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将帅里，彭德怀与黄克诚个性非常鲜明，他们都属于铁骨铮铮之人，都属于刚正不阿之人，都属于坚持真理之人。而这样极富性格的两个人，却有着令人叫绝的交集传奇，有着令人称道的崇高友谊。
他们有着过命的交情
这种过命的交情，主要就是彭德怀曾救过黄克诚的命。
那是在中央苏区开展肃清“AB团”分子时，当时作为红3军团3师政委的黄克诚，因为抵制肃反委员会到师里乱抓人，因而被怀疑是“AB团”分子，就这样黄克诚被抓了起来。要知道，肃反委员会奉行的是极“左”的一套，被他们抓走意味着性命难保。而令人悲催的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大家都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敢怒而不敢言，都是束手无策。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军团长彭德怀挺身而出，他要求肃反委员会必须拿出黄克诚是“AB团”的证据来。彭德怀的这一“军”，还真把肃反委员会给“将”住了。最终他们在没有拿出证据的情况下，只好给黄克诚扣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但不管怎么说，黄克诚终于能够免于杀头。
有意思的是，彭德怀的这个救命之恩黄克诚当时并不知道。而在此后的28年里，彭德怀对此也只字不提。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黄克诚时，有人翻历史老账，提及彭德怀对于黄克诚有救命之恩。黄克诚才得知当年事情的原委。
另外，这种过命的交情，还源自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在政见上对彭德怀的支持。
原本上，黄克诚是在会议期间被叫到庐山参加会议的。他在明知彭德怀被“打倒”的情况下，明知支持彭德怀势必影响他政治命运甚至生命的情况下，依然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替彭德怀说话。并铮铮表示：“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的事”。
在那种大环境之下，这种替彭德怀说话的铮铮之言，完全可视为两人的另一种过命的交情与行为。
他们有着激烈的争论
彭德怀与黄克诚虽有过命交情，给人的印象也是二人非常合得来。但实际上，二人并不乏争论。甚至彭德怀在与众多将帅的交往中，由于与黄克诚工作中共事与合作的机会较多，因此，争论最多的也是与黄克诚的争论。
1932年10月红军打赣州时，黄克诚时任红3军团第1师政委。对于临时中央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黄克诚极力反对。而在一些问题上，黄克诚甚至与军团长彭德怀持有严重的不同看法。他甚至表示彭德怀“是半个立三路线”。赣州战役结束后，红3军团政治部专门召开了广昌会议，主题就是集中批判黄克诚的错误。但黄克诚据理力争，就是不服，就是不检讨。最终结果是黄克诚被撤销师政委之职。会后，彭德怀曾找黄克诚谈话，并提醒他说：“如果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但黄克诚则反问说：“我又不是哑巴，怎么能有话不说”。
在建国后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几年里，由于黄克诚作为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经常甚至天天与彭德怀打交道，两人因一些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难免有不同观点和看法，同样也有过不少的争论。
不过，他们都是共产党人，都是对革命事业负责，争论之中并不带有个人色彩。黄克诚曾形象地回忆说：他和彭德怀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但他们之间的争论从不伤及感情，他们之间谁输理，谁就会口服心服地表示接受。
他们有着彼此的欣赏
彭德怀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人，他对勇敢不怕死的军人总是高看一眼。而黄克诚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也很文弱，但这并不使他缺乏勇敢、并不使他缺乏铁血。
1930年5月，红5军攻打修水县城的战斗中，作为8大队政委的黄克诚，带头冲在前面。激战正酣时，黄克诚亲自上阵抡大刀与敌进行拼杀。后来彭德怀得知此事，对黄克诚说：“老黄，下次作战不许你也跟着抡大刀。要知道，你戴着那么大一对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很容易遭枪子”。
显然，彭德怀的警告中更多地是带有关切、带有爱护、带有欣赏。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彭德怀作为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黄克诚先是任副总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后来任军委秘书长。作为彭德怀最主要的助手，协助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足见彭德怀对黄克诚有多么的信任、多么的厚爱、多么的欣赏。
而同样，黄克诚对彭德怀的钦佩赞赏也是与日俱增。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后，彭德怀的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身份正式向全世界公开。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在给彭德怀的慰问信中这样写道：“敬爱的彭总：每当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困难。你就在哪里出现，你真不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彭德怀到“大三线”工作时，黄克诚曾连夜填成了《江城子》一词：
江城子 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眉岗。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晚年时，曾这样说道：“我和彭德怀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
黄老的话虽是简单朴素，但却深深地折射出了两人的崇高人格与崇高友谊。