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2年,即明孝宗弘治五年,由西班牙政府资助,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哥伦布原来的目的地是中国。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中国游历,他回国后写成《马可·波罗游记》一书。此书出版后影响很大,因书中提到中国的财富非常多,引起欧洲人前往中国的兴趣。例如该书说中国人烧开水,只要在地上把黑石一烧便成,13世纪欧洲对煤的使用还不普遍,他们对中国人用煤感到很稀奇。中国人用煤有相当长久的历史,过去山西东部便有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传闻炼石就是用石炭(煤)做燃料,而山西东部正是煤矿储藏丰富的地方。欧洲较早用煤的国家是英国,在1540-1640年,因为普遍用煤而引起工业方面的进步,曾被称为“早期的工业革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还指出中国的大汗(元朝皇帝)非常有钱,随便用一张纸,上面打一个印,便可在市场上买东西。这就是钞票的使用。其实钞票早在宋真宗在位时(998-1022)已在四川使用,但普遍使用还是从元朝开始,这时欧洲人还不知道使用这种信用货币。

由于马可·波罗的影响,往后欧洲人向外发展时,总希望能到中国。当时欧洲人已相信地球是圆的,所以当葡萄牙人向东航行欲到中国时,西班牙人却向西航行,认为也可到达中国,不过事实上哥伦布到的是美洲,后继的人仍航向东方。西班牙人于1565年以墨西哥为根据地,横渡太平洋,开始占领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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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

西班牙因为要加强帝国内部的统治,而当时他们以墨西哥为据点来统治菲律宾,需要加强菲律宾与美洲之间的联系,故以大帆船(galleon)航行于美洲与菲律宾之间。此种船载重小的是300吨,大的1000多吨,最大的2000吨,船由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Acapulco)出发,沿太平洋南边向菲律宾航行,为时8-10个星期。在菲律宾停留一段时间来装卸货物,然后回航。但因风向往北走,经过北太平洋,沿加利福尼亚往南回墨西哥,为时4-7个月,视气候而定。这种大帆船每年有1-4艘来回航行,而以2-3艘为最多。因为西班牙大帆船航行于美洲与菲律宾之间,所以当时太平洋又被称为“西班牙湖”。

由美洲开往菲律宾的船,载有各种不同的美洲物产,以白银的价值为最大。美洲银矿产量,自16世纪大量增加,银的价值相对地降低;而在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国,银的价值却非常昂贵。明朝政府于洪武八年(1375)发行大明宝钞,到了明中叶前后,由于发行量激增,价值低跌,人民拒绝使用,而改用白银来交易。为着要维持宝钞的价值,政府一度禁用银作为货币,然而民间还是继续保留银子而拒绝用钞。到了英宗正统元年(1436),政府改变政策,征收“金花银”,规定在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水道交通不便的地方,人民用银代替实物来缴纳田赋,每4石米、麦改用一两银子来缴纳,称为金花银,此后政府每年得到100多万两银子的收入。政府征收金花银,有一必需的条件,就是准许人民用银作为合法货币,假若不许农民卖米、麦换银,何来白银交税?因此1436年金花银的征收,表示自这年开始白银成为合法货币。这种情形一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才发生变化,因为是年中国取消以银为法定货币的政策,改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交通银行发行法币,银子必须换成法币才能在市场上交易。故中国使用银为货币,约500年之久。

中国在明中叶前后开始普遍用银做货币,对银的需求大增,然而中国银矿产量有限,不能满足用作货币的需求,由于供不应求,银在中国的价值特别高涨。来往于菲律宾与美洲之间的西班牙大帆船,把太平洋东西两岸两个银子价值不同的地区联系起来。美洲银多而价低,中国银少而价高,西班牙大帆船便以菲律宾为媒介来加以联系。当时菲律宾因原住民文化水平低下,经济落后,西班牙人在菲岛日常生活的消费品,不能从当地得到满足。但距离菲律宾约600-700英里的中国,物产丰富,故有不少中国商船由广东、福建开航往菲律宾,把货物卖给西班牙人。除了生活消费品,尤其重要的是西班牙大帆船回航美洲时,必须找到较高价值的商品运回出售,才能负担大帆船在太平洋上继续航行,这种情况长达250多年。这种商品在菲律宾找不到,虽然菲律宾也有些物产,比如麻,但价值低下,如大量运往美洲出卖,而销路不好,赚不到钱。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人发现中国商人运来的生丝及丝绸,若大量运销美洲,可获得不少利润,同时这些商品也可负担远程的运费,故每艘大帆船自菲岛回航时,都载满生丝、丝绸等货物。于是中国江浙太湖地区生产的丝与丝织品大量外销,换到了不少银子。银与丝遂成为西班牙大帆船在太平洋上长期航运的主要商品。

在16、17世纪,秘鲁波多西是当时全世界银矿最丰富的地方。此地海拔4100米,因为地势高,故开矿排水没有问题。同时这个银矿的矿砂含银高达50%,地面矿脉长90米,宽4米,而且露出地面,故开采比较容易。1575年以后的25-40年间,此地银产量占全世界银产量的1/2或更多。出产的银大部分运往西班牙,不过到西班牙帝国扩展至菲律宾以后,情况有了改变。因为西班牙人发现银运来东方之后,购买力更大,故运到菲律宾来与中国商人做买卖。在西班牙人到达菲律宾200年后的1765年,有一西班牙官员指出:过去自美洲运到菲律宾的银子价值超过2亿西元,然而当时仍然留在菲律宾的只有80万西元,毫无疑问,这些白银大部分都流到中国去了。另外有一估计,从1571年(明隆庆五年)至1826年(清道光六年),前后250多年,自美洲运到菲律宾的银子价值共约4亿西元,其中有1/2流入中国,但这项估计可能仍然偏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著的The Wheels of Commerce(N.Y.,1986)引用两位法国学者的研究,其中一位为谢和耐(J.Gernet),他认为在1527-1821年之间美洲出产的白银,至少有1/2流入中国;另一位为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他则认为可能是1/3,而非1/2。布罗代尔说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是可以相信的,因为同样一两黄金,在美洲换到的银子,约为在中国换到的两倍。

西班牙人自美洲运银往菲律宾,可以购买大量的中国商品。虽然菲岛西人有时和中国人发生冲突以致贸易停滞,但仍有葡萄牙人作为中介来经营中菲贸易,故银子长时期大量流入中国是没有问题的。有感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运往中国,在1638年,有一位西班牙海军军官说:“中国皇帝能够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另一位意大利旅行家在17世纪曾记载:“中国商人曾称呼西班牙国王为‘白银之王’。”但此说在中国的记载中找不到证据。

由于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中国国内银的流通量自然激增,故明中叶后国内各地市场上能够普遍用银做货币,政府于是废除实物租税和徭役,而改为实行以银纳税的一条鞭法。

16、17世纪是欧洲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就是财富,而当时货币以白银为主,可是白银却大量运往东方去。在1591-1600年,每年由美洲运回西班牙的银子(内有一小点黄金),价值约为700万西元,可是到1651-1660年,每年运回西班牙的,只有100万西元左右。此种运回西班牙的银子减少的情况,原因有许多,如美洲银矿长期开采,产量自然减少,或银矿越掘越深,运出矿砂的运费增加,等等,都会造成银产量的减少。还有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经济自行发展,货币流通的需求也增加,故好些银子被留在美洲,没有运回西班牙。但当时的西班牙舆论却认为,银子大量运到中国,是运回西班牙的银子减少的主要原因,西班牙人认为长此下去,对西班牙很不利。因此有人建议放弃菲律宾,免得白银继续大量流入中国。另有些人要求以菲岛与葡萄牙人交换巴西,因为当时美洲大部分土地属西班牙,只有巴西为葡属,故主张以菲律宾换巴西。又有人建议把航行于菲律宾与美洲之间的大帆船航线取消。这些建议当然没有办法实行,因为有好些西班牙人主张保留菲律宾。在军事方面,西班牙人认为在太平洋上,菲律宾可作为西属美洲的前哨,若太平洋有敌人攻打美洲,菲律宾可保卫其安全。当时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以多明尼哥派为主,他们认为要以菲律宾为据点,把天主教教义传播给东方各国,不应放弃。无论如何,菲律宾还是被保留下来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直至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为止。

上述美洲白银之所以流入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丝货向美洲大量输出。在1636年以前,每一艘船从菲律宾回航美洲,载有300-500箱的丝织品,但到了1636年,有一艘船的丝织品超过1000箱,另一艘多至1200箱。每一箱的容量,以1774年的船为例,有缎250匹、纱72匹,重250磅;另有些箱子载长筒丝袜或番袜1142双,重230磅。1587年正值英国与西班牙交战时期,由英国卡文迪许(Thomas Cavendish)统率的希望号船,在加利福尼亚附近海洋上和一艘西班牙大帆船交战,结果西船战败,船中载运的中国丝绸等物,成为英人的战利品。英船于翌年(1588)回航英国,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曾上船参观,对船上华贵的中国丝织品印象非常深刻。这艘船的货物在马尼拉值100多万西元,若运到墨西哥出售则可获200多万西元,刚好是双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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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所用的航海图

当时美洲西班牙人所穿的衣服以及僧侣的法衣,都用中国丝绸来缝制。随着中国丝绸运美数量的增加,价格下降,连黑人、美洲原住民等穷人都可以买得起;在美洲的炎热低地,美洲原住民更喜欢用中国丝绸来做衣服穿,因为西班牙法律规定,一定要穿衣服,不能裸体。当然中国的丝绸运到美洲后,也有一小部分转运到西班牙去卖。

中国生丝运到美洲出卖,在墨西哥加工制造成丝织品。1637年有一报告指出,墨西哥因用中国生丝加工织造,而得到就业的人数,高达14000人。

中国丝绸生产成本低廉、售价便宜,因此在美洲市场上给予西班牙制造的丝绸以严重的威胁。西班牙南部生产蚕丝及丝织品,运到美洲殖民地出售,可是在16、17世纪,在秘鲁市场上,同样的丝绸,西班牙产品的价格昂贵到为中国的三倍。由于中国丝绸便宜,在美洲市场占有优势,西班牙丝绸便没有销路,结果西班牙的丝织工厂被迫停工减产,工人失业。当时中国丝织工业的生产技术比较进步,生产成本比较低廉,故能远渡太平洋,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打倒西班牙的产品。这种情况,在西班牙自然引起舆论的反对。因为向美洲输出的中国丝货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非常严重,有人提议禁止中国丝货运往美洲出卖。可是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提出反对,因为只有中国丝货才能使大帆船航线经营获利,以加强西班牙帝国内部的联系。西班牙政府折中处理,只好下令限制中国丝货自菲输美的数量,然而菲律宾与墨西哥的西班牙官员因为有利可图,还是纵容商人超额运丝到美洲,并没有严格执行。

中国的蚕丝工业有长时期发展的历史,而西班牙的丝织工业却因受当时物价革命的影响,物价上涨,工资增加,从而生产成本提高。另外也因西班牙本国原有天主教徒与穆斯林,但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政府驱逐穆斯林出境,而西班牙穆斯林原来大部分都是工业技术人员,把他们赶走,技术人才缺乏,工资自然提高,生产成本也跟着增加,故不能在美洲市场上和中国产品竞争。

由于中国丝货大量输入美洲,西班牙人在1592年,由菲律宾运到美洲货物的价值,超过从西班牙运到美洲的。西班牙派遣哥伦布探险因而发现美洲,美洲大部分是西班牙殖民地,两者的贸易关系当然密切,然而从1592年起情况显然改观。也就是说,由菲律宾转运到美洲的货物价值,超过由西班牙运往美洲的价值,太平洋航线的价值大于大西洋航线。

西班牙政府由于对中国丝货运输美洲的限制没有成功,又设法限制秘鲁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因为秘鲁银矿丰富,人民购买力强,而大帆船到达墨西哥时,秘鲁人便到墨西哥大量购买中国商品。所以西班牙政府下令禁止秘鲁船到墨西哥大量收购中国货物,免得后者销路太大。秘鲁也曾派船到菲律宾,直接购买中国商品,可是西班牙政府加以禁止,只准大帆船航行于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免得争相购买中国丝货,提高其价值,或使其销路变得更大。尽管如此,中国的丝货,由明中叶到清中叶,即由16-18世纪末,还是在这条航线上大量运往美洲出卖。

1557年葡萄牙人已占据澳门,而西班牙人到1565年才开始占领菲律宾。葡人以澳门为据点,要垄断中国丝绸贸易,故当西班牙船到达中国沿海,欲建立据点的时候,澳门的葡萄牙海军便使用武力驱逐西班牙人,因此西班牙大帆船只能在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航行,不能继续西行至中国,来与中国直接贸易。菲律宾与中国贸易的中间角色,只好由中国与葡萄牙商船负责,菲律宾变成转运的港口。随着中国丝绸及其他货物向菲律宾输入的增加,来到菲律宾的华人也越来越多,在1603年被杀的有25,000人之多。这些中国商人在马尼拉居住的地方称为Parian,西班牙文即“生丝市场”之意,在中国又称为“涧内”或“八联”,相当于唐人街。由此可以想象中国的大量生丝运到马尼拉后,在此地交易的情形。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经营中国丝货,运往美洲,利润很大,约为投资的100%-300%,有时据说高达1000%。因为从事丝货贸易能获得这样高的利润,所以除了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秘鲁人、墨西哥人也争着到菲律宾市场收购丝货。既然秘鲁人与墨西哥人在那里竞争收购丝货,利润自然就降低,中国丝价便提高,运回美洲后利润降低至不足100%。在菲律宾殖民的西班牙人,当然反对秘鲁人与墨西哥人到菲律宾来和他们竞争。因此西班牙政府规定不准秘鲁人与墨西哥人到菲律宾从事贸易。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威胁西班牙政府:假若秘鲁人与墨西哥人再来,他们便放弃菲律宾。同时西班牙政府又规定,任何人到菲律宾,必须有人担保他在殖民地居留八年,或成为殖民地公民,免得他们只到菲律宾进行贸易往来。

从汉朝开始,中国与罗马帝国间的欧、亚陆路通行,号称为丝绸之路,我们可以把它和以菲律宾为媒介的中国与美洲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做一比较。当时的陆上丝路,由中国西北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新疆、中亚,最后到地中海沿岸,经过沙漠、高山、草原,也有部分商队在到达波斯湾后再由水路及陆路前往罗马帝国。在沙漠上有30匹骆驼的骆驼队,一共运载9吨商品,但驼步甚慢,故陆上丝路贸易由于运输量小,输出也很有限,因此西方史家在说到罗马帝国的衰败时,提及中国丝绸在市场上出卖,丝与黄金价值相同,一磅黄金换一磅丝。据说凯撒穿一件用中国丝绸缝制的衣服,被批评为太过奢侈。由于交通困难,运输成本高,导致贸易规模很小。15-16世纪新航路发现后,海上丝路规模远大于陆上丝绸之路。每一艘西班牙大帆船由300-2000吨重不等,运输丝绸的数量当然非常之大,而且海运运费比较便宜,再加上中国过去蚕丝工业发展,生产技术进步,成本低廉,以便宜的价格大量运销于美洲市场上,使丝绸成为美洲大多数人生活的必需品。这和罗马帝国时代的陆上丝路显然有天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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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全汉昇著《明清经济史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全汉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