当中，扶持蒋介石成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尤其是台湾的代理人。
因而，台湾问题的真正解决非需要用到武力手段不可。这里的武力手段可以是武力威慑也可以是武力统一。总之，台湾问题有其独特特性存在，和香港、澳门两地回归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其实也不容易，或者可以用颇费一番周折来形容。在香港回归之上，曾有不少英国人叫嚣同我国开战，以非和平谈判协商的手段解决香港主权和治权问题；
在澳门回归之上，葡萄牙曾经表态可以帮助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主动归还澳门。只不过，我国需要答应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国可以收回澳门主权但却不能拥有治权。
也就是明面上澳门是我国领土，称呼也是中国澳门，但实际澳门仍由葡萄牙人来治理。澳门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要由葡萄牙人来决定。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把表面上的面子还给我国。
但澳门的发展收益仍是葡萄牙的并且澳门各种制度仍然要遵循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这会的时间是1976年。也是澳门问题正式提出的时日。不过，葡萄牙方面却很是重视这件事情。
1976年时任葡萄牙总统的埃亚内斯与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中葡关系和澳门问题进行专门磋商。协商的内容当然是主权、治权和哪种方案的选择对于澳门的前途和未来比较好。
在这里需要提一下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对我国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申明，对于香港澳门等历史遗留问题，会在时机成熟时通过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
在此之前则需暂时维持现状。但澳门总督误以为新中国软弱可欺，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挑衅。其实澳门总督的挑衅是有缘由的，那就是西方国家对新生的新中国满是敌视态度。
澳门总督敢于这样做就是仗着背后的西方国家做好了同我国开战的准备。1952年7月的澳门葡兵蓄意挑起“关闸事件”和1955年澳门总督公开宣称将澳门改为“澳门省”都是如此。
最直接同时也是最伤人的一件事是澳门总督计划举办“澳门开埠400周年纪念”庆祝活动。要知道，葡萄牙人占领澳门本就是无数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更别说葡萄牙人的手段很卑劣。
一开始葡萄牙人宣称商船搁浅，需要在澳门休息以做暂时调整。但发展到后来，葡萄牙竟然仗着西方列强在对上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拥有完全优势而同清政府签订《中葡里斯本草约》。
当然，在此之前葡萄牙虽然是以每年缴纳租金的形式“合法占领”。但其实这样与强占无异，只是在面子上更加好看些而已。葡萄牙缴纳的租金大清不缺，更别说后来葡萄牙还不给了。
这一庆祝活动激起了我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但西方却在此时说，我国不敢用武力收回香港澳门。之后我国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从没有忘记澳门，不用武力正是不想再119ot.ny440.cn给澳门带来伤痛。
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也开始注意到香港澳门有在国际上被其他国家误认为殖民地的错误做法。我国向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提交了相关说明的备忘录。
指出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殖民地的范畴。我国政府的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解决问题的时机还未成熟。
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公更是将香港、澳门回归这一前人未竟之业，视为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埃亚内斯在与我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谈论澳门问题时也提到了所谓的主权换取治权的条件。
但邓公知悉后，坚决表示不同意。因为主权换治权的教训，清政府已经感受到了。虽然清政府和葡萄牙签订的条约里有：未经大清国允许，澳门的主权不得由葡萄牙转卖给其他国家。
可是腐朽无能的清朝在实力最为薄弱的时期里很明显是无法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的。因此葡萄牙提出的这一条件很明显不怀好意。其一是不觉得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会变强大；
其二是等到时机成熟，也就是葡萄牙国力强盛而后我国国力衰弱之时再趁机“强占”。如果要收回澳门，主权和治权二者缺一不可。但邓公考虑到了葡萄牙的顾虑便想出了折中方案。
那就是澳门香港回归后，采取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并且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基本不变，这一期限是50年。邓公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让我国在谈判中占据主动。
葡萄牙对于我国收回澳门主权、治权也没有了意见。但是双方在谈判上也花费了很长时间，来回拉扯了很久。1986年6月30日，中葡双方在首都北京展开了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
和中英谈判不一样的是，中葡双方在澳门主权问题上的分歧不大，分歧比较大的是我国收回澳门的时间。葡萄牙人认为以我国现有的条件在20世纪收回澳门，对澳门的发展不会太好。
因此主张是否可以放缓一些时限，比如到21世纪时再选择收回。但一直关注谈判进程的邓公斩钉截铁地说，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纪。
葡萄牙看到我方态度如此坚决，也就不再坚持。最后双方在谈判中确定1999年12月20日为澳门回归日。本来葡萄牙想在最后一天交还，但后来葡萄牙做出让步，时间提前了11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