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林彪挨的那一枪，是没事瞎逛荡造成的？否，是在执行毛主席的密令》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太原失陷后，国民党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纷纷后撤。
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八路军贯彻了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不退反进，杀入敌后，利用太行天险建立起新的抗战支点。
其中的129师在涉县东阳关下的响堂铺给日军来了个迎头痛击，并截取了日军将在4月上旬“由潞安(长治)以北400华里内”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的绝密情报。
朱德、彭德怀亲自制定作战方案，在武乡东长东村一带歼敌25旅团117联队2200余人，歼灭了该九路敌军中最骄纵、精锐的一路。
该战一击奏效，全局震动。
其他诸路敌军仓皇后撤。
我军各部奋起追击，先后收复县城18座，共歼敌4000余人，将敌人驱出了晋东南。
此后，朱德、彭德怀放手分兵，八路军的三支主力在山西大显神威，分别控制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的山区和乡村，从而使得中国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由强有力的正规军开辟和支持的敌后战场。
接下来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到了24万人，控制了华北的103个县，带领着敌后3900万民众抗击着在华日军的2/5以上。
蒋介石如梦初醒，把对八路军在敌后收复大片失地的赞扬转为忌恨，急切想从八路军的手中夺去对河北的控制权。
1938年5月，他给曾以军法执行总监身份担任副审判长审判韩复榘的鹿钟麟委了三道官衔：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游击总司令，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将触角伸向冀中、冀南。
另外，又让军统特务头子康泽的推荐的狗肉朋友、自称河北民军总指挥的张荫梧为河北省民政厅厅长，一同把持冀南。
在此国共合作期间，鹿钟麟沿途有八路军护送，顺风顺水地抵达了冀南南宫，趾高气扬地召开第一次省府委员会。
在这次会议上，鹿钟麟和省府委员兼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发生了激烈冲突。
杨秀峰乃是我党党员，原为北平著名的大学教授，“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跟随我129师参加了冀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鹿钟麟一到任上，便宣布要将八路军开辟的20余个县作为河北省府属地收归国民党管辖。
张荫梧更是张牙舞爪地扬言要撤销冀南行政公署。
杨秀峰对此予以坚决的抵制。
不管如何，鹿钟麟在河北的一连串大动作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1938年11月，日军突如其来地对冀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扫荡。
鹿钟麟闻风而逃，率自己的班子仓皇转移到衡水乡村。
杨秀峰则部署所部掩护民众有组织、有计划地撤离，率冀南公署转移至巨鹿。
日军在八路军各部袭击下退去。
张荫梧率部抢先回城，纵手下匪众抢掠民财。
鹿钟麟神气复现，四下发布公告，指称“杨秀峰逃亡，不知所踪”，宣布撤去杨秀峰的冀南公署主任职务，并以省府和民政厅的名义，到处委派县长。
一时间，在冀南行政公署下辖的20几个县内，一个县出现了两个县政府、三个县政府的现象，处处在上演“双包案”、“三包案”。
蒋介石对鹿钟麟的表现大加赞赏，加委鹿钟麟为冀察战区司令。
鹿钟麟更加得意非凡，从演“双包案”发展到了公开袭击八路军驻地。
端的是无法无天，不可一世。
1938年12月下旬，蒋介石在西安召开西北和华北将领会议。
彭德怀在会上历列数鹿钟麟、张荫梧的种种丑行。
蒋介石含笑不语。
实际上，在一个多月后，蒋介石便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制定和下达了诸如《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等一系列防共反共方案。
鹿钟麟的干劲更足，又把手伸到冀中、冀西，从演“双包案”到演“双专员”、“双专署”，叫嚣“八路军一定要交出政权才行”。
说来也巧，日军在这个时候集中了3万余兵力大举扫荡冀中、冀南。
鹿钟麟大惊失色，赶紧带领他的班子躲进太行山去了。
彭德怀冒险东行，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在河南省南乐县境与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相会，说是准备到南宫与鹿钟麟会谈，听说鹿钟麟已逃，忍不住失声笑道：“这个鹿钟麟，他上次胡说杨秀峰‘不知所踪’，撤了杨秀峰的职。这次，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施于彼身’宣布他‘不知所踪’撤他河北省主席的职。而且，他不是喜欢演‘双包案’吗？我们就和他对演。”
日军退去后，国民党当局以河北省政府的合法名义向八路军“收复失地”，策动河北民军张荫梧、侯如庸、王子耀等部向八路军发动武装袭击，6月21日，还制造了“深县惨案”，,致使八路军死伤达400余人。
彭德怀忍无可忍，于8月17日下令129师、晋察冀军区和冀南部队对张荫梧、王子耀等部实行反击。
则国共双方在河北的军事摩擦越演越烈， 1940年春，爆发了打朱怀冰部的反摩擦战役。
对于这个反摩擦战役，毛主席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无限伤感地对彭德怀说：
“苏联和德国订了个互不侵犯条约，有一条叫做互通情报，而你连个情报也不给我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