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郭亮：《权力的图像：近代的中国海图与交流》，商务印书馆，2024年8月，序。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注释略。
明清两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国家、社会和民众在中西交流来临之时，与外来的文化与思潮不断发生着接触与碰撞，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对待与航海国家的交流具有一种复杂的态度，短暂的海上航行和较长时间的海禁与封闭是这个时期的基本状态。然而，在这个时期的舆图、海图之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个充满交流、纷争和权力的世界，舆图的历史，与其背后所隐含的信息就像历史所演绎的故事一样精彩。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人在航海和开拓未知大陆方面具有强烈的兴趣，他们在浩瀚的海洋之中探索世界和获取利益。同时，作为航海活动最重要的支撑基础，海图测绘伴随此时的航海活动兴盛起来。航海强国无不是测绘海图之强国，最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荷兰、法国和英国。欧洲诸国从17世纪以来，对全球的陆地、海洋和国家疆域都做了持久和深入的勘测，有专门的绘图和藏图机构，有各种门类的测绘制图师跟随商船和军舰完成海路航线的勘测，并最终在系统化的制图工场中进行刻版、印刷和出版。海洋地理知识的传播在此时也达到了一个高峰，17世纪欧洲制图水平最高的国家是荷兰，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海外测绘和制图支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获利丰厚的贸易航行将无法实现。荷兰也正是凭借着一流的航海与测绘，才能够在晚明时期占据台湾达38年之久。另外一个例子是19世纪的英国，皇家海军也正是借助当时居于领先的海图测绘，建立了广泛的全球海外殖民地，并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学者菲利普·霍夫曼（Philip T. Hoffman，1947— ）认为火药技术是欧洲征服世界的主要方面，不过如果没有航海技术和海图的指引，恐怕连到达新大陆也无法实现。
如何看待中国的航海与测绘历史？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中国航海有资料记载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对勿里洞沉船的挖掘就发现了一艘公元830年前后行驶于中国至中东航线的阿拉伯帆船，装载着包含中国唐代长沙窑、越窑、巩县窑等多个窑口出产的陶瓷。及至明代，在郑和多次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之后，中国却又突然退出全球航海舞台，这令世界备感惊讶。与郑和的航海相比，早期葡萄牙人的探险规模既小得可笑：只有几十个船员，而不是成百上千；且又不体面：有兔子、蔗糖和奴隶，甚至没有从其他王室那里获得礼物。但是事后看来，1430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就是在这个时候，西方才变得有可能主宰世界——此时航海技术与海图测绘的发展将几大海洋变成了高速通道，连接起整个地球。
葡萄牙的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1394—1460）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明英宗却将这个机遇拒之门外，从这里开始，世界的命运就依赖于这两个君主所做的决定。如果不是明王朝过早地放弃了海洋，那么葡萄牙和奥斯曼帝国在东南亚开战绝对是难以想象的事。在郑和船队所绘制出的海图中，正确的路线被仔细地确定，洋流、盛行风和水深也被仔细标注。通过罗盘防卫图，依据特定时间天空中太阳和指向星的位置，地图绘制者能够以令人吃惊的精确度标出15世纪的海上航线。然而这一切，都在之后的岁月中被丢弃和遗忘了。
本书的考察时间是自晚明时期开始，这时来自欧洲的交流活动已在中国逐渐开始：西方人士已先后来到中国，地图是传教士“合儒补儒”传教策略当中的重要一环，耶稣会士们善于绘制《世界地图》，用西方的科技和中国的上层社会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初步的交流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中国的海岸线长达一万八千余公里，明清政府在不同时期虽有海禁政策，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就是中国沿海与域外的交流或冲突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所以，自晚明到清代以来，有关中国的海图首先和域外的交流相关，且不说曾经长期困扰明朝东南沿海的倭寇，葡萄牙与荷兰都在晚明时期就来到了中国。及至清代，中国与海外各国仍然维持密切交往，基本上依靠着商贸往来，尤其是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古代传统舆图有关海图的绘制在明清两代达到一个高峰，长期的海禁政策使中国人已没有机会驾船探访世界，所以中国沿海与海图的绘制均是以防御性的绘制为主，这就形成了它的主要特征，即从一个静止的闭合空间之中构建虚拟的海岸屏障，虽然这往往和实际的沿海防御情况并不一致。
明代倭寇侵扰严重，对明朝的沿海各省造成极大的危害，这个时期的海防著作与海图基本是以防范倭寇和海盗为中心。来自欧洲各国的航船也在此时抵达中国沿海，海图技术的不断更新使葡萄牙、荷兰等国家获得了远航的实力，以实现迫切来到亚洲获取巨大贸易利润的期望。和以往的认知不同，我们在厘清具体史实的时候，就会发现中西方的海图测绘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关系竟然如此的密切。
“海权论”的提出者，海军战略及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认为：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最先声夺人和最显而易见的特点是其重要的通道。通过海洋，人们可以到达世界各地，尽管海洋有各种常见和不常见的危险，但对于旅行和运输而言，海上交通一直都比陆路交通便捷、经济。荷兰商业贸易的发达不仅仅是因为它拥有海上运输，还因为它拥有无数条安全、稳定的海上航线。影响各国海权的主要条件包括如下方面：一、地理位置；二、自然结构，包括与之有关的大自然的产物和气候；三、领土范围；四、人口数量；五、民族特点；六、政府的特点，包括国家机构。衡量海权的发展程度，并非一个国家拥有领土的总面积，而是它的海岸线长度和港口特点。而更重要的是“海权”的获取与支配，16—19世纪来到亚洲与中国沿海的商船与军舰都成功地实践了这一理念，不但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还建立了海外殖民地。
有赖于此，欧洲各航海强国极为重视对亚洲和中国沿海的测绘。在本书三部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众多且各式各样的欧洲绘制和中国本土绘制的沿海区域海图。从最初的接触和勘测，直至能够准确绘制出中国海图、分省的局部海域海图和写景式的战争观测草图等，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不断修正。明清以来的历史书写，往往使人们被重要的历史事件所吸引，围绕着来自沿海的侵扰、交流、贸易和战争，发生了一幕又一幕人们耳熟能详，却也很陌生的故事，始终处于防御状态的中国海疆不断地经历着考验。严格意义上来讲，明清时期实际上并没有漠视海疆事务，政府的防务与系统设置也并没有荒废。晚明时期，明政府开始关注东南沿海所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台湾海域一带：“有明之季，海疆多事，始戍澎湖。澎湖为台湾外府，群岛错立，风涛淜湃，舟触辄破，故守台湾者重澎湖，而妈宫为之纽。万历二十五年，增游兵。四十五年，复增冲锋游兵，左右各置小城，列铳以守，曰铳城。”明代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都不断遭到倭寇袭击，但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甚至葡萄牙舰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国家并没有构建一个长期稳定的海防事务政策。突出的表现是明初期最为关注海防，兴建了为数众多的沿海卫所，而在明中期之后则数量很少，这也体现出对沿海防卫的国家策略变化。任何地图的绘制实际上都是一个主观过程，历史上的舆图演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的制图模式至少在明代，已逐渐不局限在固定的方志模式，而是出现了微妙和多元的变化。清代海疆管理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中最为严格和系统化的阶段，从朝廷专门设置管理舆图的机构、多次组织全国大范围的国土勘测到沿海各省官员对海疆事物的汇报制度，都能感受到这种国家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也从大量各省海域手绘海图之中，从不知名的中国海图制图师笔下的海图中，了解到国家意志。
从晚明至清代，中国的沿海问题，也始终围绕着防范外国舰船各种方式的到访和接触。故而明代的海图与倭寇和海盗侵扰关系密切，清代的海图则和海防、海战及贸易相关，尤其集中在中国东南部各省。由于清廷与欧洲国家在贸易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朝是如何失败的？是否中国海防过于羸弱，以致国家完全无力抵抗来自海上的军事打击和之后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事实可能并非完全如此。当中国与欧洲人开始接触时，中国所参照的是它过去与异族（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打交道的办法。例如，允许外国人居住在中国境内某些特定地点，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享有治外法权，这些在清代国家处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时，都是可以接受的。一如明代一样，在洋务运动之前，朝廷都没有考虑过建立国家海军。而到了19世纪，英国在欧洲已经崛起，其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始终保持着规模相当于他国海军两倍以上的强大海军，而实际的战斗力可能超过任何别的三支或四支海军，基本上相当于除其自身之外的世界其他所有海军实力的总和。处于封闭系统之中的清代水师，缺乏海战沿海防卫的经验，他们很难去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国家对海疆事务的严格管理在清代已经实现。清康熙、雍正和乾隆几朝皆是皇帝直接过问海疆事务的管理、图绘和防卫，在宫中设立绘制地图的专门机构——“舆图房”，也以国家名义召集传教士绘制全国地图。在大量的沿海各省官吏进呈的奏折中（皇帝本人往往会亲自批阅），展现出了一个隐形的国家海域管理体系，对在各辖管海域所发生的事件，事无巨细均须上报。此时中国的制图师们，也在为国家海防系统绘制着中国的海图舆图。清代的海防图应是中国历史中数量最多和绘制最为深入的，这与国家对海疆事务的重视相关，可以说，国家的海疆理念已随着制图师的笔进入到众多的海防图之中。及至18、19世纪，欧洲人来中国的频率大大提升，海上航线几乎是唯一路径，这时欧洲海图与清代海防图呈现出一种对比，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非科学化的方志舆图依然在延续，另一方面则是建立在科学勘测之上的近代科学海图的出现，这与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所面临的军事技术差异相类。
晚清时期所经历的一系列海上冲突结果均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通过比较我们看到例如英法这些国家在与清廷的海战之中，对战前的地形勘测、地图绘制之重视，反过来这些技术又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之成败。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大举引进了大量西方科技及各类西方著作文献，培养了一批留学童生，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西方科学体制，有助于中国走上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然而最终洋务运动却难逃失败之命运，因清军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沉重打击了清廷之信心。“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否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学习？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否开创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西方人并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时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就在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渗透，虽然他们远渡重洋目的是前来解救人们的灵魂而不是推销他们的科技，但他们却非常眀白，好礼物（科学）能够使客人更加受欢迎。在明清的皇室和官员阶层中，《世界地图》是非常受欢迎的高级物品，然而这些中国舆图所未能涉及的广阔世界并没有激发中国重新回归海洋的热情。即使是在洋务运动中，有关西方海军技术中的测绘科目学习，似乎也仅仅出现在文本条例之中。晚清政府官员已知晓中国在海防方面与西方技术上的差距，铁甲舰与大炮非常重要，但是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地图测绘的战略价值。在《北洋海军章程》第五项里，虽然专门列出地图舆图的绘制科目，招考学生也参照泰西各国水师学堂模式，北洋仿效英国教学章程，学生在堂四年应习功课有全面的算法科目，但从实际应用来看，收效甚微。
实际上，欧洲的制图学发展与它的科学发展密不可分，并非在短时期就能够一蹴而就。清代所建立的国家海防体系是一个海图与文本逐渐剥离的系统，清中后期时，无论皇帝还是大臣们几乎都习惯从文字中来了解事态的发展，以至于海图到了后期越来越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图像。皇帝批阅奏折时，很可能看不到相关舆图，而地方的海（防）图只在一线的指挥官手中，例如当1841年英军士兵攻陷虎门时，在水师提督关天培卧室所发现的海图。到晚清时期，作为海防基础图示的应用范围还难以达到之前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当时英法海军的程度。而这时的英法诸国，已经将全方位和更精确的实测海图熟练地应用在前往中国的海路、与沿海城市进行的贸易和一次次的军事打击之上。近代的国家、社会和科技发展无疑是一个更大的话题，而这些却与海图的绘制、功能与影响具有直接关系，当我们在观赏清代绘制的一幅幅精美的海图时，恐怕无法将它们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海上威胁联系在一起。和以比例尺、方位、经纬度及水深参数的欧洲海图相比，中国舆图却营造出了一个具有山水画一般的诗意理想场景，正如16世纪佛兰芒制图大师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所说的那样，每一幅地图都呈现了一件事，也正因为如此而没能呈现另一件事，以一种方式呈现了世界，也因此没能以另一种方式呈现。
近代海图在中国与西方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和它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也揭示出这一历史时期，决定中国和域外世界产生变化的诸多内在因素，例如科技的发展、知识与信息的传递、航海与海军实力以及国家的政治管理水平等。这些方面往往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有趣的图像与社会之链：从皇帝或者地方执政官的态度（清代尤甚）、国家的海防政策、海防卫所与戍卒、海图制图师、绘制海图到海图的呈现，这个链条也可以回溯，例如康熙帝最关注海图和海疆，他多次主导了大型的国家测绘计划，并且也看到了完成的海图与地图，他在谕旨中对编修舆图的官员说道：“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阢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清代在康雍乾时期取得了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迅速，社会保持着富裕和有序的状态。与这长达115年的繁荣期相对应的，恰好是中国古代最关注舆图和大规模绘制沿海海图的时间段，这难道是一种巧合？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16—17世纪的荷兰和葡萄牙，18—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这些航海强国在国家与社会迅猛发展的时期，都无一例外也是海外航行和海图测绘的高峰阶段，在这些案例中，海图与国家发展之间“隐含”的关联演变成一个个图示化的线索，在本书之中，将围绕着这些线索进行深入的讨论。
本书也详细考察了在明清时期先后来到中国为贸易、勘测和殖民服务的欧洲制图师及他们绘制的中国海图。17—19世纪之间欧洲和中国本土绘制的中国海图，提供了有关中国海疆范围“第三方”的客观图像文献和历史档案，这些文献有助于梳理当下有争议海域归属的划定。从明代到清代的海图绘制中，也可以发现诸多岛屿，比如钓鱼岛、东沙群岛、南沙和西沙一带的中国岛屿，都有绘图和记录，这不但出现在明人和清人所绘的舆图中，也被当时的欧洲国家制图师所绘制和明确标记而出。法文中国海（Mer de la chine）或大明海，自明代至清代是西方人在中国海域所使用的文字标记，它的涵盖区域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在本书中，对于欧绘中国海图之中涉及海岛地理边界的划分也做了论述，这些由“第三方”绘制的海图，作为历史文档的古代舆图和海图具有充分的文献定位意义，因为这就是当时国际社会对海域划分的基本共识。地图作为国家档案，对有争议岛屿的佐证作用不是在今天才有价值，晚清时期的东沙群岛归属的判定和回归，就是依据海图舆图档案起到关键作用。对海内外的舆图档案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可以为有争议的海域归属问题增添历史的确定性。
中国海图的历史线索，从明代至清代映射出近代世界所发生的交流与碰撞，正如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所说，我们不能不依靠地图来了解世界，却又无法用地图完美地再现世界。中国沿海所牵动国家之力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在本书中对这几省的沿海防务、海图与战事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讨论，这些史实的呈现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看待历史。晚明到清末几百年的历史中，中国舆图也经历了一个从“静置而又浪漫”的封闭空间，转向了吸取西方科学测绘、去古代传统化的现代地图风格转变，然而这种转变过程却十分漫长。以中国为主导的舆图范式，也影响了亚洲各国的地理图像风格。在西方人不断依靠舆图进行航海、贸易和拓展海外殖民地之时，中国的舆图则越来越形式化和缺少实践意义，成为更加形式化而非实用的图示。在本书三部九章内，读者将会看到，自晚明以来，海图对中国产生了何种影响，对国家的管理与海权又将会起到什么作用。地图，从来都是人们对世界的主观理解与描绘，而制作地图的人可能就是改变历史的有名或无名的隐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